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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论研究中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在经过20世纪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萌发和草创阶段之后，目前已进入了学理的探索、丰富和深化阶段。尽管国内的生态批评尚处在发展初期，但研究的规模和层次标志着一个崭新学科的蓬勃发展的潜力；而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的初见规模，必将给新世纪文论建设带来巨大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生态批评 研究趋势 新世纪文论建设 影响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源流
20世纪中叶，工业现代化导致温室效应、土壤沙化、自然环境污染、大量生物种类面临濒危境地，自然“复魅”和“生态乌托邦”都已不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都渐渐陷入绝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类开始重新反思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并深刻意识到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长期主宰人类思想方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质疑与批判，使人们可能清醒地面对环境恶化危及生存的严酷事实（温越，2007：141）。自20世纪70年代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化趋势”。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最早发源于美国，就其诞生而言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William Rueckert（1978：71-86）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创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第二个是1993年Patrick Murphy创立了《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杂志，其重要性正如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Cheryll Glotfelty（1996:xviii）在《生态批评读本》(Ecocriticism Reader)中所表述的，“生态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公认的批评流派已经出现”；第三个是1996年Cheryll Glotfelty的《生态批评读本》以及Lawrence Buell的《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的发表，这两本书的出现引发了了学界对生态批评的高度关注。自此，生态批评迅速在欧美文学研究界成为热门话题。
纵观生态批评20余年的发展，从受关注程度、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国际影响来看，它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例如，在互联网著名学术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中以“Ecocriticis”为搜索关键词所获检索项达到了6880条（统计数字截止至完稿时）；在Google(谷歌)中以“Ecocriticis”为关键词可获得检索条目就高达726,000 条。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生态批评逐渐成为国际文学研究的焦点。
二 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
生态批评西学东渐至中国，几近二十年时间了。伴随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国学者也开始密切关注文学生态环境。1992年，中国的环境文学研究会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几乎在同一时间成立，而我国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生态批评进行“译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译介西方已有研究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但能够了解国际学术届研究的现状和热点，而且通过与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式的研究，有助于形成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体系。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领军人物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所著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一文及其后的论著《欧美生态文学》，是这方面研究重要的代表作品，这两部作品对生态批评在西方的源流、内涵及发展情况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译著还包括林官明等译的美国人戴斯·贾斯丁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郇庆治翻译的英国生态政治学者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曾建平翻译英国环境政治学教授布赖恩·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等，这些译著为国内生态批评的认识和研究开拓了视野，更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译介式”的研究之后，国内的学者纷纷加入到生态文学和文艺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大力推动了生态批评研究在我国的建构和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苏州大学生态文艺学研究所的创立者鲁枢元教授。在他撰写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他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论点，和“后现代是一个生态学时代”以及“重建生态乌托邦”等重要思想（2000：24）。他使传统生态学概念延展到了精神层面，推动了文艺学与生态学进行学科交融，催生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创立。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成都大学的曾永成教授，他提出了文艺理论生态学化的学术命题，其所倡扬的人本生态观，对中国的生态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党圣元，2010：121）。他所撰写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着眼于生态论文艺学整体框架的建构，以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说与中国古代“气”论出发的“节律感应”说为美学理论基础，用生态世界观来重新审视文艺的本体与人性内涵、功能与生成规律等等实质性问题。
在大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国内的文学家们也通过生态书写肩负起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品得以涌现。这些作品的共性是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直接地介入现实，很多采用了能产生广泛舆论影响的报告文学体裁，体现出很强的纪实性；另外，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充满着理性與激情兼具的危机意识，展现出生态文学的宏大叙事本质。如胡发云的长篇《老海失踪》、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韩少功的《遥远的自然》、郭雪波的《银狐》、徐刚的《拯救大地》、阿来的《空山》、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如《绿水》、《嘎达梅林》和《可可西里》等生态环保题材的影视作品将生态危机这一主题更加立体化，这些影片在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唤醒中国人民的生态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日益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不论是文学抑或是影视，这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出发于生态危机而来的生态焦虑，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出发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批评也开始作为热门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出现。以“生态批评”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中的检索量高达2,770,000个，而在Google（谷歌中国）中的检索量也达到16,800,000个（以上统计数字截止至完稿时）。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生态批评虽然是较为新近的一种文学批评手段，但已广受国内学界重视。特别是在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标准检索的方式对主题为“生态批评”进行检索，搜索出的各类学术成果为1590条，形式包括有学术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以及学术会议发言等。以年份分别统计（1995-2011）结果如下：2011年共228篇（截止至完稿时），2010年共357篇，2009年共268篇，2008年共232篇，2007年共175篇，2006年共117篇，2005年共93篇，2004年共48篇，2003年共28篇，2001年共5篇，1997年共2篇，1995年共1篇。Cnki中国知网的数据充分说明国内学者对生态批评的研究每年都在大幅增加，从1995年仅有一篇，到2005年近百篇，而2010年比2005年又增加了4倍。由此可见，生态批评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由量变到质变，其在国内的文学批评领域正在逐渐变为广为关注的显学。
