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对朱枫的公开纪念活动，几乎迟到了半个世纪——1990年6月，烈士牺牲40周年时，有关方面才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朱枫烈士座谈会并编印纪念文集。
　　
　　吴石临刑前从容赋诗
　　
　　“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共产党称为“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地下党人吴仲禧(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据吴仲禧回忆：“在军校同窗4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吴石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无独有偶，在厄运降临的紧急关头，吴石这位勇敢的抗日将军与爱国民主人士，也像朱枫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抗争。应该感谢当年拍照的那位新闻摄影官，是他按动快门，记下了法庭宣判后的一瞬间。法官通知，如有遗言可当庭书写。摄影者就是在这个角落里，抓拍了身穿西服的吴石将军在军警包围和书记官指点下俯首执笔的镜头。吴石写的是什么，国民党官方报纸第二天一字没有透露，倒是第三天(1950年6月12日)香港的《星岛日报》说了实话。该报的新闻标题是《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副题则为《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临刑前从容吟诗”，这是何等的气魄!短短的7个字，耐人寻味地道出了“秘密宣判”和新闻管制下被掩盖了的真相。即便如此，这家报纸在当时也不敢将吴石的诗句公开出来。吴石这位戎马一生、文武兼备的儒将，在判处他死刑的军事法庭上挥笔写下人生“绝唱”：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未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
　　吴石将军是穿着西装倒下的，两粒子弹穿透他的心脏“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告我翁”——这位出生在闽江边的山乡子弟、成长在那动荡不安年代里的中华英才，如此真实地兑现了自己的临终诺言。
　　
　　
　　陈宝仓、聂曦血洒马场町
　　
　　在这组珍贵的镜头里，也摄下了另外两位受难者的身影。一位是“吴石、朱谌之案”牵连者，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陈宝仓，1910年生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抗战时期陈同吴石一起服务于第四战区，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
　　据吴仲禧回忆，陈在赴台之前，就有投奔北平解放区的打算，当陈从上海撤退至广州时，亦曾和吴仲禧接触，表示了向共产党靠拢的愿望。吴仲禧做陈的思想工作，说如去台湾可向中共方面提供军政情报。后来吴仲禧与好友吴石见面，也将这个情况告知，要他抵台后可同陈联络。
　　吴石案发后，保密局特务从吴石副官王正均(福建人，因“吴石案”被捕，于1950年7月被害，年仅27岁)的供词中得知陈、吴之间确有秘密文件传送，并在吴石家搜出一份有关台湾兵力配备情形的手抄件，系陈宝仓所写，陈遂被捕入狱。临刑前的照片中，剪着平头的陈宝仓被押下刑车时表情凝重，从他那魁梧而正直的形影上，不难看出这是一条让保密局特务们头疼的燕赵好汉。国民党保密局档案资料里常用“狡狯”、“镇定”一类的词语来形容陈宝仓将军。
　　
　　有关陈宝仓将军的真实身份直至最近才公开披露。据2006年7月17日《北京晚报》署名傅力的文章，2006年第5期《广电老年》署名孟启予的文章所称，陈宝仓将军牺牲后，1952年，党和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证书”，并对陈宝仓将军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其骨灰由台湾辗转运至北京，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另一位受难者就是曾任吴石副官的聂曦上校，这位受吴石派遣去香港送过几次情报的青年军官，亦曾为朱枫飞离台北出力相助。1950年公开于海峡两岸“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历史照片中，尤其是聂曦上校从刑车上被军警押下来的那张半身照，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此刻他身穿军服、光着头，脸庞轮廓分明、英气勃发。宽宽的肩膀、揉皱的条纹衬衫，领口处清晰可见两道紧勒着的细麻绳，捆缚的双臂被行刑队员紧紧抓住，浓眉大眼的他双唇微张，好像要呐喊，又像在说些什么……影像是凝固的时空、是打开的岁月之窗，将这位33岁就牺牲的福建青年永远地留在了时间的记忆里。
　　
　　生死之间的不同抉择
　　
　　历史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志士忠心赤胆的同时，也记下了叛徒卑劣的行径。抗战胜利后，为组织、发展台湾地下党，中共中央派遣一批台湾籍干部陆续潜回台湾。1946年5月，中共台湾省工委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任武工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长。
　　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为巩固脚下最后的“反共复国基地”，惊魂甫定的蒋家父子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肆捕杀中共地下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中共台湾省工委成员先后被捕入狱，除张志忠英勇就义于台北川端町刑场外，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纷纷变节投敌。特别是作为台共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蔡供出所有地下党名单，致使台共的高层大部被国民党“肃清”。包括地下党和左翼人士在内被捕人数达1800人之多，造成了台湾现代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被押赴马场町刑场枪决。
　　蔡孝乾，又名蔡乾、蔡前，1908年生于台湾彰化，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惟一一位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人。延安时期的蔡孝乾曾任反帝联盟主席，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的笔下都曾记录过这位会讲日语的红一军团政工干部。蔡后在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长，1945年作为台湾代表，蔡孝乾参加中共七大，并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孝乾投敌后，加入了国民党，并在保密局里干起了特务的勾当。从“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升至“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台工委”中的另两位叛徒陈泽民、洪幼樵，也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校。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密局长毛人凤不让蔡、陈、洪在保密局内办公，而是另外安排地点严加警卫，并给每人配两条德国大狼狗，以防中共地下党对他们施以报复。真可谓有生就有死，在生与死之间，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