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10岁,可以向大人申请进城了，金坛县城离我们家18里，那时还没有这样车那样车，到哪里都是步行，早上跑进城，晚上跑回家，没这个年龄走不动。
　　那年9月，父亲批准了我的申请，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一蹦一跳上路了。
　　走得肚子叽哩咕噜喊饿的时候，巍峨的城墙矗在面前了，高大、森严，那真的是山啊。偌大的护城河也只配匍匐在它脚下，待走到城门口，说是门，其实比我们村哪家的屋脊都高大，宽阔，3条牛并排进出也不碍事。本来跟了大人进城就心虚虚的，到这重门前，就只有七上八下的胆怯了。
　　乡里农民来做一回城里人，都不少自律规矩。不赤脚，不敞衣，找个城下埠头，沿几十个石阶下到河边，涤净泥脚，取出那双一直揣在怀里的干净布鞋，套上，再将那件出门才穿的布衫拉扯周正，随身携带的扁担也不再扛在肩上了，改握在手里，进城了。
　　从东门进去，街还窄，店还少，不过已是满目新鲜。同样在做烧饼油条，案板上发出的声音已多出诡谲节奏，连沿街的叫卖，也像是在演小唱了。小葱算点什么啦，蘸上油捏进面粉，炉子里烘一下，改名叫葱油烧饼，那种香可以蹿进鼻子沉到心底。还有种“叫麻子”（蝈蝈），乡下的山岗上茅草边到处是，城里人将它锁进篾笼子，一声声“瞿瞿——瞿瞿——”也在为他们变钱了。
　　再向前就到思古街或者司马坊、大沿巷了，那是金坛的闹区，百货公司、人民银行、金沙戏院、面饭馆，以及城中央的漕河二“乔”（清河桥、文清桥）都坐落在这里。百十种布匹一溜儿竖立柜中的布庄，穿短衫剪分头一个比一个神气的朝奉（店员），忙得不亦乐乎的红锅师傅和托盘跑堂，备有各式纽扣、发夹、针头线脑的小摊，灯草盘在头顶、皇历端在胸前推销的行走小贩……把个首次进城的乡巴佬孩子搞得不知看哪个方向是好。
　　最是思古街北边的那片砖块石子踩踏成的场子了，说它是民俗游乐场，成色十足。那一天，两个女人在场上打点上下两排“西洋景”，她们分站两边，耳朵上那对“金耳环”像有半斤，一个唱“瞧啦里个瞧啦”，一个应“西洋那个景啦”，这头，一张张镶边画框在暗箱中上排推进，下排拉出；那头，另一女子接过上排推来的画框，再按入下排推去，形成循环“回流”，20多个画框这样流水往复。看客花5分钱买上一票，就可以在一个小洞口细瞅里面的“西洋景”了。父亲去剪布那阵，我一直站在它边上，十分想“瞧啦里个瞧啦”，那个洞里究竟出现些什么“西洋景”，我转向背面，一无所见，再弓腰张望洞口，一团模糊，至今仍是遗憾谜团。
　　再一景，就要数街头理发了。也在这个场子，匠人的全副装备，一担可挑：一张杂木骨牌凳，一个尺把长的器具箱，一副3根木棍支撑的脸盆架和一个竹壳热水瓶。来客往骨牌凳上一坐，和尚头或是锅铲头就开始了。师傅的态度和蔼，剃一个头只收6分钱，他们的手脚一直闲不下来。数年后，我到县城上中学，也成了这个景点里的角色，每个月我给他们6分钱，他们终年包我头发不长。一段时间，我还常来这场子看耍猴子、举石担、卖狗皮膏药……现在想来，这里不就是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大世界吗？
　　那次进城，主要是让父亲给我买钢笔的。那时，钢笔是学生的时髦，我多次提议，又经多次家庭协商，决议买了。父亲带我在大沿巷找上一家文具商店，普通钢笔、铱金笔、金笔3种自来水笔都有。父亲准我买最便宜的民生牌钢笔，站在柜台前，父亲和我，旋下笔套，再旋上笔套，拆下吸水弹簧，再装好吸水弹片，随后蘸水试写粗细，看笔尖刮不刮纸，钢笔的好坏虽然我们一无所知，还是挑了10多分钟，因为，这是一笔家庭重大开支，包括一瓶蓝黑墨水在内，得支出7角8分钱。
　　那天我太高兴了，脚板都走肿了，到家已成瘸子，但没觉得累，只是比平时多吃了一碗芋头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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