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退学后，写作成为钱佳楠的救命稻草。
　　那是2011年的秋天，钱佳楠告别了伦敦大学的朋友，带着沉重的行李和更加沉重的心事，回到了阴冷又熟悉的上海。一个失学人，一个仅仅发表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虚构作品的小说新手，开始了最艰难的创作摸索期。
　　和其他技艺不同，写作虽然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寻出师承，却绝无真正的师傅可以手把手传授用笔、伏线的技巧。摸索中的写作者想要习得小说家的基本技能，不仅要用功的作者，还要同时扮演没有耐心的读者，挑剔的编辑和毒辣的评论者。摸索期要求作者以全副身心去写作——身体务必耐得住孤独，心灵必须扛得住打击。没有人知道钱佳楠是如何捱过2011年冬天的。生计艰难、家人的轻慢、耗费大量精力的重复性工作和尚不明朗的发表的可能性，二十出头的年轻写作者所能遭遇的难题，很不幸地，她都遇上了。如果真的有人生的暗夜，那个冬天，对于钱佳楠，犹如在午夜的窄巷里徘徊，寒意浸透骨髓，黎明的光线却不可期。
　　是什么可以让一位年轻女孩无视其他可能性，几乎孤注一掷地将对于所有对于未来的期待寄托在写作上？三年前，钱佳楠给出的回答，大概会是理想，是对写作的热情和执念。但现在，已经在文学刊物发表了几十个短篇小说，荣获小说奖，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的钱佳楠，给出的答案大概会平实许多，是生活本身，是曾经的和正在发生的生活让她走上了写作之路——一条从文学爱好者中筛选有潜力的文学创作者的荆棘路——而她也的确走出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生计和重复性的工作日复一日地消耗她，却给她打开了直面人生之难的窗口，塑造了她性格中的柔顺、从容和坚强，真实的人生视角和朴素而珍贵的品格也在不断地滋养她的写作。佩索阿的诗句“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在夜晚，我才成为我自己”一直是她的微博签名。每夜的伏案写作，是她在生活中安放灵魂、塑造自我的方式。
　　回顾三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对于钱佳楠，时间，不是她的敌人，而是她的盟友;生活，不是攻而不破的堡垒，而是滋养灵感的温床。这一系列创作，既呈现了从上个世纪末至今的都市风俗史，也展现了一位年轻作者的个人成长史。新作《咸蛋小子》是对以往的市井题材短篇作品的阶段性总结，对比《咸蛋小子》和以往的创作，可以看出一位年轻的文学创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与生活和解的。
　　钱佳楠过去的短篇创作往往从儿童、少年（少女）、青年人的视角切入：《童言无忌》透过男孩的眼睛，目击了艳阳普照下的无常命运和成人世界的谎言，儿时回忆犹如夏日午后光线中曝光的照片，明亮却失实;《一颗死牙》则以懵懂少女的视角，小心翼翼地审视地挣扎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的苦与痛——年轻时候的爱通常无果，然而穷人家的女儿仅仅想摘一朵玫瑰，受的苦都要比其他人多;《狗头熊》则从一位年轻男人的视角，写出了成长中的迷思，青春期母亲的缺席联合世界末日的谣言，在他的精神领域不断上演索多玛城寓言般的悲剧故事;《河上有座桥》则是少男少女的抒情诗，时光是桥下的流水，时光之桥下埋藏了或诡秘、或肮脏、或奇异的青春纪念品。无论儿童、少年还是青年人，都是与现实中的作者气质贴近的年轻而又敏感的观察者。
　　新作《咸蛋小子》不再透过年轻人的目光，而是从中年人的视角、以“共情性”的姿态去体察两代人的矛盾。小说呈现的仍是作者最熟悉的市井讽刺画面。中年母亲阿琴的受限视角贯穿始终，读者的神经一直被阿琴的际遇和心绪牵动。虽然人物最大的困境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引发的日常战役，可凡人英雄阿琴不轻易言败。把女儿留在身边，享受天伦之乐，是阿琴一切行为的总纲，是传统家庭伦理观给一位普通母亲最大的启悟，于是，阿琴心甘情愿地狼狈不堪、手忙脚乱。“至于其他嘛，一个母亲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这句善意的调侃，让人忍俊不禁，却又不忍心真的嘲笑这位被烦恼人生折磨得神经过敏的妇人——每一位母亲，都是在生活这场战役中负隅顽抗甚至壮烈牺牲的无名英雄。小说的最后，阿琴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提前在心里庆祝战役的胜利，则是人到中年后才有的混沌心境。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时空架构的变化。钱佳楠常常在青春记忆中挖掘素材。然而，她并没有将青春记忆处理成点缀着“情绪霜糖”的青春故事。她敏感地意识到，一位出生在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85后”所遭遇的青春事件不仅事关青春。钱佳楠们的青春期，恰逢千禧年前后，也是整个中国都市发展进程加快，国有企业转型、工人大量下岗的关键时期。于是，钱佳楠的小说中，少年人敏感的青春心绪、父辈命运的起落、世纪末的躁动虚无情绪相互交叠，构筑出层次丰富的回忆图景。无论《童言无忌》中的噬人却又被人所噬的“食人鱼”，还是《河上有座桥》中最终倒塌的“桥”，都是从回忆的“万花筒”抽象出又被赋予一定象征意义的幻想元素，或隐喻底层生活者无助、绝望乃至扭曲的人生境遇，或成就“一切坚固的都将烟消云散”的伤感谶语。而在《咸蛋小子》《一颗死牙》等作品中，回忆的过去式被现实中的进行时替代，作者呈现的不再是经过岁月淘洗和匠心打磨的人生的标本，而是直接展示鲜活、生动的当下经验。从早期作品《死的诞生》《食人鱼》《那阿》中魔幻的都市空间，到《回家的第三条路》《童言无忌》《咸蛋小子》中具体的上海地标，钱佳楠的创作渐渐从虚构的空间降落，落实到具体的由老弄堂、工人新村、老公房、经济适用房搭建的真实的都市生活场，呈现出朴素、绵实的生活质地。
