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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郑科扬，1947年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先后做党的学运、农运、兵运工作。1953年任中共江油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6月后任绵阳地委青委副书记、共青团绵阳地委书记，1959年5月任四川省委主办的《上游》杂志社编辑。1961年6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1967年初中宣部被撤销，于1969年1月到宁夏干校劳动。1972年6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任研究室处长、室主任，中组部副秘书长。1988年9月调中央办公厅工作，研究员。1989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秘书组组长。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现为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审议专家。
史鉴（《百年潮》编辑）：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就创办了《理论动态》，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否定“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的先导。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又提议创办部刊《组工通讯》，为纠正“左”倾思想对组织工作的干扰，为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解放广大干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您是《组工通讯》的创办者之一，又是《组工通讯》的负责人，请您谈谈耀邦同志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创办《组工通讯》的？
郑科扬：耀邦同志是1977年12月由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支持、主导下，针对“两个凡是”，已经开始掀起一股波澜。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用了一个月时间抓领导层和中层干部的整风学习。这次整风学习，主要是围绕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东西给组织战线上留下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冲破“两个凡是”等思想阻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因为，中央虽然决定并部署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但举步艰难，阻力重重，必须从这里突破才能带动全国，加快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而要突破，必须重新确立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公道正派对待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是非功过。这个问题不解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如是与非、功与过，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分不清，怎么能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蒙冤受屈的好干部不能出来工作，亲属受累，人心不平，那么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顺利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根本不可能。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开展的这次整风，收到的效果很好。
整风工作刚结束，耀邦同志提出：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对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组织部也应该办一个刊物，在组织战线上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理论动态》是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时创办的。现在耀邦同志提出中组部要办一个刊物，指定时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的曹志负责谋划这个事情。耀邦同志指示，要办的这个刊物，是中央组织部办的部刊。为了办这个部刊，要成立一个部刊处。决定由我来担任部刊处的处长。
史鉴：要把《组工通讯》办成部刊，您作为这个刊物的负责人，一定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确定《组工通讯》的办刊思想、刊物特点过程中，您得到耀邦同志哪些指导？
郑科扬：耀邦同志首先要求我们好好研究如何办好这个刊物。研究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办得上层和下面的同志都愿意看。他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机关有两个刊物，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很愿意看，地方同志也很愿意看。一个是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一个是中央统战部的《零讯》。他要求我们研究一下这两个刊物的特色，但是在办刊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这两个刊物我都经常看，喜欢看。这两个刊物最大的特色是实事求是，观点鲜明，立足于反映当前面临的问题，包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如实反映，有相当的深度。当时，由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调研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这个事情，一个是彭吉龙，退休的时候是中央纪委副秘书长；一个是杨建生，退休时是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他任过部刊处副处长。我们一边调研，一边思考怎么来办好一个有特色的刊物。曹志同志直接指导，同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体现耀邦同志指示的精神。最后，确定刊物名称为《组工通讯》，办刊遵循三条原则：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掌握并且运用这个科学理论的思想和精髓去分析现实问题，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促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发声。这实际上是指导思想。那个时候，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不小的阻力，既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干部问题上的是非标准也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囿于长期以来那一套对路线斗争的认识，所以，当时实际工作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区分是非功过，而是直接联系到整个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文革”期间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造反派，还有些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同志，他们不可能积极平反他们制造、或经办过的冤假错案，因为纠正错误就意味着要否定自己。尽管当时恢复了一些老同志的职务，但只是少量的。加上思想上、理论上的误区还没有澄清，要冲破阻力，并不那么简单，很多事情不是说应当解决就能解决的，不是你说要实事求是大家就都会接受。特别是涉及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由于林彪和“四人帮”颠倒是非搞诬陷，毛主席搞不清楚，同意了。所以，只有从思想问题上拨乱反正入手，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抓住阻碍落实干部政策的突出问题、迫切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根本，用从地到天、就实论虚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正确政策与错误政策的界限；弘扬公道正派、刚正不阿的正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理论动态》更多的是谈理论，《组工通讯》不是理论刊物，但是又不能不通过思想理论分清原则是非，去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所以就定了这样一条：不是理论刊物，但要有理论色彩，要能够有助于人们掌握理论，解决落实党的政策重大原则是非问题。 第三，每一期抓住一个现实问题，发一篇典型材料，同时发一篇简短的思想评论，也就是就典型材料发表一篇具有较强思想性、针对性的言论。每篇言论必须言之有物，观点鲜明，文章要朴实，文风要正派，文字要精练，每期6—8个版面，不超过4000字。
