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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江西省兴莲乡官田村，依然保留着清一色的青砖瓦顶、油漆粉画、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群。每逢仲春时节，村民们都会愉快地劳作着，为汪汪水田播插下秧苗的新绿。作为人民军工的发祥地，官田始终传承着“中革军委兵工总厂”红色基因神韵。
当年，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根据毛泽东、朱德指示，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苏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
史料记载，1931年秋，朱德亲自带队，从红都瑞金出发，深入苏区，为兵工厂建设选址。当朱德策马来到江西兴国以东约45 公里处的兴莲乡官田村时，看到这里四面环山、万木竞秀、村舍井然，村里有一条河流蜿蜒通往潋水镇（兴国县治所在地），交通输运便利;附近有煤矿，可用作兵工厂烧炉燃料;周围山上有森林可砍伐烧木炭，作制造火药原料;邻乡古龙岗有硫磺、铁矿可用作制硝原料。朱德总司令看完地形后感觉这里隐蔽独特，有利于避敌生产，当即拍板：建设兵工总厂非此地莫属。中央兵工厂厂址，选在了“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的万寿宫内。这些建筑大多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最初的官田兵工厂由红军总供给部修械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处和红三军团修械处合并组成，是我党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兵工厂，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它的建立，标志着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工正式诞生。
“中革军委兵工总厂”的红色基因传承绵延九十年，至少有四点重要的启示，值得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在继承和弘扬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工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早在三湾改编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红军总部对官田中央兵工厂的创建，特别是对组织架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确定厂址同时，中革军委就明确了兵工总厂党委会的组成，从领导架构上落实党对人民军工的绝对领导。最重要的标志，是从那时就形成了党政工“三驾马车”的架构。中革军委决定任命张健为兵工总厂党委书记、吴汉杰为兵工总厂厂长、陆宗昌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反奸防谍、安全保卫和监督武器制造质量）、马文任团委书记，后来成长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这种党政工一体化领导体制，坚持并体现了党对人民军工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后来沿袭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体制。“中央特派员”一职后来变成了“驻厂军事代表”。现今的军工央企集团公司无一不是在继承、沿袭这一领导体制的基础上深化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满足军事斗争武器需求是人民军工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走进作为“国家工业遗产旧址”保护地的万寿宫内，撞入人们眼帘的鲜艳红布上书写着毛泽东当年的指示：“军事必需工业的建立，是苏维埃建设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时还指出：“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据马文回忆：“苏区是一个很偏僻、穷苦的地方，搞军事工业既缺乏原材料且交通条件又不好，因此十分困难。但是，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在那里搞武器装备的同时，还需要支援根据地生产和建设。”吴汉杰回忆：“我们在这里建设了世界上罕见的军火工厂。说是工厂，其实最早不过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 年10 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
正如首代军工战士回忆的那样，官田兵工厂的创建可谓白手起家。没有工具，他们自己打造;制造火药缺乏硝酸，他们用烂木磨粉配制;做底火缺少铜皮，他们就代之以弹壳打成的薄铜片。为解决弹壳缺乏问题，他们设法到市场兑换铜钱，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要求红军战士每打一发枪弹都将弹壳捡拾回、送厂复装。
中革军委抓住红军攻占漳州的机会，让兵工厂派专人从漳州搞回了一批机器设备，通过河流运输辗转搬回官田，在那个年代就开始利用柴油机发电作动力搞机械加工。后来国民党军队封锁苏区，缺乏柴油，兵工厂组织特务连把官田河水拦腰筑起来，形成水坝带动水轮机发电让机床运行。这样的发展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铁匠铺式的作坊生产了，而是可以与上海广东等地的机器厂相媲美的、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企业，开始了以中央苏区“满足军事斗争武器装备需求”为使命的最早的军事工业生产。
经过不懈努力，到1933 年春，官田兵工厂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央苏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优、分工最细、职工最多、实力最强的综合型兵工厂。由于有了以储备军用物资、修理和简单加工制造枪械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打败敌军而缴获——即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军队的武器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1934 年1 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军工生产的重要成效，指出了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主要是适应反‘围剿’斗争的军事需要，进一步发展军工生产。官田兵工厂要不断加强红军后勤建设，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军械物资保证”。
