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不是没有规矩，不是没有准则。如唐太宗就要求官员做到公正，他说：“为政莫若至公。”清康熙帝要求官员做到“清、勤、慎”。从宋仁宗时起，各地官府就树立了刻有对官员诫勉之词的石碑（戒石铭），但仍有不少官员不守规矩。他们或者本来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品行不端之人，或者进入官场后受到不良影响被“染黑”了，投机钻营，无所不为。
　　谄媚奉承型官员
　　《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时太史令袁充上奏皇上说，隋朝建立以后，白天渐渐长了，日影渐渐短了，这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事，一定是隋朝的功业感动了上天，所以才会日长影短。一番话说得隋文帝很高兴。他对百官说，日长影短，确是吉庆之事，是上天对我们的保佑。于是下令改元，“取日长之意为年号”，改“开皇”为“仁寿”。因为袁充的谎话、鬼话，全国的工匠可倒了霉，他们的工时加长了，因为据说白天变长了。袁充为讨好文帝，不惜篡改、捏造天文观测结果，还谎称老天都被隋朝皇帝感动了。胡三省就此事评论说：“史言袁充诬天以病民。”
　　《资治通鉴》又载：隋炀帝十分欣赏大臣裴矩，认为裴矩深知帝意，凡是裴矩上奏的，都是隋炀帝心里所想而还没有讲出来的。若非忠心为国，怎能做到与他心心相印？当时炀帝身边的一批大臣，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郭衍等，“皆以谄谀有宠”，炀帝就被这帮人包围着。其中的郭衍曾劝炀帝，皇上用不着像先帝那样天天上朝，太辛苦了，5天上一次朝就行了。史称隋文帝“每旦临朝，日昃不倦”，每天早晨上朝，处理政务到太阳偏西，还不知疲倦。虽然处理的事务未免“繁碎”，作为皇帝无须事必躬亲，但他确实是一位勤于政务的皇帝。隋炀帝跟文帝不同，他怠于政务，《新唐书》说：“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治，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那么多军国事务，他懒得去管，丢在一旁，自己不处理，又不放手让臣下处理。所以郭衍的“建议”正中炀帝下怀，炀帝更加认为郭衍忠心耿耿，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郭衍为了对炀帝阿谀奉承，不惜把国事当儿戏。
　　庄绰《鸡肋编》记载了一个因谄谀而立即得到实惠的故事：北宋熙宁（1068-1077年）年间，有一名读书人上书当时的宰相，极尽奉承之能事。马屁拍上了，宰相高兴之下，绕过吏部，捏造了一个“特殊勋劳”的由头，直接给这个读书人委派官职。苏洵编了顺口溜，讽刺这个读书人说：“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迎合宰相，被说成“特殊勋劳”，真是荒唐。
　　谄臣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信用，而正直的人却受到冷落、排斥，这在古代官场是习见习闻的。所以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廉耻，宁做谄臣，不做直臣。
　　唐太宗十分憎恶谄臣。据《资治通鉴》，他特地对公卿大臣讲了谄谀是国家之祸害。他说，如果国君刚愎自用，拒听谏言，臣下又“阿谀顺旨”，那么国君就会失去皇位。国君一旦失去皇位，臣下岂能保全自己？隋朝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结果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都被杀。
　　投机钻营型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