这些确定后，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拿不定主意。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刊物究竟应起什么作用。要推动工作、推动思想解放，这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在办刊设想中写明要在组织工作战线上起指导作用，我们有些踌躇。经过反复研究后，大家认为，作为中央组织部的部刊应当起指导作用，但“指导”不能自封，要让实践来检验。所以不写起指导作用，而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一条报给耀邦同志，他很赞成。第二个问题是出刊定期不定期，怎么定期。这个问题很为难。部刊处编制是十人，开始时只有三四个人。办月刊、半月刊都不适应要求；办成旬刊、周刊，每一期写一篇高质量言论，这太难了。我们都缺少经验，功底浅，水平不高，都觉得要求太高，怕一时做不到。所以，设计没有写定期，写的是暂不定期出刊。
报告写好后，报送给耀邦同志。他很快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批给当时的副部长王常柏。但是批件一直没有回来。曹志问，怎么回事，批件拿到了么？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耀邦同志说可以了，可批件怎么没有退回来啊？我们琢磨半天，觉得耀邦同志可能希望刊物办成定期的。最后，我们商定将刊物定为每星期出一期，星期四按时出刊。将报告重新修改后报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
办《组工通讯》酝酿、提出的时间，是1978年的3月。经过短时间的准备，6月1日正式出刊了。
史鉴：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在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到中组部办了《组工通讯》。这两个刊物在党内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当时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您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些耀邦同志在办刊过程中对《组工通讯》是如何关心和指导的？
郑科扬：有一天，耀邦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刚一去，他就拿出一张便条，上面有他亲自用铅笔写的五六个题目。我一看他出题目，就高兴了，知道怎么弄了。那次，耀邦同志和我谈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是不是人少了，人少了可以慢慢调嘛。”我说：“这倒不要紧，我们辛苦点不怕，只是有些力不从心。”耀邦同志又说：“你们不敢定期，是不是怕一个月出四期，每期要抓重点，写言论，怕没有那么多题目好做？”接着，他又说：“我出题目不妨碍你们也想题目，要有你们的主动性。记住‘实践丰富多彩，生活之树常青’，不要怕没有题目可写。现在需要澄清和处理的问题多得很，只要你们眼睛向下，留心观察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有做不完的题目、写不完的文章。”对这段话，我印象一直很深。说的虽是刊物的定期，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办刊物。虽然有领导同志给出题目，但不能躺在领导出的题目上，要发挥主动性。主动性从哪里来？要从生活中来，要去观察、去思考。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得出一条经验，就是每个同志都要留心实际情况，头脑中都要装几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捕捉信息，也要在信息中产生问题，不停顿地观察、学习，不停顿地思考。这样我们的路子就可以越走越宽。
耀邦同志向我谈的这段话，我在实践过程中感觉到，办刊物应这样，做好任何工作也必须这样。这是个很好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做工作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障碍、阻力在哪里，经过不断的了解、思考，就可以找到办法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个时候，《组工通讯》每一期由部刊处上报清样，经过研究室主任曹志同意，报给耀邦同志，由他亲自审定。这成为一个格局。他在中组部当了一年部长，《组工通讯》每一期都经他签字审定。
史鉴：《组工通讯》在耀邦同志亲自关心和细心指导下，什么时候正式出刊，刊物出版后反响如何？
郑科扬：《组工通讯》创刊号（第一期）是1978年6月1日出版的，评论题目叫作《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期刊物一出，就遇到风波，政治责难、压力都来了。创刊号的这篇文章，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思想写的，文中提出“凡是搞错了的案件，作错了的结论，不论是谁搞的，尤其是自己经办的，都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该否定的坚决否定，该纠正的坚决纠正，不抓辫子、不留尾巴，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篇评论定稿前的一个晚上，由我将这篇评论送到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的家。送去后，他让我等着，当时就看。看完后，他说可以了。然后告诉我，《红旗》杂志要登这篇文章，让我与总编辑熊复联系。第二天，我就和熊复联系，说文章出来了，最好和《组工通讯》创刊号同时刊登，署名朱岩（从“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中取谐音）。《组工通讯》是党内刊物，《红旗》杂志是面向社会的。这篇文章刊登以后，各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评论很符合实际，很有针对性，有助于统一思想，冲破阻力，推动落实干部政策；是一篇思想性、理论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红旗》杂志刚刚发行，就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给熊复，说《红旗》是理论刊物，你刊登的那篇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还是头一篇，这算什么理论文章，你登这样的东西干什么？我还听说，有人指责这篇不是推动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是翻案文章，是要翻毛主席定的案。隔了两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一进门就问我：“《组工通讯》创刊号的评论出来后，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我说听到了，都是说好的。因为我也说不准，听到一点也不能乱说。他笑了笑，说：“听到都是好的啊，我告诉你，科扬，要听到什么别的声音，也不要紧，头脑里不要有阴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感觉到，这是耀邦同志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面对压力和责难要有政治勇气。
