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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藏文古籍文献的挖掘整理乃至出版，出现了井喷式的现象，一套古籍丛书动辄几百册，甚至上千册，其中多有不为人知的手抄本，仍然保持着其文本形成时的原始状态。甚至秘不示人的西藏所藏梵文写本，也已影印成册，令世界梵学界欢欣鼓舞。而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更使那些闻所未闻的文献唾手可得。
藏学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新的文本不断被发现，而新材料必然带来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的创新。若无庞大的藏文文本的存世，则难以想象藏学是否成立。文本研究是传统藏学的基础和核心。许多著名的藏学家就是从研读个人兴趣所在的某部文本开始走上治学之路的，故掌握藏文，并能解读相关文本是藏学家必备之能力。当代藏学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的方法颇为强势，可以发现与藏学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多以田野为基础。不过，文本的解读在藏学研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当下由于文本的涌现，使新的学术领域之开拓、隐秘不清的历史脉络之重构，皆有了可能。藏学文本研究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开启，文本的研究正当其时！
《文本与历史》一书的出版，正是应时而生。其副标题为“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概括了本书所关注的两大领域，二者间既有跨度，也有关联。所论者或以作者近几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或是评述藏学文本研究的新进展。每章的内容在注重通论性的概述外，又有具体而微的研究例证，不尚空谈。
该书的第一章一方面宏观性地介绍了藏文文献的多种面相，又据作者对一世达赖喇嘛几种传记的研究心得，阐述这些传记文本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完全以西方语文学的研究路数，将一世达赖喇嘛的传记《希有珠链》译成了德文，并详加探讨，阐幽抉微，揭示文本隐含之言外之意及与时代之关系，由此他对解读文本之甘苦深有体会。作者在前言中曾总结道：“读解和研究一部藏文高僧传记，我们必须从这些程式化、标准化的宗教内容中深挖细究、抽丝剥茧，用心再现传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广阔的社会和宗教背景，提炼出传主有别于他人的品行、作为和历史功德。”
沈卫荣在《希有珠链》中也发现了明代西藏地方势力仁蚌巴家族的重要史料，从而订正了延续已久的重大纪年错误。本书所涉及的第二部一世达赖喇嘛的传记是《希有十二宏化》，其作者有两人，先是传主之弟子称为崩哇巴者完成初稿，其后名贡噶坚赞（遍喜宝幢）者进行了修订补充。显然，解读文本的工作中，了解作者的生平是关键之一。但是藏文传记的跋文中，有关作者身世的信息极少，而藏传佛教的学者中同名者又极多。藏传佛教史上可能有无数个贡噶坚赞，要找到其中的哪一位是《希有十二宏化》之作者，实属不易。我们可看到《文本与历史》为揭开贡噶坚赞之身世而做的各种努力，综合各种线索，推测此处之贡噶坚赞到底為何人。沈卫荣通过比对发现《希有十二宏化》的内容与《希有珠链》类似，没有提供新材料，但他也敏锐地指出，其结构体例有独特性，即仿照了佛传，实是对传主的进一步神化。
藏文高僧传记，有的达数十万言，甚至个别传记接近百万字，与汉文《高僧传》中仅以数百字记述一位高僧生平事迹的叙事风格截然不同。高僧传中牵涉诸多的人物、寺院、地方、经典、历史事件，甚至佛学见解方面的争议，是研究藏传佛教史、藏族史、区域史、民族关系史、文化史方面的宝贵资源。但若不潜心研读的话，不要说有什么重要史料的发现，就连基本内容都不易把握，甚至会被各种宗教性的语言表达所迷惑。再加上许多文本是草体写本，里面充斥着缩写字，乃至错字，皆未经后人整理，研读之难度可以想见。解读文本的门槛本身过高，又要耗费时日，不易出成果，更不能充分显示研究的现实意义，故文本研究的成果与文献之存量相比少得可怜。但是若要写出新的历史、新的人物传记，不从浩繁的文献中爬梳搜罗，不积累点点滴滴的材料，何以成文？这也是《文本与历史》中反复告诫和强调的，笔者深以为然。
