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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期解决”
1969年4月12日早晨，周恩来刚起床，秘书便送上一份国防工办的报告。
这是一份反映当前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综合报告：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被“砸烂”，许多领导干部、技术专家被揪斗。军事工业生产部门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取消。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成都、西安、南昌、沈阳等地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生产部门普遍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发动机等一些主要零部件质量不合格，一些生产出来的飞机不能上天。报告还特别点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连必要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为此，空军指战员怨声载道，飞行员都不敢进座舱。
看罢报告，周恩来清瘦而布满倦容的脸上交织着忧虑和愤怒。
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风筝。西汉的张衡在一只装有两只翅膀的大木鸟的肚子中装上了能控制翅膀上下扇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滑翔机。这些航空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对后来的飞机制造有着重要的启示。
然而，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制造者的桂冠并没有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美国人莱特兄弟的身上，那是1903年的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庄严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连运输机在内只有17架，而且还都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残破飞机中拼凑、修补起来的。
1950年6月，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凭借着它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派出大批飞机，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东北领空。为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但却因没有空军的掩护而费尽了周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空军，需要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否则，“钢铁长城”留着一个“缺口”，何以巩固国家的独立、维护民族的尊严?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航空工业。
1951年1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就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筹划组建领导航空工业的航空工业局。1月2日，何长工一行赴苏联谈判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机构(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请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随后，建新公司大批干部开赴沈阳，开始筹建航空工业局。4月29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8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驻华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和5个飞机制造厂生产规模的宏大方案送报中央。8月20日，周恩来认真地审阅了这一报告，并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全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划后提送财委审核。9月20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1951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关于建立5个飞机制造厂以及这5个飞机厂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到会的除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外，周恩来还特意找来了掌管钱财物资的李富春、谷牧。就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在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就按照你们提出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XXX架飞机了。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
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国来说，拿出60亿斤小米来造飞机，这是颇需要些胆略和眼光的。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60亿斤小米的方案。
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再加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经过10年奋斗，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到6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教练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交付使用。同时，开始了自己设计飞机的尝试。
谁料，正当我国航空事业开始腾飞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向纪律严明的军事工业生产也混乱无序，产品质量急剧下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把军工生产部门列为“要害单位”加以保护，要求“革命群众”不要上这些部门去“串连”。
更让周恩来忧虑的是，时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在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还在黑龙江边境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在南国边境，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有扩大化趋势，中印关系也日趋紧张。一旦生起战事，我们的空军怎能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歼灭来犯之敌的使命?
周恩来心潮难平：“军事工厂搞成这样，荒唐!”在报告的空白处，他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随后，又按响了办公桌上的电铃，叫秘书立即分头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火速到国务院开会。
两个小时后，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王秉璋以及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七机部等部门的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国务院会议室。
会上，周恩来首先询问了航空工业部沈阳410厂轴承质量事故的情况，并严厉批评部军管会负责人：“轴承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这样对同志的生命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410厂(即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这位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的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自恃有林彪、吴法宪作后盾，诡辩搪塞说：“工厂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时，把检验制度取消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已经发现了。”
周恩来说：“发现了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一个军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军管会主任说：“目前有的工厂在逐步恢复。”
周恩来严厉指斥：“什么逐步恢复，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 当马上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规章制度，只是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合理的还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对的，就要马上恢复。”“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要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在周恩来的盛怒下，这位军管会主任答应，回去立即下令恢复飞机厂的检验制度。
周恩来又对王秉璋说：“回去跟吴法宪(空军司令员)说一下，你们空军那么多副司令，要抽出一个来抓三机部，抓飞机。不抓不行。下面的厂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你们都不敢管，这是不负责任，不要怕人反对嘛!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负责任，怕群众是错误的，不负责任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成都420厂发生的保险锁键质量事故，西安庆安公司的油泵质量事故，成都132厂、西安430厂发生的歼教五质量事故。航空行业部那位军管会主任结结巴巴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余怒未息：“这些质量问题，要发动群众，迅速解决。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合理的也要改掉，对取消检验制度，老工人是不会同意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20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反对刘少奇就把一切否定，要一分为二。不然，20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讲不通嘛!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辩证地看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抓那些叛徒特务，但往往容易扩大化。”