耀邦同志还给我念了一段内部情况反映的群众来信，都是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和赞扬。之后，他把（《毛泽东选集》拿出来，给我读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针对指责那篇评论不是理论文章的观点而引用的。 从这件事中，我感觉到《组工通讯》第一期第一篇言论刚发表，就掀起了风波，还不算小。我毕竟是做具体工作的人，要说压力，与其说压在我和熊复身上，不如说是压在耀邦身上，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是他和熊复商量要刊登的。从耀邦同志和我的谈话可以看出，在坚持真理、坚持正确东西遇到压力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的时候，耀邦同志冷静面对，坚持党性原则，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怕我们因为这样的压力不敢工作，就鼓励我们，细心地教育我们，以榜样的力量教给我们怎么对待这些矛盾、压力。我是深受启发，深得教益。他不仅关心刊物，同时关心人，关心办刊物的同志健康成长。学会用真理的武器来鉴别是非，用群众的评断来看待压力。这些情景，时隔30余年直到现在还像没过多久一样，历历在目，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史鉴：创刊号遇到的风波，是不是还出现过？
郑科扬：《组工通讯》是在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开始之际诞生的。这个小刊物一诞生，第一篇评论发表就遇到风风雨雨。这是个信号，让我们有了思想准备。事实上，这之后，经常都会面对一些压力，面对一些质疑，面对一些问题。因为，你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讲真话，要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党性如何的考验。
我再举两个例子，是在这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组工通讯》收到一封来自河北邯郸的信。这是一位年轻同志写的，为他的父亲因在战争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错定为叛徒的事，要求落实党的政策，平反纠正。当地组织部门已经调查核实，认为确实是一个错案，应该平反。之所以没有做出平反纠正的结论，他讲到阻力是因为检举他父亲的人，是一位党内高层领导同志，而且当时还在领导岗位上。因此，尽管调查清楚了，但是不敢平反纠正。他写信给《组工通讯》要求支持。我们看到这封信后，打电话询问当地组织部门，回答是情况确实是这样。于是，我们联系这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事做文章了。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冤假错案该不该纠正的依据，前提只能是事实，而不应是看检举者是谁。如果经过调查证明原来的检举确实与事实不符，是错案，那就应当坚决纠正。同时我们也实事求是地作了分析，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位老同志检举可能事出有因。但是，要考虑到严酷的战争环境，情况相当复杂，当时河北平原这一带敌我交叉，就算是我们控制的地方也是地区分割的，交通、通讯都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信息不准、判断失实的事，并不奇怪。如果那位老同志知道现在调查所得的真实情况，我们相信这位老同志一定会赞成实事求是予以平反纠正，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
可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有一天，一位老同志突然到了我的办公室，拿着这期《组工通讯》问我：“郑科扬，这篇文章是不是你们发的？”我一看，说：“是。”然后，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位老同志在党内外是很有威望的，他本来是这个案件的原告，你们刊登这篇评论，就把原告反过来置于被告地位了。这样不行，你要负责任。”当时，我很冷静地向他解释，我们《组工通讯》刊登每篇评论，都是有事实根据的，这篇文章的根据，就是当地主管部门最新的调查和判断。那篇文章，是我们按规定程序报经部里领导审定同意的（是耀邦同志亲自圈阅审定的）。如果你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我们可以讨论。至于如何看待当年检举这件事情的老同志，我们在评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尊重这位老同志的，没有把他置于被告地位。这位来访的同志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很严肃地向我讲：“你们既然发表这篇文章，要清楚产生的后果。”然后愤然离去。
果然，这个事情没有完。当天下午，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把我找去，说：你们那篇文章，那位老同志很有意见啊。他要成立个调查组调查这个事，而且指明要你参加。我回答说：“调查什么？是调查这个案子该不该平反？如果是调查这个，那么当地组织部已经调查清楚了，应该平反。如果要重新调查，应由他们或者认为不该平反的单位去调查，不应是我去调查。如果要调查《组工通讯》该不该发这篇文章，那么我是当事人，我更不能参加调查，我应回避。”办公厅领导同志笑了笑说：“这个事情呀，我们就谈到这儿吧！”他也面有难色。后来，我只好静待下一步的发展。结果，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了。
可见，当时《组工通讯》要面对的，有上面来的压力，也有来自其他一些同志的压力。我不怀疑他们出于好心，但是认识上不一致，就会有矛盾。因为有了上一次更高层压力的历练，这一次我对这个事情就应对自如了。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
《组工通讯》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有些涉及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谈到其中一期时说：“这一段时间《组工通讯》发表的评论，我看写得最好的，就是讲‘真理可以一分为二’那一篇。真理在手就不要怕争论，不要怕有人反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有那么虚弱的！”他指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呢？就是针对曾因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在“文革”中被定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抓进了监狱。明确表示这是冤案、错案，应当平反、纠正。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是吉首军分区的一位同志。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们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了解这些案子是怎么发生、怎么结论的。我们查阅原始档案，到监狱里面访问被抓入狱的人，请他们谈看法。经过对调查所得情况的反复研究，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因为，这不仅是个理论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涉及的冤案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敢于突破，不能因为问题尖锐而回避。我们认真研究后起草出一个稿子，耀邦同志看后指示我们：这个问题是涉及到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可再找一些哲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带着文稿，分头访问了几位同志，包括邢贲思和洪禹（曾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等几位同志。他们都赞成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澄清是非，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形成的文章，主要是阐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指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并且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科学认识，具有绝对性。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过程，它永远都没有终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因此，真理又具有相对性。真理这种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就是真理的一分为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作为客观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这篇评论文章中还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鼓吹绝对权威，给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同志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搞政治迫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现在要平反，要实事求是。经耀邦同志审定后刊发了这篇评论和来信，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落实干部政策。 史鉴：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于1978年12月调任中宣部部长。这之后，他和《组工通讯》还有没有联系？
