“疫情大考凸显了生物安全对国家的重要性。”亚太生物安全协会主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病所”）原党委书记、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近日接受了《民生周刊》记者的专访，她表示，我国亟须加快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升生物安全方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
　　“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对于生物研究和生物安全的战略意义，学术界早有预言。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出血热、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再到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一系列猝不及防的挑战，让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生物安全”，一个在舆论中稍显陌生的概念，如今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2021年4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实施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全面有效实施生物安全法。
　　武桂珍出席了上述座谈会，她表示，“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安排，同时也具有全球意义。”据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将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里程碑式突破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这些重要表述备受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意味着生物安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从SARS到新冠肺炎，危机之下，更显生物安全建设之重。
　　“2003年暴发的SARS对我们国家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一个潜在的积极方面是，它启动了中国实验室生物安全体系建设。”SARS疫情期间，武桂珍作为现场监督组的副组长，战斗在抗击SARS第一线。
　　“我记得我去医院监督检查的时候没有口罩，整个医疗及疾控战线的同志们，笼罩在‘白色恐怖’下，大家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被感染。”
　　在她看来，面对SARS这种重大突发疫情时，未能及时有效鉴别出病原、分离出病原体，是疫情防控的最大短板。
　　“从那时起，我国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实验室监管体系建设以及相应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她介绍。
　　2004年，SARS实验室发生人员感染事件后，武桂珍临危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支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专业团队，并主持我国10余部生物安全领域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及修订，这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使中国实验室生物安全体系从无到有、从无序到规范科学，为确保我国无重大生物安全实验室感染事件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国家生物安全的基本支撑平台，也是疾病控制、科研、技术生产和公共卫生基本服务的重要保障。”武桂珍介绍。
　　“经历SARS后，我国在构建生物安全体系上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科研、人力等投入，就疾控系统、医疗系统、科研院所而言，对生物安全有了系统认识。” 武桂珍说。

向“疫”逆行

　　从抗击非典到援助抗击非洲埃博拉出血热，再到抗击新冠肺炎;从深入重灾区武汉到驰援绥芬河、哈尔滨、舒兰，再到三进北京新发地，武桂珍多次带领“国家队”向疫逆行，冲锋在前。
　　2019年12月31日，武桂珍接到上级通知，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立即组织病毒病所团队进入应急状态。
　　一场科研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战斗随即打响。
　　在“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无从知晓的情况下，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就疫情研判、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应急处置等各环节进行研究、安排，正式启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启动一级响应，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认清病毒，才能战胜病毒。
　　“科学家团队形成24小时工作制度，吃、住都在单位，展开病毒溯源、全基因测序等一系列工作。”武桂珍回忆，“当第一批样本送到时，我们早已做好准备，3个小时后，核酸检测提示该标本中存在一种冠状病毒;24小时后，病毒全基因测序完成，确定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2020年1月7日，仅用了5天时间，新冠病毒的第一张电镜照片出炉，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真面目—日冕样的形态，为下一步病毒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武桂珍介绍，整个过程，分离病毒毒株是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在病毒毒株分离过程中要保证绝对的生物安全，须在生物安全三级（BSL-3）实验室。”武桂珍说。
　　成功分离出病毒毒株，意味着什么？
　　“我们就可以进行灭活疫苗研发，此外，还可以构建用于研究的动物模型，开展药物的筛选、病原的致病性等一系列研究。”武桂珍介绍。
　　短短120个小时，武桂珍率领专家团队认清病毒，并通过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简称GISAID）网站第一时间将病毒序列分享全球，为全球疫情控制、疫苗研发、药物研究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科学防控，才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新冠病毒分离成功后，武桂珍带领病毒病所专家团队启动疫苗研发项目，开展了一系列科研攻关。
　　比如，在BSL-3实验室进行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由于灭活疫苗涉及活病毒的扩增，需要高等级的生物安全防护，但此前，國内尚无BSL-3等级人用疫苗生产车间。 　　武桂珍表示，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扛起疫苗研发重任，科学评估并化解病毒培养和疫苗研发生产的生物安全风险，创造性地将BSL-3实验室临时转化为疫苗生产车间。
　　“BSL-3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从而使其内部气体不会泄漏到外面，造成污染。”武桂珍说。
　　据了解，按规定，研发人员在BSL-3实验室工作最多不能超过4个小时，而防护服加上呼吸装置就有5斤重，一穿一脱要花费20分钟。
　　為与病毒竞速，研发人员争分夺秒、不分昼夜。
　　“在里面不能喝水，经常上火，嘴上长泡。因为长时间戴口罩和穿隔离服，脸上会留下很深的勒痕。”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研究员黄保英说，“不过我们天天这样，都习惯了。”
　　为了研发疫苗，武桂珍带领的疾控专家和疫苗生产企业的研发人员冲锋在前，反复进行实验研究，同时，主持完成了我国现行的《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为新冠灭活疫苗规模化生产提供了重要基础，才有了今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率先上市。
　　据了解，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冠灭活疫苗，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近200个国别的人群中使用，近日，又率先在欧盟获准上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公共产品。

现实挑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桂珍认为，与之前应对SARS危机不同的是，我国在处理重大疫情防控方面，有了明显提升。
　　比如，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接收首批标本后，迅速开展基因测序和病毒分离;完成了首个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并第一时间向全球共享;成功研发了核酸检测试剂;首个新冠病毒分离培养成功;开展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等一系列科研攻关。
　　尤其在疫情暴发早期，创新性地将BSL-3实验室转化为临时性疫苗生产车间，突破BSL-3实验室中的篮式反应器超密度培养、病毒快速适应性传代与滴度测定等重大技术难题，确保了实验室生物安全。
　　“从SARS后到现在，没有再发生过实验室重大感染事件，这是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
　　同时，武桂珍强调，虽然疾控系统已经建立了一支顶尖的生物安全团队，但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研人才仍严重不足。
　　尤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安全起步晚，关键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包括BSL-3实验室，能不能达到国际先进标准，还有待进一步考验。”
　　此外，在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提高公众对生物安全的认识，加快国际和国内的生物安全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生物安全工作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国家层面，给予法治方面的保障。
　　制定生物安全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立法任务，它是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法律，它的颁布和实施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进入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即将实施，武桂珍建议，在全社会要加大生物安全法的宣贯力度，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强化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对生物新技术的监管，避免误用滥用;同时，加强生物安全的支撑，完善应急物资战略储备，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提高人员素质，在“卡脖子”问题上取得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