鉴于发动机轴承对飞机的至关重要性，而我国生产厂家又少，质量又不过关，周恩来当即指出：搞航空用的轴承厂要发展。上海为什么不能搞大的轴承厂，立即告诉上海的王洪文，要他们今年上半年就搞起来。要把轴承搞上去。现在生产的飞机不能用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余秋里说：“冶金部更直接搞轴承，不要通过一机部，要敢于打破旧框框。”余秋里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询问了援外飞机和发动机是否有轴承事故隐患，并告诫说：“如果援外飞机、发动机出了事故，我们国家的荣誉还要不要?援越的飞机处在前线，不能出乱子，不能把有质量事故的飞机、发动机弄出去，有问题的要赶快撤回来。”
最后，周恩来要求：“以三机部做个麻雀，解剖一下，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实行双重领导，又归空军领导，又与生产部门联系。既有生产部门，又有使用部门，又有科研部门。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
“歼6”飞机坠落引出的结论
1971年底，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危机两次全面爆发。对此，周恩来一个月内作了6次批示和指示。
1971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6”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份报告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思绪又急速闪回到不久前一件事上。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突然电告我国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6”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请我国速派有关技术人员帮助查找事故原因。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检查鉴定：事故原因是因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难道这次报告中所说的飞行事故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吗?周恩来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6”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这两批飞机中，会不会又隐藏着质量隐患，如果再出现援外飞机事故，中国的国际信誉将跌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一向以严格著称的军工企业竟落到这样一种状况，全国民用工业产品质量可想而知……
想到这里，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提笔疾书，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两批分送援朝XX架、巴基斯坦××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的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才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质量检查。
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不祥预感。12月15日，一份写给空军5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架“歼6”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7架有质量故障：1架起落架不合格，4架缓冲器漏油，1架防火开关有毛病，1架瞄准器计算不工作。
周恩来提笔在报告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指示：
“歼6”战斗机XX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提高警惕么!
周恩来的批示在军委及空军高层领导手中快速传阅。紧接着，中央军委一道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6”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12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室。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8天下午。虽然此时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舞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仍然相当凝重而沉闷。出于各自的重重顾虑，空军和飞机制造部门在事故责任和原因上互相扯皮，尽管会期一再延长，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突然。凝听会议发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离开座位，匆匆走出会议室，这一举动使刚刚还很嘈杂的会场一下子沉寂得有点紧张而神秘。不一会，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顿时，雨点般的掌声夹杂着低沉而短促的“周总理”的惊喜声在会场骤然响起。
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最近连续几次对飞机质量问题的严厉批示的缘故，周恩来的到来，使会场在兴奋之余显得有点紧张。周恩来似乎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紧张嘛，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静静地听完汇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一再自责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直身子，哽咽着说：“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打量了一会眼前这位小个子军人，问道：“你是沈空副司令员?”“不，他原是空军某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的。”
周恩来对吴暇说：“不要紧张，坐下来，谈谈你的看法。”
面对谦和的总理，吴暇打消了顾虑，一古脑地倾诉自己的看法：“连印度都能造飞机，但他们不能造发动机。当前应当下大力气抓发动机，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航空工业落后，表面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也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被吴暇的发言所吸引，他接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政治工作的。”
“你学得很好嘛，我要向你学习。”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他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能行呢?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而是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最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1963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脱离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他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周恩来的这种民主作风，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与会人员交头接耳，纷纷倒出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极左一套的不满。
听着这些怨声，周恩来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不要说是下面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周恩来自己，不也被江青一伙指责为“只讲生产，不要革命”吗?然而，气绝不能馁，斗争也绝不能停止。否则，怎样向党向人民交代?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它；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个解决质量问题和改变航空工业落后面貌措施的文件。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国务院、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配件不足的局面。1972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新产品质量整顿。
周恩来批极左、抓质量的言行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自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很快，他们便组织反击，把周恩来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回潮”、“右倾回潮抬头”。江青借机在《人民日报》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整顿军队、整顿国防工业。2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对成都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表厂等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严厉批评。4月，叶剑英受周恩来之托，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会上，邓小平责令有些还是“坏人在专政”的航空工业部门“要限期解决”。从此，中国的航空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军事力量已成为一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航空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位创业者所回顾的：如果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航空梦以新生，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挽救航空工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则是给了航空工业以第二次生命。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才变成了今天沉甸甸的现实。