本书第二章、第三章梳理了当今藏学界文本研究之现状，不啻是一部简要的藏学文献研究史，其中蕴含的学术信息极为丰富，可见作者用力之勤和眼界之广。虽然，对藏文文本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咸有贡献，但海外学界尤重新领域之开拓，本书所介绍的许多新观点、新视野都是海外学界率先提出的。俗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这些信息和研究动态，对于国内藏学之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沈卫荣主编的另一本著作《何谓密教》中，翻译了多篇西方研究密教的代表作，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如西方学界般从原典来研究密教的成果类，国内并不多见。而《文本与历史》对藏传佛教文本研究的新进展有了更为系统的梳理，从中可窥当今藏学文本研究之趋势，即以往被忽视或不为所重的文献，如公元九世纪到十世纪末的敦煌密教文献、藏外佛典、宁玛派的《密续汇编》、伏藏文献、大师们的闻法录等等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些领域已经有深度的开掘。通过这些文本之研究，收获之一是对藏传佛教前、后弘期的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即认为二者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不存在传统历史叙事所强调的一个断裂阶段。吐蕃时代的文献并不仅仅限于敦煌藏经洞，而是曾大量传至后世，藏文《大藏经》中一半是前弘期的译本，就是明证。西方学者在塔波文献中发现了与敦煌藏经洞相同的文献，而国内学者在西藏发现了吐蕃写本《大般若经》，其写经题记中的人名，亦见于藏经洞文献，说明二者乃同一组抄经者所为。这些新发现，说明吐蕃时代的文献从东起敦煌，西至阿里的广阔区域中曾得以流传。
宁玛派的《密续汇编》（密续指密宗经典，本书中称为《宁玛十万续》）往往被排除在藏文《大藏经》之外，对其真伪，藏传佛教界向来有争议，反对者有之，认可者有之，还有一种态度，如布顿大师就提倡平等置之，不加评议，但所编《大藏经》亦不收。藏人有这样的说法：印度人造论，汉地人造经，西藏人造密续（见《松巴佛教史》）。意思是说西藏人喜欢创作密宗经典，这虽然带有对宁玛派的一种讽刺，但也与实情有相符处。研究证明，《密续汇编》的组成和其渊源都是非常复杂的，里面也包含有视作正统的佛典，如所存前弘期的译本《文殊名称经》，与藏经洞写本相同。而那些渊源不明的密教经典，不少与吐蕃后期密教有关联，从中也能反映吐蕃崩溃以后，佛教出现的“乱象”，或者说佛教大规模本土化的开端。从本书的介绍可知，海外对《密续汇编》的研究深而广，多方位地揭示了其文本价值和学术意义。 本书荟萃的学术信息也给我们以启示：无论是主流认可的核心文本，还是边缘化的灰色文本，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对那些宣称源自前弘期的《密续汇编》及伏藏类的经典，不能按传统的主流观点，轻易地以否定了事，而应该寻找其源头和流变，发掘主流所摈斥的历史；就是较为原始的敦煌藏文文献，亦不能仅就敦煌而言敦煌，而要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定、对勘，乃至佛教思想史之考察，方能深究这些已经残缺不全写本之内涵，揭示吐蕃文献与后期文献之间的衔接关系。
由于藏传佛教文献种类繁多，研究成果除用汉文、藏文、英文撰写外，还有日文、蒙古文、俄文撰写的，并散见于各种刊物，要把有关学术信息网罗无遗，并进行深度的评述，实在也是有困难的。当然在本书已有的基础上，写出系统的藏传佛教文本研究史，更能嘉惠学界，也必将受到学界之欢迎。
本书所涉及的第二个领域可概括为汉藏佛教关系史研究，这是作者数年来辛勤耕耘而收获颇丰的学术区域。而其突破口就在《大乘要道密集》（以下简称《密集》）这一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上。有关《密集》的版本即学术研究史，沈卫荣曾撰长文加以介绍。此处，对此亦需稍加介绍和回顾，以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密集》为世人所重知，始于一九三0年北京藏密院之石印本，其跋文云：
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七年庚午，宝珍金刚上师于燕京极乐庵传授大威德金刚灌顶已，讲起分次第，接传正分。忽见某居士所藏此《大乘要道密集》抄本，四卷，所集皆无上瑜伽要义，乃元初帝师发思巴等传述译集，共十册。清乾隆二十五年，由热河行宫发出，改订四卷。自元迄今五百余年，历藏内府，最为珍贵秘本。兹于讲法期间，同时发现，其密教大兴之兆耶！
可知《密集》在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0）首次从宫中流出，并改订成四卷，北京藏密院即据此改订本石印。一九四二年，著名佛学家吕澂编校出版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是首部研究《密集》的著作。吕澂从《道果延晖集》《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解释道果逐难记》中辑录有关译文，与传世藏文《道果语录金刚句》相比较。其次，从藏文《大藏经》中检出《密集》所收《大手印金璎珞要门》和《成就八十五师祷祝》的藏文原文，与汉译文进行了对勘比较。吕澂在开篇撰有《导言》，内容极富，包括详解《密集》之编目，考证翻译之年代，考述弥哩斡巴和铭徳哩斡巴两位大成就师之生平，探讨密教大成就师之间的师承关系等。