郑科扬：《组工通讯》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推动下进行的。他对《组工通讯》相当关心。但他只当了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年底就调到中宣部当部长。这个时候，我们就担心，耀邦同志不当部长了，我们《组工通讯》还能不能照样有声有色地办下去。耀邦同志说：“《组工通讯》还要办下去。我不当中组部长了，但是，还可以联系嘛，我们可以大体上一个月谈一次，有什么重要东西要我看就送给我看嘛。”实际上，他和《组工通讯》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就在这个期间，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全局，他在中宣部主持每个星期召开的务虚会，主要是中央宣传文化口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也叫我去列席，了解党中央的全局意图，了解意识形态方面思想动向和信息。
史鉴：您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办《组工通讯》，一定有很多工作和学习上的交往。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郑科扬：我觉得，耀邦同志在关心工作、关心刊物的同时，也很关心干部的成长。那时他和我谈的一些话，现在回头来想，有些当时我并没有很好领悟。我记得，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他和我谈起他的经历来。他说：“我最大的弱点有两个。一个是长时间忙于当前工作，系统地学马列原著不够。
‘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靠边站，尽管受到了冲击，但是给了我读书的时间。在这几年里，我系统地读了马恩列斯的书，也重读了毛主席的书，边读边思考，其中的重要收获，就是对人、对事、做工作，都必须持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更不能有私心杂念。正是因为这些读书中得到的积累，为我现在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的意图，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有了武器，有了底气。”
他说他的第二个不足，就是在团中央工作的时间太长，虽然那个岗位上的实践对人也是锻炼，但是在一个地方主持全面工作时间太短，积累不够。当时我说，您在四川解放初期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那就实际上是主持一个省的工作啊！他笑了笑说：“那个时间短，范围也小啊。”接着他讲：“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四清’的时候，中央决定让我到西北局当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这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锻炼补充驾驭全局的能力。当时也遇到了一些矛盾，对重大问题跟有的同志有意见分歧。分歧也可以，也算锻炼，但毕竟时间短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我讲主持全面工作的实践时间太短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么高层的领导同志跟我推心置腹地谈他自己的不足，很难得遇到。表明他很自谦，在下级面前没有官架子。但是，我没有联系自己来想，实际上他是启发我要思考并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是启发我要读书，要多读点书；一是要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觉悟。
1981年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前的当天上午，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通知曹志带着我和当时中组部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苗枫林，到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刚一见面，他拿出一张便签给我，上面是他用铅笔写的两句话，我一看，是“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我刚看完，他就问：“科扬，看懂了么？”我说：“看懂了，明天我就走，到下面去锻炼经风雨。”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曹志说：“郑科扬不能走，他走了《组工通讯》谁来办？”耀邦同志说：“你这个曹志，你就只有郑科扬一个人吗？你去找，肯定有人能干。他下去不是不回来了，到一个地委去干两年。每年元旦以后回来，过完春节回去，平常不准回北京。”我很高兴，说：“耀邦同志，我下去后，不回北京也没关系，我真心想下去锻炼。”这下，曹志再没有说什么。在乘车回机关的路上，我向曹志说：“老曹，这回在耀邦这里定下来的事，可不能变啊。部里就靠您了！”曹志表示：“你放心。我回去向任穷同志报告吧。”当时，宋任穷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
不久，曹志告诉我，初步找了个去的地方，是烟台。我说那里是海边，条件太好了，我们中央组织部的人下去，不要去太好的地方。过了段时间，他告诉我改为去营口，还是海边，地方也太好了，我希望找个中等的地方就行，毕竟是下去锻炼嘛。最后，找到了湖北。陈丕显同志当时是省委书记，他表示欢迎我去，定的地方是湖北咸宁地委，紧靠武汉，是个丘陵地区。我说很好啊，去去去。曹志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说：“科扬，先说好了，办《组工通讯》不能松动，另外，现在还有些工作要你做，没有做完不准走，在一天就好好履行职责一天。”我说：“这没问题。”此后，手头上的工作一件接一件，很重要的一件是参加筹备全国组工会议。这样，1981年定的事情，一拖拖到1983年。这期间，我几次询问，开始时向我说：“不要急嘛，你现在先要把手头工作做好。”以后我再问，曹志光笑，不回答何时我可以去湖北，只要求我集中精力做好手头的工作。
最后我才知道，1983年组工会议后，陈野苹同志接任中组部部长，曹志要到部里当副部长，决定由我接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我自1953年任江油特委组织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到这时，当了28年县（处）级干部，现在突然决定我直接接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没有经过副职台阶，是破格任用，我感到很突然，完全是意外。这个时候，我才想起耀邦同志当部长时给我说的那两条：一是缺乏系统读读马列的书；二是缺少实际工作锻炼。本意是启发我下去锻炼，补上一课。我虽是从基层一级一级来到中央机关，但已经有几十年了。仅从1961年由四川省直机关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也有二十多年了，也该下去锻炼了。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一直到现在。
总之，《组工通讯》在耀邦同志的直接关心之下，在风风雨雨中成长。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受锻炼，终身受益。往事今师，有助温故知新。
