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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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虽然其中的内容，早已由地下浮上地面，但毕竟仍留着那么一股蛮横的“野”气，令人震撼。 过去的时代，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贫乏的时代。但实际上，人们不但视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得多，而且的确从中享受到一种至乐，这包括圣徒般虔敬的红卫兵与思想上的叛逆者。有趣的是，两者往往归于一人，而且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过前后相距一、两年甚而只有几个月。由此是否可以说精神虚妄呢？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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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虽然其中的内容，早已由地下浮上地面，但毕竟仍留着那么一股蛮横的“野”气，令人震撼。
过去的时代，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贫乏的时代。但实际上，人们不但视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得多，而且的确从中享受到一种至乐，这包括圣徒般虔敬的红卫兵与思想上的叛逆者。有趣的是，两者往往归于一人，而且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过前后相距一、两年甚而只有几个月。由此是否可以说精神虚妄呢？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并非虚妄。
我喜欢此书中弥漫着的气息。其中所涉的角儿多是有意或并不如何自觉地把自己供奉在祭坛上的。有时想，这是否值得？或为一支歌，或为一本书，有的搭进命去，有的则身陷囹圄。比之目下“大款”们，不但牺牲太大，而且就其改造社会的作用，却未必更大，这是令人颇为怅然的。
读书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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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来艺术经验被介绍进来，原是开放改革中的正常现象，不料却有人认为此事非同小可，竭力抵制。例如前几年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介绍，就引起了一番抵制和呵责，仿佛看作是妖魔一般的可怕，文艺从此就会被断送了似的。这很像一个弱不禁风者，因为怕吹冷风，索性连同新鲜空气也不要，把窗户关得密不通风，一旦有人打开，就惊慌失措起来。到这两年，那种厌弃的声息似乎渐渐平息了些，因为人们经过思考，选择，觉得还有点用处。自然
请允许我以鲁迅的气派开讲吧：其实我没什么要讲的，我将要讲的，无论如何，在别处已经有人讲过了；实际上，别人已经说得更好。关于“理解”的看法，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十年，这个论题得到了反复而精彩的讨论。我试图进一步阐述这个论题，或许会显得肤浅而笨拙。我研究这问题的路子的新意，仅仅在于试图继续别人的深思熟虑，以便建立起一条联结中国或东方的纽带；然而，即便从这一方面讲，我无论如何也不是开山的人物。 我
许纪霖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解构，都具有一种理性的目光，一直是我欣赏的。但是，读了他的《狂出真性情》(《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后，却有些不同看法。 有关梁漱溟、毛泽东的那场公案，是非曲直自有评说。然而，讨论其中的是非恩怨是一个问题，在哪个意义上讨论又是一个问题。 作者似乎对梁漱溟的“狂”有太多的认同，以致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发生于五十年代的这场大波澜，不过是中国传统政治的
《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九期《有关配猪的文化抢答》(尹吉男文)肯定会引来一片读者的抢答，因为，不光“在今天，确有一些无视文化规则的‘爷’们和‘款’们，遵循的正是纯生物学的原则”，还确有一些重视“文化规则”的文人，也将人身上生理和性欲的因素放置于“文化规则”的首位，因此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一些“人”们想逃避不适而又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生活的机体温暖之中。尹文借徐冰猪于“一大片书堆里”性交的作品提出的问
音乐家谈音乐，往往很有意思。科普兰写过一本《怎样欣赏音乐》，伯恩斯坦写了一本《音乐欣赏》。两位音乐家的可爱之处都在于他们不是为音乐圣殿再加一圈灵光，而是启开大门，引领平民们放胆巡视。 伯恩斯坦在音乐史榜上有名，由其几方面的成就：指挥、作曲、钢琴演奏。常被称道的则是音乐喜剧的创作。不过，即使在不足千字的辞典条目中，也不嫌辞费地要补叙一笔：他的电视讲座备受欢迎。这本《音乐欣赏》即是由之纂集而成。稍觉
美国汉学家如何看中国文学 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古典文学高高在上，现代文学却一般不太受重视。因此，在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常被推至边缘之边缘，而所需经费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关机构的支持。一直到九十年代，汉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争取现代文学方面的“终身职位”，然而其声势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私生子”。 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的中国文学
我首次读到《Encounter》杂志是五十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中。我被这本杂志吸引，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综合的内容和国际名誉响亮的作者阵容。只是后来，我才发现出版者“文化自由同盟”(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原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外围组织至少是受它的金钱支持。 这个发现当然令我对《Encounter》杂志更具兴趣。在美国思想开明人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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