转瞬间九十年过去，这些奔涌于人民军工血液里的红色基因一直传承到现在，实际上这里体现了我们国防科技工业长久以来一直特别强调的“强军首责”。
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人民军工履行使命的生动实践
在官田兵工厂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组织则是党的亲密助手，它时刻协助党做好各种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兵工厂初成立时，枪炮科、弹药科各有一个党总支和团总支，每股各设有一个党支部、团支部。党团组织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保证了每个党团员时刻都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手，时刻都是全体工人们的思想、学习和劳动方面的榜样，不仅保证了生产任务的提前和超额完成，而且培育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包括从上海广东等地来的技术工人们）。
厂党委还非常注重党的基层建设，为更好地管理好工厂，凝集工人力量，发展生产，先后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兵工厂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条例》等文件。如《中央兵工厂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写得非常清楚：“中央兵工厂是中国共产黨领导的国家企业组织;是中国工农红军武装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管理中，必须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用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去武装员工们的头脑，藉以形成前进的永恒动力。”九十年之后重新读来，人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它是那么地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开诚布公、毫不隐瞒。 正是在党委会的领导下，兵工厂内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得很是出色。当时提出“十二条标语当十二支队伍”的口号，同时在官田70 余栋房屋内内外外特别是在兵工厂的7 个厂房中，标语写得琳琅满目，如“努力生产，以更多的枪炮子弹支援红军兄弟”“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白军士兵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亩”……这些标语至今还鲜明地保存下来了。
另外，党团组织天天都会给每个党团员分配任务，要求党团员每天要向工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因此平日晚饭后，工人们都出外娱乐去了，党团员就利用这个时间找不同的工友进行个别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特别是对后进的工人，固定某个党团员经常帮助他们。由于那时兵工厂内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极为高涨，对待各项运动也积极参加，每逢举办“五一”或其他大会时，全体职工们都背上枪，执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浩浩荡荡地到莲塘圩坪上与广大农民兄弟一道举行庆祝大会。
激发劳动者创新热情是人民军工发展的活力源泉
为保障工人的权益，保证军事工业的正常生产，1934 年6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关于军工工人待遇的命令》。《命令》在“关于保证军事工业生产的问题”上指出：“在目前争取决战胜利的生死关头，我们所有的国家和军事工业应当绝对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尤其在目前大批新战士涌上前线的时候，更要加强国家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和供给。因此，保证各军事工业部门在物资上和人力上的需要，是目前战爭动员中的紧急任务之一。”
官田兵工厂有着严格而规范的制度管理体系。厂部先后制定了《职工劳动制度》《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文件，规范着职工与干部的行为。“执行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工缺席，遇病、遇事须请假。上班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不打闹、不聊天、不高声喧哗、不消极怠工。”规章制度用这些朴实的纪律约束着每一个军工战士。
站在官田兵工厂“工人俱乐部旧址”戏台上，望见对面房梁上悬挂着的红布标语用繁体字写着“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为创建模范兵工厂而斗争”。官田兵工厂工人用行动叫响“多造枪支弹药，多消灭敌人”“我们加班多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以冲锋精神来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每次竞赛结果以红榜公布，实行优胜劣汰，奖勤罚懒，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据马文回忆：车间里组织劳动竞赛，这在历史上是任何资本家的工厂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只有劳动者当家做主了，才能有条件来实现。我们通过《中央兵工厂学习制度》，不仅让我们的工人识字扫盲，更重要的是让工人们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焕发了阶级觉悟;他们依靠车床、钻床、老虎钳、打铁炉、鼓风机、柴油机等简单设备工具，凭着“一锤一锤敲、一来一回锉、一圈一圈钻”的工匠精神，经常加班加点，连续作业，完成党和红军赋予的光荣使命，将一批批合格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红军用军工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追求中制造出来的武器英勇杀敌的好消息，传回官田，更加激发了众人的劳动热情。企业生产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苏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有所好转。
据吴汉杰回忆：在官田时，兵工厂干部职工克服困难、拼命生产，多次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为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修配步枪4 万余支、迫击炮100 多门、山炮2 门、机关枪2000 多挺，翻造子弹40 多万发，造手榴弹6 万多枚、地雷5000 多颗。同时生产大批刺刀、洋镐、洋铲等军用物资，有力支援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