史鉴：您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从您谈的这段耀邦同志与《组工通讯》的历史，我们感受到耀邦同志有见地、有胆量，有政治家的敏锐性和坚定性，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永远值得怀念。我们受益匪浅。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编辑 王兵）
郑科扬，1947年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先后做党的学运、农运、兵运工作。1953年任中共江油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6月后任绵阳地委青委副书记、共青团绵阳地委书记，1959年5月任四川省委主办的《上游》杂志社编辑。1961年6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1967年初中宣部被撤销，于1969年1月到宁夏干校劳动。1972年6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任研究室处长、室主任，中组部副秘书长。1988年9月调中央办公厅工作，研究员。1989年9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秘书组组长。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现为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审议专家。
史鉴（《百年潮》编辑）：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就创办了《理论动态》，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否定“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的先导。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又提议创办部刊《组工通讯》，为纠正“左”倾思想对组织工作的干扰，为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解放广大干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您是《组工通讯》的创办者之一，又是《组工通讯》的负责人，请您谈谈耀邦同志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创办《组工通讯》的？
郑科扬：耀邦同志是1977年12月由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支持、主导下，针对“两个凡是”，已经开始掀起一股波澜。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用了一个月时间抓领导层和中层干部的整风学习。这次整风学习，主要是围绕清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东西给组织战线上留下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冲破“两个凡是”等思想阻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因为，中央虽然决定并部署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但举步艰难，阻力重重，必须从这里突破才能带动全国，加快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而要突破，必须重新确立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公道正派对待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是非功过。这个问题不解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如是与非、功与过，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分不清，怎么能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蒙冤受屈的好干部不能出来工作，亲属受累，人心不平，那么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顺利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根本不可能。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开展的这次整风，收到的效果很好。
整风工作刚结束，耀邦同志提出：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对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组织部也应该办一个刊物，在组织战线上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理论动态》是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时创办的。现在耀邦同志提出中组部要办一个刊物，指定时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的曹志负责谋划这个事情。耀邦同志指示，要办的这个刊物，是中央组织部办的部刊。为了办这个部刊，要成立一个部刊处。决定由我来担任部刊处的处长。
史鉴：要把《组工通讯》办成部刊，您作为这个刊物的负责人，一定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在确定《组工通讯》的办刊思想、刊物特点过程中，您得到耀邦同志哪些指导？
郑科扬：耀邦同志首先要求我们好好研究如何办好这个刊物。研究什么呢？首先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办得上层和下面的同志都愿意看。他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机关有两个刊物，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很愿意看，地方同志也很愿意看。一个是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一个是中央统战部的《零讯》。他要求我们研究一下这两个刊物的特色，但是在办刊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这两个刊物我都经常看，喜欢看。这两个刊物最大的特色是实事求是，观点鲜明，立足于反映当前面临的问题，包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如实反映，有相当的深度。当时，由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调研办成什么样的刊物这个事情，一个是彭吉龙，退休的时候是中央纪委副秘书长；一个是杨建生，退休时是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他任过部刊处副处长。我们一边调研，一边思考怎么来办好一个有特色的刊物。曹志同志直接指导，同我们一起讨论如何体现耀邦同志指示的精神。最后，确定刊物名称为《组工通讯》，办刊遵循三条原则：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掌握并且运用这个科学理论的思想和精髓去分析现实问题，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促进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发声。这实际上是指导思想。那个时候，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有不小的阻力，既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干部问题上的是非标准也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囿于长期以来那一套对路线斗争的认识，所以，当时实际工作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区分是非功过，而是直接联系到整个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文革”期间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造反派，还有些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同志，他们不可能积极平反他们制造、或经办过的冤假错案，因为纠正错误就意味着要否定自己。尽管当时恢复了一些老同志的职务，但只是少量的。加上思想上、理论上的误区还没有澄清，要冲破阻力，并不那么简单，很多事情不是说应当解决就能解决的，不是你说要实事求是大家就都会接受。特别是涉及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由于林彪和“四人帮”颠倒是非搞诬陷，毛主席搞不清楚，同意了。所以，只有从思想问题上拨乱反正入手，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抓住阻碍落实干部政策的突出问题、迫切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根本，用从地到天、就实论虚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正确政策与错误政策的界限；弘扬公道正派、刚正不阿的正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理论动态》更多的是谈理论，《组工通讯》不是理论刊物，但是又不能不通过思想理论分清原则是非，去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所以就定了这样一条：不是理论刊物，但要有理论色彩，要能够有助于人们掌握理论，解决落实党的政策重大原则是非问题。 第三，每一期抓住一个现实问题，发一篇典型材料，同时发一篇简短的思想评论，也就是就典型材料发表一篇具有较强思想性、针对性的言论。每篇言论必须言之有物，观点鲜明，文章要朴实，文风要正派，文字要精练，每期6—8个版面，不超过4000字。