吕澂认为密教的大手印法与中土禅宗近似，绝非偶然，而是有内在的关联，他说：“唐宋之际滇印陆道渐繁，中土思想学术辗转西传，萃于乌氏衍那，蔚成新说，遂为金刚乘无尽之源泉欤？”囿于时代所限，吕澂对《密集》翻译年代等的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吕澂对《密集》的研究有开创性，可惜相关成果湮没无闻久矣。
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密集》又陆续得到部分研究者和密乘爱好者的关注。一九八四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白桂兹发表了一篇名为《迄今无解而归于八思巴名下的元代文献集》的论文，作为著名中亚学家，面对天书般之《密集》也是束手无策，只是向西方学界透露了存在有这样一部重要文献，并在信徒中一直得到传承的信息，基本上没有解答任何问题。白桂兹以博学闻名于世，这篇短文也许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客串之作。一九九二年台湾慧海书斋重印《密集》，但按陈健民的《道果探讨》一文，对《密集》的篇目重新剪裁编排，分为理趣部和实修部，打乱了原来的次序，并废弃原名，新起名《萨迦道果新编》。陈健民的改编，仅凭一己之见，将《密集》中原本有内在关联的按次第编排的道果法给打乱了，而且《密集》所含并不限于道果法，还有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那若六法、无上瑜伽部胜乐法类、佛像装藏开光法类、佛塔尺度等，但仅以道果命名，与实不符。这种改编不仅不能达到“省读者辗转探究线索之劳”的作用，反而徒增混乱。
与此同时，《密集》受到了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的关注。汉藏文化交流史是王尧生前一直重视的学术领域之一，他对唐蕃文化交流史，及元明清时代的汉藏文化交流史，均有涉猎，并多开创之功，为学界所称道。一九九六年，王尧发表了《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再次刊录《密集》之篇目，并给出了部分作者、译者名称的藏文拼写，但仍将《密集》视为元代的译作。二000年，陈庆英先生发表了《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陈庆英对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史、西夏语言等方面，曾发表过分量颇重的研究成果。因熟悉藏传佛教与西夏之关系，陈庆英首次提出了《密集》中有西夏人的译本，纠正了学术界、佛教界长期以来认为《密集》完全是元人译本的认识，揭示了《密集》来源的复杂性。此外，台湾自由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密集》（一九六二年初版，二00三年重印），由萧天石作序，南怀瑾写有长篇跋文。
《密集》受到学界和教界名流之关注，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皆高度评价了《密集》之重要性，并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密集》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沈卫荣接过了《密集》研究的学术接力棒之后。沈卫荣本人及所指导的弟子对 《密集》 展开了一个多方位的研究，本书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要介绍。其成果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汉藏文本之对勘研究。成果见于发表的系列论文，如《元代汉译卜思端大师造〈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对勘、研究》（沈卫荣）、《〈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藏、汉本对勘研究》（徐华兰）、《元代汉译八思巴帝师造〈观师要门〉对勘、研究》（沈卫荣）、《萨思迦班智达造〈授修习敕轨〉藏汉本对勘》（安海燕）、《萨思迦班智达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汉、藏本对勘》（安海燕）等。将汉藏文本进行仔细的比对，求其异同，从而搞清了《密集》所收部分译本的渊源、藏文本之保存现状、传承史、汉译本之特色等。