三 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
生态批评的研究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开采无度等严重问题，由此而引起的洪水、干旱、泥石流等自然生态灾难不断发生，给中国的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除了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之外，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对环保和生态精神的重建和复兴，即以生態理性为桥梁，连接起现实的此岸与精神的彼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态批评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与人文渴求密切相关，它的兴起体现出中国学界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给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朝气，它不但拓宽了中国文论的审美视域，更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体系。
除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之外，生态批评作为一个崭新的批评视角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生态批评之新具体体现在其宏大的综合性和包容性，该研究涵盖了生态学研究、自然地理研究、环境主义文化观念研究、人类学研究、哲学、史学、宗教学、文艺学和美学等研究范畴。在这样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批评建设体现出了建设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的特点。正如王诺教授（2006：18）认为，生态批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因此，生态批评正可以从文学中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和谐共生之中凝练大量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可以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然，并对我国的文论建设起到了与时俱进、和谐发展的推进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批评对我国文论建设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从全球视角来思考，由于生态批评研究的客体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态问题，所以中西兼容并蓄是生态批评研究的大势所趋。王诺教授曾与美国生态批评研究著名学者、ASLE（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斯各特·斯洛维克教授进行长达六个小时的学术对话，而华中师范大学的陈红教授与斯洛维克教授作为特邀编辑共同为《外国文学研究》生态批评栏目撰写了《对生态批评论文专栏的介绍》一文等也已被学界传为美谈。由此可见，当中国学者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充分融入世界生态批评研究中时，不仅可为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论建设同步发展的难得机遇，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空间，并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新的平等的、和谐的文化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与历史中起伏的种种文艺浪潮不同，中国学者在西方同行建设生态批评之时，几乎同步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国内著名学者张皓（2003：8）认为，“这无疑标志着一种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文学批评从跟在西方后面趋行转而与西方同步运行。”
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王诺，2002：54）。加强中西交流，体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存和生长之本。在国际生态批评研究领域里,中国学者的参与将为全球绿色思潮提供更多、更有启示性的东方生态思考和生态精神资源，也完全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遗产，融合并超越西方研究水平，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最终引领整个人类重塑精神家园。
注：本文系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发展基金启动性课题研究终期成果，项目编号：Q0620。
参考文献：
[1] 温越：《生态批评：生态伦理的想象性建构》，《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7年第9期。
[2] Rueckert,William.1978.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J]. Iowa Review 9.1 (Winter 1978):71-86.
[3] Glotfelty,Cheryll.& Fromm,Harold.1996.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xviii.
[4]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
[6] 王诺、宋丽丽、韦清琦：《生态批评三人》，《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7]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8]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关键词：生态批评 研究趋势 新世纪文论建设 影响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一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源流
20世纪中叶，工业现代化导致温室效应、土壤沙化、自然环境污染、大量生物种类面临濒危境地，自然“复魅”和“生态乌托邦”都已不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都渐渐陷入绝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类开始重新反思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并深刻意识到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长期主宰人类思想方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质疑与批判，使人们可能清醒地面对环境恶化危及生存的严酷事实（温越，2007：141）。自20世纪70年代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化趋势”。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最早发源于美国，就其诞生而言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William Rueckert（1978：71-86）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创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第二个是1993年Patrick Murphy创立了《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杂志，其重要性正如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Cheryll Glotfelty（1996:xviii）在《生态批评读本》(Ecocriticism Reader)中所表述的，“生态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公认的批评流派已经出现”；第三个是1996年Cheryll Glotfelty的《生态批评读本》以及Lawrence Buell的《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的发表，这两本书的出现引发了了学界对生态批评的高度关注。自此，生态批评迅速在欧美文学研究界成为热门话题。
纵观生态批评20余年的发展，从受关注程度、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国际影响来看，它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例如，在互联网著名学术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中以“Ecocriticis”为搜索关键词所获检索项达到了6880条（统计数字截止至完稿时）；在Google(谷歌)中以“Ecocriticis”为关键词可获得检索条目就高达726,000 条。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生态批评逐渐成为国际文学研究的焦点。
二 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影响