这些确定后，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拿不定主意。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刊物究竟应起什么作用。要推动工作、推动思想解放，这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在办刊设想中写明要在组织工作战线上起指导作用，我们有些踌躇。经过反复研究后，大家认为，作为中央组织部的部刊应当起指导作用，但“指导”不能自封，要让实践来检验。所以不写起指导作用，而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一条报给耀邦同志，他很赞成。第二个问题是出刊定期不定期，怎么定期。这个问题很为难。部刊处编制是十人，开始时只有三四个人。办月刊、半月刊都不适应要求；办成旬刊、周刊，每一期写一篇高质量言论，这太难了。我们都缺少经验，功底浅，水平不高，都觉得要求太高，怕一时做不到。所以，设计没有写定期，写的是暂不定期出刊。
报告写好后，报送给耀邦同志。他很快批了几个字：“我看可以了”，批给当时的副部长王常柏。但是批件一直没有回来。曹志问，怎么回事，批件拿到了么？我说没有啊。他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耀邦同志说可以了，可批件怎么没有退回来啊？我们琢磨半天，觉得耀邦同志可能希望刊物办成定期的。最后，我们商定将刊物定为每星期出一期，星期四按时出刊。将报告重新修改后报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
办《组工通讯》酝酿、提出的时间，是1978年的3月。经过短时间的准备，6月1日正式出刊了。
史鉴：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在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到中组部办了《组工通讯》。这两个刊物在党内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重新确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当时工作重点转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您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些耀邦同志在办刊过程中对《组工通讯》是如何关心和指导的？
郑科扬：有一天，耀邦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刚一去，他就拿出一张便条，上面有他亲自用铅笔写的五六个题目。我一看他出题目，就高兴了，知道怎么弄了。那次，耀邦同志和我谈了一段话，他说：“你们是不是人少了，人少了可以慢慢调嘛。”我说：“这倒不要紧，我们辛苦点不怕，只是有些力不从心。”耀邦同志又说：“你们不敢定期，是不是怕一个月出四期，每期要抓重点，写言论，怕没有那么多题目好做？”接着，他又说：“我出题目不妨碍你们也想题目，要有你们的主动性。记住‘实践丰富多彩，生活之树常青’，不要怕没有题目可写。现在需要澄清和处理的问题多得很，只要你们眼睛向下，留心观察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有做不完的题目、写不完的文章。”对这段话，我印象一直很深。说的虽是刊物的定期，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办刊物。虽然有领导同志给出题目，但不能躺在领导出的题目上，要发挥主动性。主动性从哪里来？要从生活中来，要去观察、去思考。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得出一条经验，就是每个同志都要留心实际情况，头脑中都要装几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捕捉信息，也要在信息中产生问题，不停顿地观察、学习，不停顿地思考。这样我们的路子就可以越走越宽。
耀邦同志向我谈的这段话，我在实践过程中感觉到，办刊物应这样，做好任何工作也必须这样。这是个很好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做工作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障碍、阻力在哪里，经过不断的了解、思考，就可以找到办法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个时候，《组工通讯》每一期由部刊处上报清样，经过研究室主任曹志同意，报给耀邦同志，由他亲自审定。这成为一个格局。他在中组部当了一年部长，《组工通讯》每一期都经他签字审定。
史鉴：《组工通讯》在耀邦同志亲自关心和细心指导下，什么时候正式出刊，刊物出版后反响如何？
郑科扬：《组工通讯》创刊号（第一期）是1978年6月1日出版的，评论题目叫作《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期刊物一出，就遇到风波，政治责难、压力都来了。创刊号的这篇文章，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思想写的，文中提出“凡是搞错了的案件，作错了的结论，不论是谁搞的，尤其是自己经办的，都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该否定的坚决否定，该纠正的坚决纠正，不抓辫子、不留尾巴，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篇评论定稿前的一个晚上，由我将这篇评论送到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的家。送去后，他让我等着，当时就看。看完后，他说可以了。然后告诉我，《红旗》杂志要登这篇文章，让我与总编辑熊复联系。第二天，我就和熊复联系，说文章出来了，最好和《组工通讯》创刊号同时刊登，署名朱岩（从“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中取谐音）。《组工通讯》是党内刊物，《红旗》杂志是面向社会的。这篇文章刊登以后，各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评论很符合实际，很有针对性，有助于统一思想，冲破阻力，推动落实干部政策；是一篇思想性、理论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红旗》杂志刚刚发行，就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给熊复，说《红旗》是理论刊物，你刊登的那篇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还是头一篇，这算什么理论文章，你登这样的东西干什么？我还听说，有人指责这篇不是推动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是翻案文章，是要翻毛主席定的案。隔了两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一进门就问我：“《组工通讯》创刊号的评论出来后，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我说听到了，都是说好的。因为我也说不准，听到一点也不能乱说。他笑了笑，说：“听到都是好的啊，我告诉你，科扬，要听到什么别的声音，也不要紧，头脑里不要有阴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感觉到，这是耀邦同志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面对压力和责难要有政治勇气。