这种研究方法，对于解决文本之渊源而言，最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对《密集》之其余大部分文献，亦从浩繁的藏文文献中寻找到了母本或线索，勾勒渊源流变。而未找到藏文原本之西夏时代的“大手印法”类译本，亦有详细说明，并提出以后可能解决的途径，即还要全面研究西夏文的大手印法类译本，理清大手印法在西夏的传承历史。总之，在《密集》文本的渊源研究方面，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又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最终使如同天书一般之《密集》译文内容豁然可解，并进而对其整体的结构层次和道果法的组成部分得以把握。 第二，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将《密集》置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发掘文本的历史价值。《密集》所含西夏时代的译本，均有传译者之题款，为藏传佛教密教在西夏的传播历史和相关人物的研究留下线索。传译者之地位极高，有国师、帝师等身份显赫者，显见他们的活动是社会主流的行为，绝非私人或边缘化的活动。沈卫荣等通过《密集》中的西夏译本及黑水城出土密教文献的研究，显示出佛教在西藏复兴的同时，以勃勃生机向东传播，噶举派的大手印法、萨迦派的道果法等传入西夏，旋即译为西夏文、汉文。西夏汉译密教文本见证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多民族间的传播和交流，也说明西夏和西藏的联系非常紧密，西藏后弘期的新密法不断传入西夏，使其成为金刚乘密法又一兴盛之地。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就是处在分裂时期，战火蔓延之际，国内民族间的以佛教作为纽带的文化交流也并未停滞，多民族先贤为此付出的心血，更显得异常珍贵。西夏、元时期藏传佛教的向东传播，以及藏文密典翻译流传的历史得以廓清，甚至有望重构。《密集》中有一位重要的翻译者名莎南屹啰，自称“持咒沙门”，其翻译之密典尤多。但莎南屹啰名不见传，文献无征，吕澂等前贤亦曾钩沉其生活之时代，但皆不能中的。沈卫荣则通过蛛丝马迹，以及《密集》以外所存莎南屹啰之译作等，判断其为明初之人，对此学界虽仍有异议，但其研究的思路与仅以其名称之对音，寻求藏传佛教史上同名者而为比定的做法相比，其结论更为可信。莎南屹啰对汉藏文化交流之贡献，亦得以彰显。《密集》中不仅有萨迦派、噶举派这些著名的教派所重之密法，亦有夏鲁派、觉囊派等小派之著作，这些新的认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将《密集》与历史相联系，还原了文本存在的时代和文化环境，并以小见大，纷繁无序的线索被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早已被遗忘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诸多环节昭然若揭、灿然如列，功莫大焉！
第三，发掘与《密集》同类的密教汉译本，拓展研究领域。沈卫荣及团队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献，广泛搜罗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又有重大收获。如黑水城文献中的《梦幻身要门》《中有身要门》《九事显法光明义》等重要的密教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观音密集玄文》等与西夏、元朝、明朝所传藏传密教有关之文本九种，辽宁图书馆藏《无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法义》（又称为《演揲儿法残卷三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议》等，这些文献以往虽被束之高阁，其学术价值亦不为人知，但能保存至今，不由得令人惊奇。而沈卫荣等人却能将这些文献一一再发现，又将这些文献萃聚一起，与《密集》文本相结合而研究，上下求索，考镜源流，文献互证，揭示其间的传承关系。默默无闻的文本不仅首次进入了学界的视野，也展现了这些文本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細致而耐心的文本梳理，不仅搞清了文本是什么，又能超越文本自身，取得回答了文本何以存在的缘由。进而深入历史，揭开史家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在这方面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沈卫荣等对“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的再阐释。通过严谨的语文学之研究，方知原本在中原史家笔下的“淫戏”，不过是密法修炼中的“幻轮法”和“供养舞”，与“淫戏”无关，所谓“淫戏”是史家的过度想象。这些结论，颠覆了传统历史叙述，充分说明部分佛教文本，与历史研究之关系。