正如周恩来所赞誉的那样：“这支兵工队伍创立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成绩。”官田兵工厂遗址作为党性教育培训基地，会让更多的中青年国防科技工作者知道：“人民军工从这里出发！”“官田兵工厂的红色基因必须代代传承！”
当年，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根据毛泽东、朱德指示，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苏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
史料记载，1931年秋，朱德亲自带队，从红都瑞金出发，深入苏区，为兵工厂建设选址。当朱德策马来到江西兴国以东约45 公里处的兴莲乡官田村时，看到这里四面环山、万木竞秀、村舍井然，村里有一条河流蜿蜒通往潋水镇（兴国县治所在地），交通输运便利;附近有煤矿，可用作兵工厂烧炉燃料;周围山上有森林可砍伐烧木炭，作制造火药原料;邻乡古龙岗有硫磺、铁矿可用作制硝原料。朱德总司令看完地形后感觉这里隐蔽独特，有利于避敌生产，当即拍板：建设兵工总厂非此地莫属。中央兵工厂厂址，选在了“馨香瑶圃”“文体公祠”“陈氏祖祠”的万寿宫内。这些建筑大多依山傍水、后山突兀，便于防空。
最初的官田兵工厂由红军总供给部修械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处和红三军团修械处合并组成，是我党创办最早的综合性兵工厂，直属中革军委领导。它的建立，标志着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工正式诞生。
“中革军委兵工总厂”的红色基因传承绵延九十年，至少有四点重要的启示，值得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在继承和弘扬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工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早在三湾改编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红军总部对官田中央兵工厂的创建，特别是对组织架构高度重视。其实，早在确定厂址同时，中革军委就明确了兵工总厂党委会的组成，从领导架构上落实党对人民军工的绝对领导。最重要的标志，是从那时就形成了党政工“三驾马车”的架构。中革军委决定任命张健为兵工总厂党委书记、吴汉杰为兵工总厂厂长、陆宗昌为中央特派员（负责反奸防谍、安全保卫和监督武器制造质量）、马文任团委书记，后来成长为职工委员会委员长。这种党政工一体化领导体制，坚持并体现了党对人民军工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后来沿袭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体制。“中央特派员”一职后来变成了“驻厂军事代表”。现今的军工央企集团公司无一不是在继承、沿袭这一领导体制的基础上深化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满足军事斗争武器需求是人民军工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走进作为“国家工业遗产旧址”保护地的万寿宫内，撞入人们眼帘的鲜艳红布上书写着毛泽东当年的指示：“军事必需工业的建立，是苏维埃建设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时还指出：“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据马文回忆：“苏区是一个很偏僻、穷苦的地方，搞军事工业既缺乏原材料且交通条件又不好，因此十分困难。但是，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在那里搞武器装备的同时，还需要支援根据地生产和建设。”吴汉杰回忆：“我们在这里建设了世界上罕见的军火工厂。说是工厂，其实最早不过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 年10 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
正如首代军工战士回忆的那样，官田兵工厂的创建可谓白手起家。没有工具，他们自己打造;制造火药缺乏硝酸，他们用烂木磨粉配制;做底火缺少铜皮，他们就代之以弹壳打成的薄铜片。为解决弹壳缺乏问题，他们设法到市场兑换铜钱，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要求红军战士每打一发枪弹都将弹壳捡拾回、送厂复装。
中革军委抓住红军攻占漳州的机会，让兵工厂派专人从漳州搞回了一批机器设备，通过河流运输辗转搬回官田，在那个年代就开始利用柴油机发电作动力搞机械加工。后来国民党军队封锁苏区，缺乏柴油，兵工厂组织特务连把官田河水拦腰筑起来，形成水坝带动水轮机发电让机床运行。这样的发展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铁匠铺式的作坊生产了，而是可以与上海广东等地的机器厂相媲美的、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企业，开始了以中央苏区“满足军事斗争武器装备需求”为使命的最早的军事工业生产。
经过不懈努力，到1933 年春，官田兵工厂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中央苏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优、分工最细、职工最多、实力最强的综合型兵工厂。由于有了以储备军用物资、修理和简单加工制造枪械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打败敌军而缴获——即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军队的武器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1934 年1 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军工生产的重要成效，指出了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主要是适应反‘围剿’斗争的军事需要，进一步发展军工生产。官田兵工厂要不断加强红军后勤建设，做好部队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军械物资保证”。
转瞬间九十年过去，这些奔涌于人民军工血液里的红色基因一直传承到现在，实际上这里体现了我们国防科技工业长久以来一直特别强调的“强军首责”。
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是人民军工履行使命的生动实践