耀邦同志还给我念了一段内部情况反映的群众来信，都是对这篇文章的肯定和赞扬。之后，他把（《毛泽东选集》拿出来，给我读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针对指责那篇评论不是理论文章的观点而引用的。 从这件事中，我感觉到《组工通讯》第一期第一篇言论刚发表，就掀起了风波，还不算小。我毕竟是做具体工作的人，要说压力，与其说压在我和熊复身上，不如说是压在耀邦身上，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是他和熊复商量要刊登的。从耀邦同志和我的谈话可以看出，在坚持真理、坚持正确东西遇到压力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上层的政治压力的时候，耀邦同志冷静面对，坚持党性原则，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怕我们因为这样的压力不敢工作，就鼓励我们，细心地教育我们，以榜样的力量教给我们怎么对待这些矛盾、压力。我是深受启发，深得教益。他不仅关心刊物，同时关心人，关心办刊物的同志健康成长。学会用真理的武器来鉴别是非，用群众的评断来看待压力。这些情景，时隔30余年直到现在还像没过多久一样，历历在目，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史鉴：创刊号遇到的风波，是不是还出现过？
郑科扬：《组工通讯》是在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开始之际诞生的。这个小刊物一诞生，第一篇评论发表就遇到风风雨雨。这是个信号，让我们有了思想准备。事实上，这之后，经常都会面对一些压力，面对一些质疑，面对一些问题。因为，你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讲真话，要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党性如何的考验。
我再举两个例子，是在这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组工通讯》收到一封来自河北邯郸的信。这是一位年轻同志写的，为他的父亲因在战争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错定为叛徒的事，要求落实党的政策，平反纠正。当地组织部门已经调查核实，认为确实是一个错案，应该平反。之所以没有做出平反纠正的结论，他讲到阻力是因为检举他父亲的人，是一位党内高层领导同志，而且当时还在领导岗位上。因此，尽管调查清楚了，但是不敢平反纠正。他写信给《组工通讯》要求支持。我们看到这封信后，打电话询问当地组织部门，回答是情况确实是这样。于是，我们联系这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事做文章了。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冤假错案该不该纠正的依据，前提只能是事实，而不应是看检举者是谁。如果经过调查证明原来的检举确实与事实不符，是错案，那就应当坚决纠正。同时我们也实事求是地作了分析，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位老同志检举可能事出有因。但是，要考虑到严酷的战争环境，情况相当复杂，当时河北平原这一带敌我交叉，就算是我们控制的地方也是地区分割的，交通、通讯都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信息不准、判断失实的事，并不奇怪。如果那位老同志知道现在调查所得的真实情况，我们相信这位老同志一定会赞成实事求是予以平反纠正，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
可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有一天，一位老同志突然到了我的办公室，拿着这期《组工通讯》问我：“郑科扬，这篇文章是不是你们发的？”我一看，说：“是。”然后，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这位老同志在党内外是很有威望的，他本来是这个案件的原告，你们刊登这篇评论，就把原告反过来置于被告地位了。这样不行，你要负责任。”当时，我很冷静地向他解释，我们《组工通讯》刊登每篇评论，都是有事实根据的，这篇文章的根据，就是当地主管部门最新的调查和判断。那篇文章，是我们按规定程序报经部里领导审定同意的（是耀邦同志亲自圈阅审定的）。如果你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我们可以讨论。至于如何看待当年检举这件事情的老同志，我们在评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尊重这位老同志的，没有把他置于被告地位。这位来访的同志仍然坚持他的看法，很严肃地向我讲：“你们既然发表这篇文章，要清楚产生的后果。”然后愤然离去。
果然，这个事情没有完。当天下午，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把我找去，说：你们那篇文章，那位老同志很有意见啊。他要成立个调查组调查这个事，而且指明要你参加。我回答说：“调查什么？是调查这个案子该不该平反？如果是调查这个，那么当地组织部已经调查清楚了，应该平反。如果要重新调查，应由他们或者认为不该平反的单位去调查，不应是我去调查。如果要调查《组工通讯》该不该发这篇文章，那么我是当事人，我更不能参加调查，我应回避。”办公厅领导同志笑了笑说：“这个事情呀，我们就谈到这儿吧！”他也面有难色。后来，我只好静待下一步的发展。结果，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了。
可见，当时《组工通讯》要面对的，有上面来的压力，也有来自其他一些同志的压力。我不怀疑他们出于好心，但是认识上不一致，就会有矛盾。因为有了上一次更高层压力的历练，这一次我对这个事情就应对自如了。
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
《组工通讯》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有些涉及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谈到其中一期时说：“这一段时间《组工通讯》发表的评论，我看写得最好的，就是讲‘真理可以一分为二’那一篇。真理在手就不要怕争论，不要怕有人反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有那么虚弱的！”他指的是一篇什么文章呢？就是针对曾因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在“文革”中被定为“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被开除了党籍，抓进了监狱。明确表示这是冤案、错案，应当平反、纠正。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是吉首军分区的一位同志。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们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了解这些案子是怎么发生、怎么结论的。我们查阅原始档案，到监狱里面访问被抓入狱的人，请他们谈看法。经过对调查所得情况的反复研究，我们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因为，这不仅是个理论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涉及的冤案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敢于突破，不能因为问题尖锐而回避。我们认真研究后起草出一个稿子，耀邦同志看后指示我们：这个问题是涉及到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可再找一些哲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带着文稿，分头访问了几位同志，包括邢贲思和洪禹（曾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等几位同志。他们都赞成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澄清是非，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形成的文章，主要是阐明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指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并且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科学认识，具有绝对性。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过程，它永远都没有终结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因此，真理又具有相对性。真理这种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就是真理的一分为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作为客观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这篇评论文章中还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鼓吹绝对权威，给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的同志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搞政治迫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现在要平反，要实事求是。经耀邦同志审定后刊发了这篇评论和来信，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落实干部政策。 史鉴：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于1978年12月调任中宣部部长。这之后，他和《组工通讯》还有没有联系？