（《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沈卫荣、侯浩然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藏学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新的文本不断被发现，而新材料必然带来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的创新。若无庞大的藏文文本的存世，则难以想象藏学是否成立。文本研究是传统藏学的基础和核心。许多著名的藏学家就是从研读个人兴趣所在的某部文本开始走上治学之路的，故掌握藏文，并能解读相关文本是藏学家必备之能力。当代藏学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的方法颇为强势，可以发现与藏学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多以田野为基础。不过，文本的解读在藏学研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当下由于文本的涌现，使新的学术领域之开拓、隐秘不清的历史脉络之重构，皆有了可能。藏学文本研究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开启，文本的研究正当其时！
《文本与历史》一书的出版，正是应时而生。其副标题为“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概括了本书所关注的两大领域，二者间既有跨度，也有关联。所论者或以作者近几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或是评述藏学文本研究的新进展。每章的内容在注重通论性的概述外，又有具体而微的研究例证，不尚空谈。
该书的第一章一方面宏观性地介绍了藏文文献的多种面相，又据作者对一世达赖喇嘛几种传记的研究心得，阐述这些传记文本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作者完全以西方语文学的研究路数，将一世达赖喇嘛的传记《希有珠链》译成了德文，并详加探讨，阐幽抉微，揭示文本隐含之言外之意及与时代之关系，由此他对解读文本之甘苦深有体会。作者在前言中曾总结道：“读解和研究一部藏文高僧传记，我们必须从这些程式化、标准化的宗教内容中深挖细究、抽丝剥茧，用心再现传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广阔的社会和宗教背景，提炼出传主有别于他人的品行、作为和历史功德。”
沈卫荣在《希有珠链》中也发现了明代西藏地方势力仁蚌巴家族的重要史料，从而订正了延续已久的重大纪年错误。本书所涉及的第二部一世达赖喇嘛的传记是《希有十二宏化》，其作者有两人，先是传主之弟子称为崩哇巴者完成初稿，其后名贡噶坚赞（遍喜宝幢）者进行了修订补充。显然，解读文本的工作中，了解作者的生平是关键之一。但是藏文传记的跋文中，有关作者身世的信息极少，而藏传佛教的学者中同名者又极多。藏传佛教史上可能有无数个贡噶坚赞，要找到其中的哪一位是《希有十二宏化》之作者，实属不易。我们可看到《文本与历史》为揭开贡噶坚赞之身世而做的各种努力，综合各种线索，推测此处之贡噶坚赞到底為何人。沈卫荣通过比对发现《希有十二宏化》的内容与《希有珠链》类似，没有提供新材料，但他也敏锐地指出，其结构体例有独特性，即仿照了佛传，实是对传主的进一步神化。
藏文高僧传记，有的达数十万言，甚至个别传记接近百万字，与汉文《高僧传》中仅以数百字记述一位高僧生平事迹的叙事风格截然不同。高僧传中牵涉诸多的人物、寺院、地方、经典、历史事件，甚至佛学见解方面的争议，是研究藏传佛教史、藏族史、区域史、民族关系史、文化史方面的宝贵资源。但若不潜心研读的话，不要说有什么重要史料的发现，就连基本内容都不易把握，甚至会被各种宗教性的语言表达所迷惑。再加上许多文本是草体写本，里面充斥着缩写字，乃至错字，皆未经后人整理，研读之难度可以想见。解读文本的门槛本身过高，又要耗费时日，不易出成果，更不能充分显示研究的现实意义，故文本研究的成果与文献之存量相比少得可怜。但是若要写出新的历史、新的人物传记，不从浩繁的文献中爬梳搜罗，不积累点点滴滴的材料，何以成文？这也是《文本与历史》中反复告诫和强调的，笔者深以为然。