　　钱佳楠渐渐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的“正确”，不是特殊年代的“政治正确”，也不是时下流行的或“高大上”、或“小而美”的审美正确，更不是从小康走向“土豪”，成为“人生赢家”的世俗价值上的正确，而是一位具备才华、意志坚强的年轻人的“生活正确”。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曾在《日瓦戈医生》中探讨了“生活正确性”。小说主人公日瓦戈见证了“崇高生活的理想”而血流成河的现实，并预知这样的现实还将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之时，激烈地辩驳，“每当我听到改造生活，我就失去自制力而陷入绝望”。之后，他沉浸到寂静的自然风光和沉默的劳动之中，并写下了这样的读书笔记：“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帕斯捷尔纳克借日瓦戈之笔点出了他对生活的思考。当其他俄国作家不断向大众喊出平庸的高调时，普希金和契诃夫却走出了一条“生活正确”的道路：“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 　　人们叙述自己的困难时，往往会将将自己的境遇戏剧化，仿佛人生真如罗伯特·福斯特在《未选择的路》所写：“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三年前，处在摸索期的钱佳楠也一度将自己置于“‘写（作）’，还是‘（谋）生’”的两难境地中，然而，如今她以扎扎实实的创作证伪了问题本身——想走出自己道路的人，必然要经过一条千难万险的荆棘路，但并不一定会站在某个交叉路口，做出某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对于钱佳楠，生活不是写作理想的对立面，不是打着高尚口号就可用来加工、打磨的材料——急切地想去改造生活、时常将自己置于变革的混乱、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本质上缺乏执行和完善日常细事的才能。回顾钱佳楠的市井题材的短篇小说，不难发现她专注生活本身的决心：不再局限于年轻人的纯真视角、不再迷恋带着隐喻色彩的都市传奇、不再回忆中寻找解决现实困境的出口，而是从更加丰富的视角去考察周遭世界，以更为质朴、本真的笔调勾勒都市的幽微地带，以置身其中的平和姿态去解剖都市的肌理。
　　但写作《咸蛋小子》时，钱佳楠毫不讳言，她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期。现在，她积累的写作素材已经远比三四年前丰富，锤炼文字和制造戏剧冲突的技艺也日益精纯，却开始担心陷入自我重复的困局。
　　如何避免自我重复？另一位书写世情的年轻作者张怡微提供了一个思路。张怡微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对于小说的认识。她觉得小说是“故事和认识的结合体”，而她读小说的趣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揣测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刻板的索隐癖，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时间里，我发现叙事者和故事之间的桥梁的虚构性并不亚于小说的情节，是一种‘作者意图’的潜在呈现”。文学评论者张定浩在点评张怡微的创作时，也敏锐地指出，“明白一部小说中存在作者、叙事者和故事的多重关系，明白对于小说的分析批评其实是对于这多重关系的分析批评，其实已经是小说修辞学和现代叙事学的常识，但那些仅凭模仿和天分写作的小说家，往往对这样的常识并无清晰认知”，“故事，是由叙事者讲出来的;而这个叙事者的心智，及其对于故事的态度，才是作者所直接给予的。因此，故事其实是可以作伪和复制的，叙事者讲故事的腔调，也是可以模仿的，唯有叙事者的心智和对于故事的态度，却是不可作伪和模仿的，是作者本人必须亲自认领的。小说作者并非直接创造了故事，而是首先创造了一个（或几个）叙事者”（ 张定浩：《张怡微的世情小说——〈春丽的夏〉读后》，《山花》 2014年第9期）。
　　理解了小说中存在作者、叙述者和故事的多重关系，也就不难理解钱佳楠当下的困境。钱佳楠以往的写作中，无论是变换叙述的视角，构筑全新的时空体，还是锤炼语言，解决的仍是故事层面的问题。但这些创作中，叙述者的心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对于故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认识也是一脉相承的，仍旧停留在作家路内所说的“自足和轻微的洞察”中，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张力仍有提升的空间。然而，心智的成长、认识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期待这位年轻写作者在创作的荆棘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