在官田兵工厂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各级党组织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组织则是党的亲密助手，它时刻协助党做好各种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兵工厂初成立时，枪炮科、弹药科各有一个党总支和团总支，每股各设有一个党支部、团支部。党团组织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保证了每个党团员时刻都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手，时刻都是全体工人们的思想、学习和劳动方面的榜样，不仅保证了生产任务的提前和超额完成，而且培育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包括从上海广东等地来的技术工人们）。
厂党委还非常注重党的基层建设，为更好地管理好工厂，凝集工人力量，发展生产，先后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中央兵工厂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条例》等文件。如《中央兵工厂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就写得非常清楚：“中央兵工厂是中国共产黨领导的国家企业组织;是中国工农红军武装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管理中，必须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用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去武装员工们的头脑，藉以形成前进的永恒动力。”九十年之后重新读来，人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它是那么地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开诚布公、毫不隐瞒。 正是在党委会的领导下，兵工厂内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得很是出色。当时提出“十二条标语当十二支队伍”的口号，同时在官田70 余栋房屋内内外外特别是在兵工厂的7 个厂房中，标语写得琳琅满目，如“努力生产，以更多的枪炮子弹支援红军兄弟”“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白军士兵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亩”……这些标语至今还鲜明地保存下来了。
另外，党团组织天天都会给每个党团员分配任务，要求党团员每天要向工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因此平日晚饭后，工人们都出外娱乐去了，党团员就利用这个时间找不同的工友进行个别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特别是对后进的工人，固定某个党团员经常帮助他们。由于那时兵工厂内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极为高涨，对待各项运动也积极参加，每逢举办“五一”或其他大会时，全体职工们都背上枪，执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浩浩荡荡地到莲塘圩坪上与广大农民兄弟一道举行庆祝大会。
激发劳动者创新热情是人民军工发展的活力源泉
为保障工人的权益，保证军事工业的正常生产，1934 年6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关于军工工人待遇的命令》。《命令》在“关于保证军事工业生产的问题”上指出：“在目前争取决战胜利的生死关头，我们所有的国家和军事工业应当绝对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尤其在目前大批新战士涌上前线的时候，更要加强国家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和供给。因此，保证各军事工业部门在物资上和人力上的需要，是目前战爭动员中的紧急任务之一。”
官田兵工厂有着严格而规范的制度管理体系。厂部先后制定了《职工劳动制度》《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等文件，规范着职工与干部的行为。“执行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旷工缺席，遇病、遇事须请假。上班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不打闹、不聊天、不高声喧哗、不消极怠工。”规章制度用这些朴实的纪律约束着每一个军工战士。
站在官田兵工厂“工人俱乐部旧址”戏台上，望见对面房梁上悬挂着的红布标语用繁体字写着“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为创建模范兵工厂而斗争”。官田兵工厂工人用行动叫响“多造枪支弹药，多消灭敌人”“我们加班多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以冲锋精神来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每次竞赛结果以红榜公布，实行优胜劣汰，奖勤罚懒，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据马文回忆：车间里组织劳动竞赛，这在历史上是任何资本家的工厂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只有劳动者当家做主了，才能有条件来实现。我们通过《中央兵工厂学习制度》，不仅让我们的工人识字扫盲，更重要的是让工人们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焕发了阶级觉悟;他们依靠车床、钻床、老虎钳、打铁炉、鼓风机、柴油机等简单设备工具，凭着“一锤一锤敲、一来一回锉、一圈一圈钻”的工匠精神，经常加班加点，连续作业，完成党和红军赋予的光荣使命，将一批批合格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红军用军工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追求中制造出来的武器英勇杀敌的好消息，传回官田，更加激发了众人的劳动热情。企业生产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苏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有所好转。
据吴汉杰回忆：在官田时，兵工厂干部职工克服困难、拼命生产，多次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为中央红军和地方武装修配步枪4 万余支、迫击炮100 多门、山炮2 门、机关枪2000 多挺，翻造子弹40 多万发，造手榴弹6 万多枚、地雷5000 多颗。同时生产大批刺刀、洋镐、洋铲等军用物资，有力支援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
正如周恩来所赞誉的那样：“这支兵工队伍创立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成绩。”官田兵工厂遗址作为党性教育培训基地，会让更多的中青年国防科技工作者知道：“人民军工从这里出发！”“官田兵工厂的红色基因必须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