本书第二章、第三章梳理了当今藏学界文本研究之现状，不啻是一部简要的藏学文献研究史，其中蕴含的学术信息极为丰富，可见作者用力之勤和眼界之广。虽然，对藏文文本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咸有贡献，但海外学界尤重新领域之开拓，本书所介绍的许多新观点、新视野都是海外学界率先提出的。俗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这些信息和研究动态，对于国内藏学之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沈卫荣主编的另一本著作《何谓密教》中，翻译了多篇西方研究密教的代表作，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如西方学界般从原典来研究密教的成果类，国内并不多见。而《文本与历史》对藏传佛教文本研究的新进展有了更为系统的梳理，从中可窥当今藏学文本研究之趋势，即以往被忽视或不为所重的文献，如公元九世纪到十世纪末的敦煌密教文献、藏外佛典、宁玛派的《密续汇编》、伏藏文献、大师们的闻法录等等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些领域已经有深度的开掘。通过这些文本之研究，收获之一是对藏传佛教前、后弘期的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即认为二者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不存在传统历史叙事所强调的一个断裂阶段。吐蕃时代的文献并不仅仅限于敦煌藏经洞，而是曾大量传至后世，藏文《大藏经》中一半是前弘期的译本，就是明证。西方学者在塔波文献中发现了与敦煌藏经洞相同的文献，而国内学者在西藏发现了吐蕃写本《大般若经》，其写经题记中的人名，亦见于藏经洞文献，说明二者乃同一组抄经者所为。这些新发现，说明吐蕃时代的文献从东起敦煌，西至阿里的广阔区域中曾得以流传。
宁玛派的《密续汇编》（密续指密宗经典，本书中称为《宁玛十万续》）往往被排除在藏文《大藏经》之外，对其真伪，藏传佛教界向来有争议，反对者有之，认可者有之，还有一种态度，如布顿大师就提倡平等置之，不加评议，但所编《大藏经》亦不收。藏人有这样的说法：印度人造论，汉地人造经，西藏人造密续（见《松巴佛教史》）。意思是说西藏人喜欢创作密宗经典，这虽然带有对宁玛派的一种讽刺，但也与实情有相符处。研究证明，《密续汇编》的组成和其渊源都是非常复杂的，里面也包含有视作正统的佛典，如所存前弘期的译本《文殊名称经》，与藏经洞写本相同。而那些渊源不明的密教经典，不少与吐蕃后期密教有关联，从中也能反映吐蕃崩溃以后，佛教出现的“乱象”，或者说佛教大规模本土化的开端。从本书的介绍可知，海外对《密续汇编》的研究深而广，多方位地揭示了其文本价值和学术意义。 本书荟萃的学术信息也给我们以启示：无论是主流认可的核心文本，还是边缘化的灰色文本，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对那些宣称源自前弘期的《密续汇编》及伏藏类的经典，不能按传统的主流观点，轻易地以否定了事，而应该寻找其源头和流变，发掘主流所摈斥的历史；就是较为原始的敦煌藏文文献，亦不能仅就敦煌而言敦煌，而要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定、对勘，乃至佛教思想史之考察，方能深究这些已经残缺不全写本之内涵，揭示吐蕃文献与后期文献之间的衔接关系。
由于藏传佛教文献种类繁多，研究成果除用汉文、藏文、英文撰写外，还有日文、蒙古文、俄文撰写的，并散见于各种刊物，要把有关学术信息网罗无遗，并进行深度的评述，实在也是有困难的。当然在本书已有的基础上，写出系统的藏传佛教文本研究史，更能嘉惠学界，也必将受到学界之欢迎。
本书所涉及的第二个领域可概括为汉藏佛教关系史研究，这是作者数年来辛勤耕耘而收获颇丰的学术区域。而其突破口就在《大乘要道密集》（以下简称《密集》）这一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上。有关《密集》的版本即学术研究史，沈卫荣曾撰长文加以介绍。此处，对此亦需稍加介绍和回顾，以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密集》为世人所重知，始于一九三0年北京藏密院之石印本，其跋文云：
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七年庚午，宝珍金刚上师于燕京极乐庵传授大威德金刚灌顶已，讲起分次第，接传正分。忽见某居士所藏此《大乘要道密集》抄本，四卷，所集皆无上瑜伽要义，乃元初帝师发思巴等传述译集，共十册。清乾隆二十五年，由热河行宫发出，改订四卷。自元迄今五百余年，历藏内府，最为珍贵秘本。兹于讲法期间，同时发现，其密教大兴之兆耶！
可知《密集》在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0）首次从宫中流出，并改订成四卷，北京藏密院即据此改订本石印。一九四二年，著名佛学家吕澂编校出版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是首部研究《密集》的著作。吕澂从《道果延晖集》《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解释道果逐难记》中辑录有关译文，与传世藏文《道果语录金刚句》相比较。其次，从藏文《大藏经》中检出《密集》所收《大手印金璎珞要门》和《成就八十五师祷祝》的藏文原文，与汉译文进行了对勘比较。吕澂在开篇撰有《导言》，内容极富，包括详解《密集》之编目，考证翻译之年代，考述弥哩斡巴和铭徳哩斡巴两位大成就师之生平，探讨密教大成就师之间的师承关系等。