1969年4月12日早晨，周恩来刚起床，秘书便送上一份国防工办的报告。
这是一份反映当前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综合报告：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被“砸烂”，许多领导干部、技术专家被揪斗。军事工业生产部门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取消。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成都、西安、南昌、沈阳等地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生产部门普遍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发动机等一些主要零部件质量不合格，一些生产出来的飞机不能上天。报告还特别点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连必要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为此，空军指战员怨声载道，飞行员都不敢进座舱。
看罢报告，周恩来清瘦而布满倦容的脸上交织着忧虑和愤怒。
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风筝。西汉的张衡在一只装有两只翅膀的大木鸟的肚子中装上了能控制翅膀上下扇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滑翔机。这些航空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对后来的飞机制造有着重要的启示。
然而，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制造者的桂冠并没有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美国人莱特兄弟的身上，那是1903年的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庄严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连运输机在内只有17架，而且还都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残破飞机中拼凑、修补起来的。
1950年6月，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凭借着它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派出大批飞机，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东北领空。为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但却因没有空军的掩护而费尽了周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空军，需要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否则，“钢铁长城”留着一个“缺口”，何以巩固国家的独立、维护民族的尊严?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航空工业。
1951年1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就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筹划组建领导航空工业的航空工业局。1月2日，何长工一行赴苏联谈判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机构(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请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随后，建新公司大批干部开赴沈阳，开始筹建航空工业局。4月29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8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驻华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和5个飞机制造厂生产规模的宏大方案送报中央。8月20日，周恩来认真地审阅了这一报告，并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全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划后提送财委审核。9月20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1951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关于建立5个飞机制造厂以及这5个飞机厂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到会的除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外，周恩来还特意找来了掌管钱财物资的李富春、谷牧。就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在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就按照你们提出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XXX架飞机了。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
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国来说，拿出60亿斤小米来造飞机，这是颇需要些胆略和眼光的。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60亿斤小米的方案。
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再加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经过10年奋斗，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到6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教练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交付使用。同时，开始了自己设计飞机的尝试。
谁料，正当我国航空事业开始腾飞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向纪律严明的军事工业生产也混乱无序，产品质量急剧下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把军工生产部门列为“要害单位”加以保护，要求“革命群众”不要上这些部门去“串连”。
更让周恩来忧虑的是，时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在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还在黑龙江边境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在南国边境，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有扩大化趋势，中印关系也日趋紧张。一旦生起战事，我们的空军怎能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歼灭来犯之敌的使命?
周恩来心潮难平：“军事工厂搞成这样，荒唐!”在报告的空白处，他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随后，又按响了办公桌上的电铃，叫秘书立即分头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火速到国务院开会。
两个小时后，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王秉璋以及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七机部等部门的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国务院会议室。
会上，周恩来首先询问了航空工业部沈阳410厂轴承质量事故的情况，并严厉批评部军管会负责人：“轴承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这样对同志的生命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410厂(即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这位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的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自恃有林彪、吴法宪作后盾，诡辩搪塞说：“工厂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时，把检验制度取消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已经发现了。”
周恩来说：“发现了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一个军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军管会主任说：“目前有的工厂在逐步恢复。”
周恩来严厉指斥：“什么逐步恢复，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 当马上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规章制度，只是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合理的还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对的，就要马上恢复。”“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要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在周恩来的盛怒下，这位军管会主任答应，回去立即下令恢复飞机厂的检验制度。
周恩来又对王秉璋说：“回去跟吴法宪(空军司令员)说一下，你们空军那么多副司令，要抽出一个来抓三机部，抓飞机。不抓不行。下面的厂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你们都不敢管，这是不负责任，不要怕人反对嘛!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负责任，怕群众是错误的，不负责任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成都420厂发生的保险锁键质量事故，西安庆安公司的油泵质量事故，成都132厂、西安430厂发生的歼教五质量事故。航空行业部那位军管会主任结结巴巴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余怒未息：“这些质量问题，要发动群众，迅速解决。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合理的也要改掉，对取消检验制度，老工人是不会同意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20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反对刘少奇就把一切否定，要一分为二。不然，20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讲不通嘛!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辩证地看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抓那些叛徒特务，但往往容易扩大化。”
