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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增强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要义。
《中国经济信息》综合报道
在政策持续推动和制度红利下，银行业对普惠金融的热情逐渐升温。继五大行之后，股份制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节奏也在加快。2017年10月上旬，兴业银行在总行层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同年11月30日，光大银行表示已成立普惠金融管理委员会。12月18日，浙商银行宣布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自上而下搭建普惠金融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重心下沉，审批权限下放。
普惠金融是在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金融消费者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政策扶持、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使中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逐步获得适当金融产品和服务。
银行业推动普惠金融的热情背后，是认可普惠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增强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家政策層面也多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政策利好
“普惠金融”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鼓励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聚焦服务小微企业、“三农”、脱贫攻坚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事业部，从而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防止脱实向虚。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吴琦表示，近年来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服务，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的服务短板日益凸显。为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要重视两点：一是商业可持续，切实做好社会公益和商业收益的平衡，做好风险防控；二是注重造血式扶持，在解决融资难题时，发挥银行信息、渠道、财务顾问的优势，切实增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自身的造血能力。
2017年9月30日，央行推出定向降准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从2018年起，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人民银行决定统一对上述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具体分为两档：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不仅覆盖了原有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还将政策延伸到脱贫攻坚和“双创”等其他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政策外延更加完整。同时对原有政策标准进行了优化，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
问题聚焦
政策持续推动下，普惠金融获得了迅猛发展，不仅仅限于小额信贷，还表现为各类抵押和担保、产业链融资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形式。但普惠金融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7年，以普惠金融概念入市的网贷经营模式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我国小额消费贷款平台在搭乘互联网的快车之后发展迅猛，客户准入几乎没有门槛，原本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小额消费贷款，其高利息的业务实质与普惠金融的本质有很大差别。
“现金贷”是针对消费者的一种短期小额的现金借贷行为。国内“现金贷”发放主体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银监会下持牌机构，也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P2P借款、现金贷平台等非持牌机构。由于监管缺位、小贷公司业务定位的模糊以及资本逐利的本性，“现金贷”衍变为小额、门槛低、超高息、并伴有暴力催收现象的现金借款业务，爆发式的增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为全面规范“现金贷”业务，使网络小贷业务回归普惠金融本源，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通知》主要对现金贷业务开展原则、统筹监管网络小额贷款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务、完善P2P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强监管有助于推动“现金贷”回归消费信贷的实质。发展小额消费贷款服务，需要回归普惠金融的初心，通过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充分评估，做好风险防控，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借款的风险，避免借款人最终陷入债务陷阱。
小额消费贷款中出现的乱象有望通过监管之手得以肃清，但一些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撰文表示，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远不能适应需求。一方面，从持牌金融机构看，三农客户融资难、融资慢、融资可得性差的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从非持牌金融机构看，大批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类金融、泛金融机构，混杂在农村地区，隐蔽的农村地下金融市场乱象丛生。
刘永好认为，要解决三农客户碎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要在继续发挥农信社主力军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和规范发展一批资质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坚定不移地走数字普惠金融之路，为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有益补充。
国际经验
在发展我国的普惠金融之路时，也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各国政府重视对社会各阶层的金融服务，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普惠金融。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成立普惠金融专家组讨论政策制定，推行退休账户等项目助力普惠金融。
孟加拉国作为无抵押小额贷款的发源地，其成功之处是提出了小额信贷机构要秉承福利性和财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实施了贷款小组制的风险控制措施，使贷款人在熟人环境中相互制约和监督。
墨西哥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源于墨西哥政府的重视和积极推动，将普惠金融纳入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职能范围，为其发展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允许普惠金融机构以商业化形式运作。但小额信贷机构的迅速扩张和自由竞争也造成了小额贷款利率高企，部分贷款利率甚至高于高利贷，偏离了服务弱势群体的社会目标。
巴西充分利用各类零售商业网点作为代理银行，节约了人工成本支出和营业场所，以低成本扩展金融覆盖率、提高偏远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代理银行模式初期，巴西监管部门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部分银行业务。随着金融机构和代理银行之间合同不断完善，监管部门放开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代理银行不能从事部分金融业务的管制，对不同类别的代理金融服务实行差别化管理，使得代理银行模式健康有序发展。
肯尼亚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利用国内手机普及率远高于银行账户普及率的优势，借助手机银行技术，为农村地区人群提供成本低、效率高、操作简单的移动金融服务。肯尼亚最大的移动运营商Safaricom率先推出手机银行平台M-Pesa，开发了原有移动业务的零售商如手机充值网点作为手机银行的代理网点，使手机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可以在代理店提现，推动了移动支付业务在肯尼亚的快速扩张。Safaricom推出的移动金融平台采用SIM卡做安全认证和加密，加上手机银行金融服务记录和追踪，来控制移动金融风险。