郑科扬：《组工通讯》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耀邦同志直接指导推动下进行的。他对《组工通讯》相当关心。但他只当了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年底就调到中宣部当部长。这个时候，我们就担心，耀邦同志不当部长了，我们《组工通讯》还能不能照样有声有色地办下去。耀邦同志说：“《组工通讯》还要办下去。我不当中组部长了，但是，还可以联系嘛，我们可以大体上一个月谈一次，有什么重要东西要我看就送给我看嘛。”实际上，他和《组工通讯》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就在这个期间，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全局，他在中宣部主持每个星期召开的务虚会，主要是中央宣传文化口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新华社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也叫我去列席，了解党中央的全局意图，了解意识形态方面思想动向和信息。
史鉴：您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办《组工通讯》，一定有很多工作和学习上的交往。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郑科扬：我觉得，耀邦同志在关心工作、关心刊物的同时，也很关心干部的成长。那时他和我谈的一些话，现在回头来想，有些当时我并没有很好领悟。我记得，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他和我谈起他的经历来。他说：“我最大的弱点有两个。一个是长时间忙于当前工作，系统地学马列原著不够。
‘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靠边站，尽管受到了冲击，但是给了我读书的时间。在这几年里，我系统地读了马恩列斯的书，也重读了毛主席的书，边读边思考，其中的重要收获，就是对人、对事、做工作，都必须持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更不能有私心杂念。正是因为这些读书中得到的积累，为我现在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的意图，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有了武器，有了底气。”
他说他的第二个不足，就是在团中央工作的时间太长，虽然那个岗位上的实践对人也是锻炼，但是在一个地方主持全面工作时间太短，积累不够。当时我说，您在四川解放初期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那就实际上是主持一个省的工作啊！他笑了笑说：“那个时间短，范围也小啊。”接着他讲：“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四清’的时候，中央决定让我到西北局当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这本来是个很好的机会，锻炼补充驾驭全局的能力。当时也遇到了一些矛盾，对重大问题跟有的同志有意见分歧。分歧也可以，也算锻炼，但毕竟时间短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我讲主持全面工作的实践时间太短了。”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么高层的领导同志跟我推心置腹地谈他自己的不足，很难得遇到。表明他很自谦，在下级面前没有官架子。但是，我没有联系自己来想，实际上他是启发我要思考并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是启发我要读书，要多读点书；一是要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觉悟。
1981年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前的当天上午，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通知曹志带着我和当时中组部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苗枫林，到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刚一见面，他拿出一张便签给我，上面是他用铅笔写的两句话，我一看，是“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我刚看完，他就问：“科扬，看懂了么？”我说：“看懂了，明天我就走，到下面去锻炼经风雨。”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曹志说：“郑科扬不能走，他走了《组工通讯》谁来办？”耀邦同志说：“你这个曹志，你就只有郑科扬一个人吗？你去找，肯定有人能干。他下去不是不回来了，到一个地委去干两年。每年元旦以后回来，过完春节回去，平常不准回北京。”我很高兴，说：“耀邦同志，我下去后，不回北京也没关系，我真心想下去锻炼。”这下，曹志再没有说什么。在乘车回机关的路上，我向曹志说：“老曹，这回在耀邦这里定下来的事，可不能变啊。部里就靠您了！”曹志表示：“你放心。我回去向任穷同志报告吧。”当时，宋任穷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
不久，曹志告诉我，初步找了个去的地方，是烟台。我说那里是海边，条件太好了，我们中央组织部的人下去，不要去太好的地方。过了段时间，他告诉我改为去营口，还是海边，地方也太好了，我希望找个中等的地方就行，毕竟是下去锻炼嘛。最后，找到了湖北。陈丕显同志当时是省委书记，他表示欢迎我去，定的地方是湖北咸宁地委，紧靠武汉，是个丘陵地区。我说很好啊，去去去。曹志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说：“科扬，先说好了，办《组工通讯》不能松动，另外，现在还有些工作要你做，没有做完不准走，在一天就好好履行职责一天。”我说：“这没问题。”此后，手头上的工作一件接一件，很重要的一件是参加筹备全国组工会议。这样，1981年定的事情，一拖拖到1983年。这期间，我几次询问，开始时向我说：“不要急嘛，你现在先要把手头工作做好。”以后我再问，曹志光笑，不回答何时我可以去湖北，只要求我集中精力做好手头的工作。
最后我才知道，1983年组工会议后，陈野苹同志接任中组部部长，曹志要到部里当副部长，决定由我接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我自1953年任江油特委组织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到这时，当了28年县（处）级干部，现在突然决定我直接接任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没有经过副职台阶，是破格任用，我感到很突然，完全是意外。这个时候，我才想起耀邦同志当部长时给我说的那两条：一是缺乏系统读读马列的书；二是缺少实际工作锻炼。本意是启发我下去锻炼，补上一课。我虽是从基层一级一级来到中央机关，但已经有几十年了。仅从1961年由四川省直机关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也有二十多年了，也该下去锻炼了。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一直到现在。
总之，《组工通讯》在耀邦同志的直接关心之下，在风风雨雨中成长。我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受锻炼，终身受益。往事今师，有助温故知新。
史鉴：您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从您谈的这段耀邦同志与《组工通讯》的历史，我们感受到耀邦同志有见地、有胆量，有政治家的敏锐性和坚定性，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永远值得怀念。我们受益匪浅。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