吕澂认为密教的大手印法与中土禅宗近似，绝非偶然，而是有内在的关联，他说：“唐宋之际滇印陆道渐繁，中土思想学术辗转西传，萃于乌氏衍那，蔚成新说，遂为金刚乘无尽之源泉欤？”囿于时代所限，吕澂对《密集》翻译年代等的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吕澂对《密集》的研究有开创性，可惜相关成果湮没无闻久矣。
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密集》又陆续得到部分研究者和密乘爱好者的关注。一九八四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白桂兹发表了一篇名为《迄今无解而归于八思巴名下的元代文献集》的论文，作为著名中亚学家，面对天书般之《密集》也是束手无策，只是向西方学界透露了存在有这样一部重要文献，并在信徒中一直得到传承的信息，基本上没有解答任何问题。白桂兹以博学闻名于世，这篇短文也许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客串之作。一九九二年台湾慧海书斋重印《密集》，但按陈健民的《道果探讨》一文，对《密集》的篇目重新剪裁编排，分为理趣部和实修部，打乱了原来的次序，并废弃原名，新起名《萨迦道果新编》。陈健民的改编，仅凭一己之见，将《密集》中原本有内在关联的按次第编排的道果法给打乱了，而且《密集》所含并不限于道果法，还有噶举派的大手印法、那若六法、无上瑜伽部胜乐法类、佛像装藏开光法类、佛塔尺度等，但仅以道果命名，与实不符。这种改编不仅不能达到“省读者辗转探究线索之劳”的作用，反而徒增混乱。
与此同时，《密集》受到了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的关注。汉藏文化交流史是王尧生前一直重视的学术领域之一，他对唐蕃文化交流史，及元明清时代的汉藏文化交流史，均有涉猎，并多开创之功，为学界所称道。一九九六年，王尧发表了《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再次刊录《密集》之篇目，并给出了部分作者、译者名称的藏文拼写，但仍将《密集》视为元代的译作。二000年，陈庆英先生发表了《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陈庆英对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史、西夏语言等方面，曾发表过分量颇重的研究成果。因熟悉藏传佛教与西夏之关系，陈庆英首次提出了《密集》中有西夏人的译本，纠正了学术界、佛教界长期以来认为《密集》完全是元人译本的认识，揭示了《密集》来源的复杂性。此外，台湾自由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密集》（一九六二年初版，二00三年重印），由萧天石作序，南怀瑾写有长篇跋文。
《密集》受到学界和教界名流之关注，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皆高度评价了《密集》之重要性，并逐渐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密集》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沈卫荣接过了《密集》研究的学术接力棒之后。沈卫荣本人及所指导的弟子对 《密集》 展开了一个多方位的研究，本书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要介绍。其成果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汉藏文本之对勘研究。成果见于发表的系列论文，如《元代汉译卜思端大师造〈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对勘、研究》（沈卫荣）、《〈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藏、汉本对勘研究》（徐华兰）、《元代汉译八思巴帝师造〈观师要门〉对勘、研究》（沈卫荣）、《萨思迦班智达造〈授修习敕轨〉藏汉本对勘》（安海燕）、《萨思迦班智达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汉、藏本对勘》（安海燕）等。将汉藏文本进行仔细的比对，求其异同，从而搞清了《密集》所收部分译本的渊源、藏文本之保存现状、传承史、汉译本之特色等。这种研究方法，对于解决文本之渊源而言，最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对《密集》之其余大部分文献，亦从浩繁的藏文文献中寻找到了母本或线索，勾勒渊源流变。而未找到藏文原本之西夏时代的“大手印法”类译本，亦有详细说明，并提出以后可能解决的途径，即还要全面研究西夏文的大手印法类译本，理清大手印法在西夏的传承历史。