结合国际经验，普惠金融应当真正做到以贫困人群为主体，建立市场化经营的小额信贷机构，针对特定需求设计相应普惠金融产品，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中国经济信息》综合报道
在政策持续推动和制度红利下，银行业对普惠金融的热情逐渐升温。继五大行之后，股份制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节奏也在加快。2017年10月上旬，兴业银行在总行层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同年11月30日，光大银行表示已成立普惠金融管理委员会。12月18日，浙商银行宣布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自上而下搭建普惠金融经营管理体系，实现业务重心下沉，审批权限下放。
普惠金融是在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金融消费者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政策扶持、市场竞争和金融创新，使中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逐步获得适当金融产品和服务。
银行业推动普惠金融的热情背后，是认可普惠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增强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方面发挥的作用。国家政策層面也多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政策利好
“普惠金融”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鼓励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聚焦服务小微企业、“三农”、脱贫攻坚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事业部，从而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防止脱实向虚。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吴琦表示，近年来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服务，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的服务短板日益凸显。为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大中型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要重视两点：一是商业可持续，切实做好社会公益和商业收益的平衡，做好风险防控；二是注重造血式扶持，在解决融资难题时，发挥银行信息、渠道、财务顾问的优势，切实增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企业自身的造血能力。
2017年9月30日，央行推出定向降准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从2018年起，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人民银行决定统一对上述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具体分为两档：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不仅覆盖了原有的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还将政策延伸到脱贫攻坚和“双创”等其他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政策外延更加完整。同时对原有政策标准进行了优化，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
问题聚焦
政策持续推动下，普惠金融获得了迅猛发展，不仅仅限于小额信贷，还表现为各类抵押和担保、产业链融资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形式。但普惠金融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7年，以普惠金融概念入市的网贷经营模式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我国小额消费贷款平台在搭乘互联网的快车之后发展迅猛，客户准入几乎没有门槛，原本服务于低收入群体的小额消费贷款，其高利息的业务实质与普惠金融的本质有很大差别。
“现金贷”是针对消费者的一种短期小额的现金借贷行为。国内“现金贷”发放主体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银监会下持牌机构，也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P2P借款、现金贷平台等非持牌机构。由于监管缺位、小贷公司业务定位的模糊以及资本逐利的本性，“现金贷”衍变为小额、门槛低、超高息、并伴有暴力催收现象的现金借款业务，爆发式的增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为全面规范“现金贷”业务，使网络小贷业务回归普惠金融本源，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通知》主要对现金贷业务开展原则、统筹监管网络小额贷款公司、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务、完善P2P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强监管有助于推动“现金贷”回归消费信贷的实质。发展小额消费贷款服务，需要回归普惠金融的初心，通过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充分评估，做好风险防控，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借款的风险，避免借款人最终陷入债务陷阱。
小额消费贷款中出现的乱象有望通过监管之手得以肃清，但一些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撰文表示，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远不能适应需求。一方面，从持牌金融机构看，三农客户融资难、融资慢、融资可得性差的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从非持牌金融机构看，大批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类金融、泛金融机构，混杂在农村地区，隐蔽的农村地下金融市场乱象丛生。
刘永好认为，要解决三农客户碎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是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要在继续发挥农信社主力军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和规范发展一批资质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坚定不移地走数字普惠金融之路，为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有益补充。
国际经验
在发展我国的普惠金融之路时，也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各国政府重视对社会各阶层的金融服务，释放政策红利推动普惠金融。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成立普惠金融专家组讨论政策制定，推行退休账户等项目助力普惠金融。
孟加拉国作为无抵押小额贷款的发源地，其成功之处是提出了小额信贷机构要秉承福利性和财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实施了贷款小组制的风险控制措施，使贷款人在熟人环境中相互制约和监督。
墨西哥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源于墨西哥政府的重视和积极推动，将普惠金融纳入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职能范围，为其发展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允许普惠金融机构以商业化形式运作。但小额信贷机构的迅速扩张和自由竞争也造成了小额贷款利率高企，部分贷款利率甚至高于高利贷，偏离了服务弱势群体的社会目标。
巴西充分利用各类零售商业网点作为代理银行，节约了人工成本支出和营业场所，以低成本扩展金融覆盖率、提高偏远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代理银行模式初期，巴西监管部门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部分银行业务。随着金融机构和代理银行之间合同不断完善，监管部门放开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代理银行不能从事部分金融业务的管制，对不同类别的代理金融服务实行差别化管理，使得代理银行模式健康有序发展。
肯尼亚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利用国内手机普及率远高于银行账户普及率的优势，借助手机银行技术，为农村地区人群提供成本低、效率高、操作简单的移动金融服务。肯尼亚最大的移动运营商Safaricom率先推出手机银行平台M-Pesa，开发了原有移动业务的零售商如手机充值网点作为手机银行的代理网点，使手机银行账户里的货币可以在代理店提现，推动了移动支付业务在肯尼亚的快速扩张。Safaricom推出的移动金融平台采用SIM卡做安全认证和加密，加上手机银行金融服务记录和追踪，来控制移动金融风险。
结合国际经验，普惠金融应当真正做到以贫困人群为主体，建立市场化经营的小额信贷机构，针对特定需求设计相应普惠金融产品，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