生态批评西学东渐至中国，几近二十年时间了。伴随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国学者也开始密切关注文学生态环境。1992年，中国的环境文学研究会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几乎在同一时间成立，而我国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生态批评进行“译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译介西方已有研究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但能够了解国际学术届研究的现状和热点，而且通过与西方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式的研究，有助于形成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体系。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领军人物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期间所著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一文及其后的论著《欧美生态文学》，是这方面研究重要的代表作品，这两部作品对生态批评在西方的源流、内涵及发展情况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译著还包括林官明等译的美国人戴斯·贾斯丁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郇庆治翻译的英国生态政治学者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曾建平翻译英国环境政治学教授布赖恩·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等，这些译著为国内生态批评的认识和研究开拓了视野，更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译介式”的研究之后，国内的学者纷纷加入到生态文学和文艺等方面的研究之中，大力推动了生态批评研究在我国的建构和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苏州大学生态文艺学研究所的创立者鲁枢元教授。在他撰写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他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这一具有开拓意义的论点，和“后现代是一个生态学时代”以及“重建生态乌托邦”等重要思想（2000：24）。他使传统生态学概念延展到了精神层面，推动了文艺学与生态学进行学科交融，催生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创立。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成都大学的曾永成教授，他提出了文艺理论生态学化的学术命题，其所倡扬的人本生态观，对中国的生态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党圣元，2010：121）。他所撰写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着眼于生态论文艺学整体框架的建构，以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说与中国古代“气”论出发的“节律感应”说为美学理论基础，用生态世界观来重新审视文艺的本体与人性内涵、功能与生成规律等等实质性问题。
在大的生态环境影响下，国内的文学家们也通过生态书写肩负起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品得以涌现。这些作品的共性是拥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直接地介入现实，很多采用了能产生广泛舆论影响的报告文学体裁，体现出很强的纪实性；另外，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充满着理性與激情兼具的危机意识，展现出生态文学的宏大叙事本质。如胡发云的长篇《老海失踪》、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韩少功的《遥远的自然》、郭雪波的《银狐》、徐刚的《拯救大地》、阿来的《空山》、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如《绿水》、《嘎达梅林》和《可可西里》等生态环保题材的影视作品将生态危机这一主题更加立体化，这些影片在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唤醒中国人民的生态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日益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不论是文学抑或是影视，这些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出发于生态危机而来的生态焦虑，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出发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批评也开始作为热门关键词在搜索引擎中出现。以“生态批评”为关键词，在百度搜索中的检索量高达2,770,000个，而在Google（谷歌中国）中的检索量也达到16,800,000个（以上统计数字截止至完稿时）。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生态批评虽然是较为新近的一种文学批评手段，但已广受国内学界重视。特别是在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标准检索的方式对主题为“生态批评”进行检索，搜索出的各类学术成果为1590条，形式包括有学术期刊论文、硕士博士论文以及学术会议发言等。以年份分别统计（1995-2011）结果如下：2011年共228篇（截止至完稿时），2010年共357篇，2009年共268篇，2008年共232篇，2007年共175篇，2006年共117篇，2005年共93篇，2004年共48篇，2003年共28篇，2001年共5篇，1997年共2篇，1995年共1篇。Cnki中国知网的数据充分说明国内学者对生态批评的研究每年都在大幅增加，从1995年仅有一篇，到2005年近百篇，而2010年比2005年又增加了4倍。由此可见，生态批评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由量变到质变，其在国内的文学批评领域正在逐渐变为广为关注的显学。
三 生态批评对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
生态批评的研究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开采无度等严重问题，由此而引起的洪水、干旱、泥石流等自然生态灾难不断发生，给中国的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除了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之外，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对环保和生态精神的重建和复兴，即以生態理性为桥梁，连接起现实的此岸与精神的彼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态批评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与人文渴求密切相关，它的兴起体现出中国学界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给中国当代文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朝气，它不但拓宽了中国文论的审美视域，更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体系。
除了深刻的现实意义之外，生态批评作为一个崭新的批评视角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生态批评之新具体体现在其宏大的综合性和包容性，该研究涵盖了生态学研究、自然地理研究、环境主义文化观念研究、人类学研究、哲学、史学、宗教学、文艺学和美学等研究范畴。在这样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批评建设体现出了建设性、开放性和延展性的特点。正如王诺教授（2006：18）认为，生态批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因此，生态批评正可以从文学中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和谐共生之中凝练大量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可以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然，并对我国的文论建设起到了与时俱进、和谐发展的推进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批评对我国文论建设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从全球视角来思考，由于生态批评研究的客体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态问题，所以中西兼容并蓄是生态批评研究的大势所趋。王诺教授曾与美国生态批评研究著名学者、ASLE（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的斯各特·斯洛维克教授进行长达六个小时的学术对话，而华中师范大学的陈红教授与斯洛维克教授作为特邀编辑共同为《外国文学研究》生态批评栏目撰写了《对生态批评论文专栏的介绍》一文等也已被学界传为美谈。由此可见，当中国学者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充分融入世界生态批评研究中时，不仅可为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论建设同步发展的难得机遇，而且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空间，并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新的平等的、和谐的文化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与历史中起伏的种种文艺浪潮不同，中国学者在西方同行建设生态批评之时，几乎同步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研究成果。国内著名学者张皓（2003：8）认为，“这无疑标志着一种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文学批评从跟在西方后面趋行转而与西方同步运行。”
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王诺，2002：54）。加强中西交流，体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存和生长之本。在国际生态批评研究领域里,中国学者的参与将为全球绿色思潮提供更多、更有启示性的东方生态思考和生态精神资源，也完全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遗产，融合并超越西方研究水平，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最终引领整个人类重塑精神家园。
注：本文系天津财经大学科研发展基金启动性课题研究终期成果，项目编号：Q0620。
参考文献：
[1] 温越：《生态批评：生态伦理的想象性建构》，《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2007年第9期。
[2] Rueckert,William.1978.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J]. Iowa Review 9.1 (Winter 1978):71-86.
[3] Glotfelty,Cheryll.& Fromm,Harold.1996.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xviii.
[4]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
[6] 王诺、宋丽丽、韦清琦：《生态批评三人》，《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7]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8]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