总之，在《密集》文本的渊源研究方面，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又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最终使如同天书一般之《密集》译文内容豁然可解，并进而对其整体的结构层次和道果法的组成部分得以把握。 第二，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将《密集》置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发掘文本的历史价值。《密集》所含西夏时代的译本，均有传译者之题款，为藏传佛教密教在西夏的传播历史和相关人物的研究留下线索。传译者之地位极高，有国师、帝师等身份显赫者，显见他们的活动是社会主流的行为，绝非私人或边缘化的活动。沈卫荣等通过《密集》中的西夏译本及黑水城出土密教文献的研究，显示出佛教在西藏复兴的同时，以勃勃生机向东传播，噶举派的大手印法、萨迦派的道果法等传入西夏，旋即译为西夏文、汉文。西夏汉译密教文本见证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多民族间的传播和交流，也说明西夏和西藏的联系非常紧密，西藏后弘期的新密法不断传入西夏，使其成为金刚乘密法又一兴盛之地。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就是处在分裂时期，战火蔓延之际，国内民族间的以佛教作为纽带的文化交流也并未停滞，多民族先贤为此付出的心血，更显得异常珍贵。西夏、元时期藏传佛教的向东传播，以及藏文密典翻译流传的历史得以廓清，甚至有望重构。《密集》中有一位重要的翻译者名莎南屹啰，自称“持咒沙门”，其翻译之密典尤多。但莎南屹啰名不见传，文献无征，吕澂等前贤亦曾钩沉其生活之时代，但皆不能中的。沈卫荣则通过蛛丝马迹，以及《密集》以外所存莎南屹啰之译作等，判断其为明初之人，对此学界虽仍有异议，但其研究的思路与仅以其名称之对音，寻求藏传佛教史上同名者而为比定的做法相比，其结论更为可信。莎南屹啰对汉藏文化交流之贡献，亦得以彰显。《密集》中不仅有萨迦派、噶举派这些著名的教派所重之密法，亦有夏鲁派、觉囊派等小派之著作，这些新的认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将《密集》与历史相联系，还原了文本存在的时代和文化环境，并以小见大，纷繁无序的线索被有机地串联起来，使早已被遗忘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诸多环节昭然若揭、灿然如列，功莫大焉！
第三，发掘与《密集》同类的密教汉译本，拓展研究领域。沈卫荣及团队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献，广泛搜罗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又有重大收获。如黑水城文献中的《梦幻身要门》《中有身要门》《九事显法光明义》等重要的密教文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观音密集玄文》等与西夏、元朝、明朝所传藏传密教有关之文本九种，辽宁图书馆藏《无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法义》（又称为《演揲儿法残卷三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议》等，这些文献以往虽被束之高阁，其学术价值亦不为人知，但能保存至今，不由得令人惊奇。而沈卫荣等人却能将这些文献一一再发现，又将这些文献萃聚一起，与《密集》文本相结合而研究，上下求索，考镜源流，文献互证，揭示其间的传承关系。默默无闻的文本不仅首次进入了学界的视野，也展现了这些文本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細致而耐心的文本梳理，不仅搞清了文本是什么，又能超越文本自身，取得回答了文本何以存在的缘由。进而深入历史，揭开史家有意或无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在这方面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沈卫荣等对“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的再阐释。通过严谨的语文学之研究，方知原本在中原史家笔下的“淫戏”，不过是密法修炼中的“幻轮法”和“供养舞”，与“淫戏”无关，所谓“淫戏”是史家的过度想象。这些结论，颠覆了传统历史叙述，充分说明部分佛教文本，与历史研究之关系。
（《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沈卫荣、侯浩然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