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陶瓷发展史，与辉煌的康雍乾清三代瓷器相比，晚清民国瓷器虽逊色不少，但由于其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瓷器特点鲜明、独具风格。同时，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的瓷器也不断随之变化，在品种、绘画及色釉装饰等方面不断创新。帽筒，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一种实用瓷器品类，也是民间陶瓷艺术的代表之一，将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以画入瓷，其纹饰题材不拘一格，还大量取材民间生活，不仅生动亲切，情趣浓郁而富有民俗色彩，逐渐蜕变为独具时代特色的民间瓷器艺术，也是雅俗共赏的古董瓷器之一。
　　帽筒，顾名思义，就是由清代官员放置官帽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器物。清代早期，官帽放置在木制的帽架上，同时亦有铜胎珐琅及瓷制的球形帽架。真正瓷制帽筒则创烧于清代嘉庆年间，并兴盛于晚清乃至民国时期。而其作用，也由最初放置帽子，渐渐发展成为居家陈设品、婚嫁时的必备陪嫁妆。可以说，“帽筒”这一清代中晚期出现的全新器型，饱含了我国个半世纪的民风、民俗，承载着丰厚的历史信息。纹饰为重，脱胎为“画”
　　早期的帽筒主要是官员使用，制作相当考究，样式多为六方形，有的还有采用“开窗”（镂空）设计，可通气和熏香。进入民间之后，帽筒功能渐渐发生变化，转变为厅堂的陈设瓷，帽筒形态也转变为“不开窗”的圆形样式。晚清时期帽筒釉面与胎体结合得较为紧密，常见人物故事和花卉等吉祥如意的图案，山水较为少见。民国时期的帽筒，胎体坚致，釉面光润，洁白度较高，呈现出近代新瓷的特征。纹饰上出现了文人画倾向，大量国画意味的笔法在瓷绘中出现。
　　帽筒纹饰具体可分为：山水纹、人物纹（老者、童子、仕女）、花鸟纹（牡丹、菊花、桃花）、图案纹（开光、博古等）、工艺纹（刻瓷、金彩、刷花、贴花）等大类，从釉彩划分又有青花、绿彩、浅绛、胭脂红、蓝彩、墨彩、洋蓝、珊瑚红等，以上品列已有20余个，但实际远不止于此：如花乌纹中还有“梅花”“翎毛”，人物纹中还有“和合二仙”“麻姑献寿”等神仙题材;工艺纹中还有“喷花”等未涵盖。一般而言，帽筒的装饰特色为“通景式”，即器身展开后即为一幅完整画面，绝大部分的图案会加上诗词、干支日月、款名等。帽筒圆柱形腹部笔直、宽大的形制，又为绘瓷艺人提供了便利，用笔墨挥洒，有较大的发挥余地。故此，帽筒形制虽小，画片却尤其值得称道，可谓小而雅。
　　因为帽筒作画便捷，且广为各阶层接纳，所以很多制瓷名店介入生产。一些知名的画手也常常以彩绘帽筒谋生。晚清景德镇御窑厂众多画手均参与制作，如程门、金品卿、王少维、汪藩、周友松、潘植南、程言、程玉庭、任焕章、俞子明、许品衡、汪照藜、方家珍、梅峰樵、高心田、何明谷、余焕文、汪友棠、汪章、许达生等。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陶瓷装饰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瓷画”这一独立的艺术概念渐渐浮出水面。“陶瓷绘画”“瓷画”“瓷绘艺术”等词汇，现在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这标志着“瓷画”作为一种独立美术形式的确立。帽筒纹饰，作为近代“瓷画”艺术的一支代表，其重要性和典型性将越来越凸显。加之民国时瓷绘艺人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在当时就获得了市场和买家的认可，瓷绘艺人不自觉间，与国画艺术家创作无异，只不过是将宣纸换成了光洁的瓷面而己。这是瓷绘艺人主体意识、创作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在丰富的纹饰面前，帽筒的器形已退居成一种“材质”，夺人眼球的是“画”而非“器”。晚清民国帽筒价格，无论是当时出厂价，还是现在拍场价，几乎都依赖于纹饰“工艺”或“画艺”水平，这是其定价的主要依据，故晚清民国的制瓷工匠逐渐向绘瓷高手、名家看齐，导致仿名家成风。
　　款识，师法名家书法