鉴于发动机轴承对飞机的至关重要性，而我国生产厂家又少，质量又不过关，周恩来当即指出：搞航空用的轴承厂要发展。上海为什么不能搞大的轴承厂，立即告诉上海的王洪文，要他们今年上半年就搞起来。要把轴承搞上去。现在生产的飞机不能用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余秋里说：“冶金部更直接搞轴承，不要通过一机部，要敢于打破旧框框。”余秋里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询问了援外飞机和发动机是否有轴承事故隐患，并告诫说：“如果援外飞机、发动机出了事故，我们国家的荣誉还要不要?援越的飞机处在前线，不能出乱子，不能把有质量事故的飞机、发动机弄出去，有问题的要赶快撤回来。”
最后，周恩来要求：“以三机部做个麻雀，解剖一下，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实行双重领导，又归空军领导，又与生产部门联系。既有生产部门，又有使用部门，又有科研部门。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
“歼6”飞机坠落引出的结论
1971年底，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危机两次全面爆发。对此，周恩来一个月内作了6次批示和指示。
1971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6”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份报告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思绪又急速闪回到不久前一件事上。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突然电告我国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6”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请我国速派有关技术人员帮助查找事故原因。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检查鉴定：事故原因是因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难道这次报告中所说的飞行事故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吗?周恩来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6”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这两批飞机中，会不会又隐藏着质量隐患，如果再出现援外飞机事故，中国的国际信誉将跌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一向以严格著称的军工企业竟落到这样一种状况，全国民用工业产品质量可想而知……
想到这里，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提笔疾书，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两批分送援朝XX架、巴基斯坦××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的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才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质量检查。
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不祥预感。12月15日，一份写给空军5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架“歼6”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7架有质量故障：1架起落架不合格，4架缓冲器漏油，1架防火开关有毛病，1架瞄准器计算不工作。
周恩来提笔在报告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指示：
“歼6”战斗机XX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提高警惕么!
周恩来的批示在军委及空军高层领导手中快速传阅。紧接着，中央军委一道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6”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12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室。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8天下午。虽然此时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舞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仍然相当凝重而沉闷。出于各自的重重顾虑，空军和飞机制造部门在事故责任和原因上互相扯皮，尽管会期一再延长，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突然。凝听会议发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离开座位，匆匆走出会议室，这一举动使刚刚还很嘈杂的会场一下子沉寂得有点紧张而神秘。不一会，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顿时，雨点般的掌声夹杂着低沉而短促的“周总理”的惊喜声在会场骤然响起。
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最近连续几次对飞机质量问题的严厉批示的缘故，周恩来的到来，使会场在兴奋之余显得有点紧张。周恩来似乎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紧张嘛，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静静地听完汇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一再自责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直身子，哽咽着说：“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打量了一会眼前这位小个子军人，问道：“你是沈空副司令员?”“不，他原是空军某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的。”
周恩来对吴暇说：“不要紧张，坐下来，谈谈你的看法。”
面对谦和的总理，吴暇打消了顾虑，一古脑地倾诉自己的看法：“连印度都能造飞机，但他们不能造发动机。当前应当下大力气抓发动机，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航空工业落后，表面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也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被吴暇的发言所吸引，他接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政治工作的。”
“你学得很好嘛，我要向你学习。”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他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能行呢?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而是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最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1963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脱离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他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周恩来的这种民主作风，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与会人员交头接耳，纷纷倒出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极左一套的不满。
听着这些怨声，周恩来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不要说是下面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周恩来自己，不也被江青一伙指责为“只讲生产，不要革命”吗?然而，气绝不能馁，斗争也绝不能停止。否则，怎样向党向人民交代?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它；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个解决质量问题和改变航空工业落后面貌措施的文件。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国务院、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配件不足的局面。1972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新产品质量整顿。
周恩来批极左、抓质量的言行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自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很快，他们便组织反击，把周恩来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回潮”、“右倾回潮抬头”。江青借机在《人民日报》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整顿军队、整顿国防工业。2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对成都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表厂等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严厉批评。4月，叶剑英受周恩来之托，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会上，邓小平责令有些还是“坏人在专政”的航空工业部门“要限期解决”。从此，中国的航空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军事力量已成为一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航空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位创业者所回顾的：如果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航空梦以新生，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挽救航空工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则是给了航空工业以第二次生命。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才变成了今天沉甸甸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