　　帽筒在款识上同样丰富，可分年号款、仿古款、堂名款、厂店款等，这些属于矾红印章款，位于器物底部;与此同时，帽筒器身往往还有人名款、纪年款及诗文题款之类，一般属于墨书款，位于器身，两者各具特色。相对而言，早期的帽筒款识，略简单些，主要有年号款、仿古款、瓷号款等，而民国帽筒的款识更为丰富，出现了堂名款、厂店款、订烧款等。流行于民国时期的诗文题款则尤为值得玩味。晚清民国时期景德镇彩瓷艺人始终在模仿文人画的风格，器表纹饰采取诗、书、绘画并举的形式。在画山水、花乌图等器身上，一般题有“仿六如之法”“仿元人之法”“仿八大山人”等。“仿六如之法”即仿唐寅的画法，“仿元人之法”，即仿元人黄公望;“仿八大山人”，即仿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
　　但是，到后期，绝大多数的这种题法已经沦为一种“广告”，因为哪怕再差的绘工，画完之后也会在瓷面上，像例行公事一样题写“仿某某之法”，标榜自己为传统绘画出身。可惜，这些自我标注与唐寅的严谨细致之笔、黄公望的苍茫简远之笔、八大山人的恣纵倔强之笔，已经看不出任何画风渊源了。
　　浅绛彩帽筒，文人也钟爱瓷绘
　　在众多种彩绘装饰帽筒中，浅绛彩帽筒尤为值得一提，它不仅彩绘精美，还深受晚清民国文人青睐，甚至亲自参与帽筒的彩绘，是风靡一时的名品。所谓浅绛彩瓷，是指咸丰至同治年间，景德镇出现的一种低温釉上彩瓷。这种瓷绘是以一种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已经烧好的白瓷胎上绘制纹饰后，再在750摄氏度左右的窑炉中低温烧制而成。由于是在釉面上作画，画面用色薄，色调清淡柔和，艺术风格和效果与在纸绢上的浅绛山水画大致相同。浅绛彩瓷的发轫者为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浅绛大家。浅绛彩瓷诞生之后，经过后继诸多浅绛瓷绘家的共同努力，以及为数众多的名店匠人的模仿，完成了从官绅士子的欣赏雅器到艺术品与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用具共同繁荣的转变，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晚清以降，局势动荡，瓷业虽然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但依然延续了中国陶瓷的形象，其中的浅绛彩瓷更是一个独特品种，作为文人画在瓷上的反映，其流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珠山八友”的直接推动作用，以及对后代瓷业发展的影响，都不可低估。它悄然出现于晚清文人绘瓷用以资生之中，随之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风靡大江南北，尔后由于瓷绘原料成本变化、市场需求变迁、文明西风东渐、瓷绘人士内在求变求新等多种原因，浅绛彩瓷作为一种整体的瓷绘形式又悄然退出。故帽简也是浅绛彩的一种重要介质，或者说是“画材”。帽筒凭借自身的实用及装饰兼具的本色，与生俱来贴近老百姓的亲和力，吸引了大量瓷绘艺人在上面描绘挥洒，两者形成了天然的共生关系，可谓相得益彰，亦让很多瓷绘名家对其青睐有加。近年，弥漫着文人气息的晚清民国彩瓷日益受捧，特别是其中的浅绛瓷，它那空灵隽永的艺术气息又受到了人们青睐，更多名家作品浮出水面，而主要作为承载介质之一的帽筒也位列其中。而不再是被忽视的品项。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文人画家或接受过近代美术教育的艺术工作者加入到陶瓷艺术的创作中来，他们不僅把中国国画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引进到陶瓷装饰中来，而且把中国国画的审美观念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极大地提高了陶瓷产品的艺术性。而帽筒作为晚清民国日用瓷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既是实用器具亦为陈设器，民间的存世量很大，具有一定代表性，对研究清末民初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以及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和人们的思想煮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