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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左翼作家茅盾主要从政治、经济角度来描写都市，对都市文明持一种亲近的态度;而自由主义作家老舍则从文化与人性反思的角度对都市文明作了严厉的批判，指责“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钱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在《子夜》与《骆驼祥子》中，乡下人在进入都市后，城中经历与命运遭际都有所不同，而在这差异中，显示了茅盾和老舍对于“乡下人进城”书写的不同表现与思考。
关键词：乡下人进城;子夜;骆驼祥子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发表之后，批评界便出现了“乡下人进城”这一文学概念，后来研究者把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化，逐步衍及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从清末民初的《海上花列传》，之后的《骆驼祥子》，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陈奂生、高加林们，“乡下人进城”这一叙述成了文学史上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本文主要谈论的是1930年代“乡下人进城”，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战争频发、外来资本入侵以及农村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中，因此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如《山雨》《子夜》《奔》《骆驼祥子》等。在众多的书写中，《子夜》和《骆驼祥子》这两个文本因作家立场与倾向的不同而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主要从故事的人物命运、作家的文化态度以及阶级立场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两部小说对于“乡下人进城”故事的表现。
一、人物命运
在《子夜》与《骆驼祥子》中，乡下人在进入都市后，城中经历与命运遭际都有所不同，而在这差异中，显示了茅盾和老舍对于“乡下人进城”书写的不同表现与思考。
《子夜》发表于1932年，茅盾在创作之初，心中便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即要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交响曲”[1]，而在这白色都市与赤色乡村的交融中，不同阶层的乡下人在都市中有着不同的命运遭际。
封建地主阶级的吴老太爷，经不起现代都市文明的刺激，像“僵尸”般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立即“风化”了。小说《子夜》一开篇，便有一大段关于吴老太爷进城的描写：由于乡下发生祸乱，“土匪实在太嚣张”“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虽然吴老太爷根本不相信什么土匪、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2]9，但由于他那半身不遂的毛病，坐卧都需要人扶持，所以只好听从儿子的话，来到了“魔窟”上海。当他坐在那“子不语”的汽车中，面对苏州河金绿色的河水、电车爆出的碧绿火花和霓虹广告管发出的绿焰，二十五年来从未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感受到了来自都市的无形压迫，过度的刺激“烧得他的脸色变为青中带紫”，他感到目眩、耳鸣、头晕，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太上感应篇》以对大都市做顽强的抵抗，但最终也在城市的声光刺激中，局促不安地死掉了。
而作为地主阶级中年轻一代的公子小姐，则很快融入了都市现代生活。七少爷阿萱一进城就用那种邪魔的眼光看着城里的妖艳少妇;四小姐蕙芳虽然口中虔诵着《太上感应篇》，心里却做着与范博文的桃红色梦，并且受不住张素素的劝诱，到了那神秘的丽娃丽妲村，加入他们浪漫不羁的生活，而惠芳从吴老太爷处继承来的那一套象征着封建传统的敬神器具最终也在大雨的冲刷下被污渎了。
在《子夜》中，同样作为年轻一代进入城市的还有屠维岳，但作者对屠维岳的描写与他人稍有不同，即屠维岳是以一个进城务工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屠维岳身上，作者对都市现代性的肯定更加明显。屠维岳来自双桥镇，由吴老太爷推荐在吴荪甫的厂里办庶务，在得到吴荪甫的赏识后，成了吴荪甫的得力“鹰犬”，兢兢业业地为吴办了许多实事。但他在吴荪甫的面前并不是一副传统的走狗模样，面对暴怒的吴荪甫，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并且能够“很镇静、很自然地看着吴荪甫生气的脸孔”[2]127;在解决工人罢工工潮时，又極其果断、有谋略，很巧妙地挫败了工人们的罢工运动。在这里，屠维岳的聪明与胆量在都市空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屠维岳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人。
老舍的《骆驼祥子》则专注于祥子这一底层乡下人的都市生存与命运书写，通过祥子的事业悲剧、婚姻悲剧以及人性悲剧，揭示了进入城中的底层乡下人无论多么努力也难逃失败的悲剧命运。
在小说中，祥子从小生长在乡下，在“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后跑到了城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然后再娶一个憨厚能干、一清二白的女人作妻子。刚进城的祥子，壮得“像一棵树”，样子又是那么实诚、可爱，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只想着赶紧买一辆车，等了整整三年，他终于凑足了钱，买上了一辆只属于自己的车。但好景不长，为了挣那不易多得的两块钱，祥子冒着风险把车拉到了城外，最终人同车一起被大兵捉了去。好不容易逃回来，祥子为了重新买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美德。他开始抢别人的买卖，等到他的钱慢慢地凑得多了，又都被孙侦探敲诈了去。这次，钱没了，东家曹先生也走了，祥子只好回到人和车厂，“只好去投降”“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3]109，然后，为了那点钱结了婚，死了心，在一个女人的手里讨生活，混一天是一天。婚后，虎妞给祥子买了一辆二手车，但即使是这辆祥子一点儿也不喜欢的车也没能长久地拥有，不久就为了给难产死去的虎妞发丧卖掉了。此后的祥子，学会了喝酒赌钱，也吸上了烟卷，每天就那么“淡而不厌”地混着，“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3]177。等到祥子碰上了刘四，祥子才又活了过来，因为他从刘四的身上感到了一种胜利，他决定从此要烟酒不沾，打鼓另开张了。他先找到了曹先生，曹先生给了他希望，但小福子的自杀又使他重新堕入了地狱，这次“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3]203，最终在出卖他人的数钱声中彻底堕落，成了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鬼。
由此可以看出，茅盾在《子夜》中，表现了各类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更丰富宽广;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虽然只写祥子，但人物的命运书写更细腻，祥子进城后的悲剧命运也蕴含着更深刻的批判意义。 二、文化态度
在《子夜》与《骆驼祥子》中，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进入都市后的命运书写，可以看到两个作家对于都市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吴老太爷的死亡是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相互对抗的结果，他的死亡“宣告了封建传统在遭遇都市现代性时的彻底落败”[4]。在小说中，作者将吴老太爷比作“古老的僵尸”，把乡下比作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不会风化，可一旦僵尸离开了坟墓，正如吴老太爷离开乡下进入都市，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在这里，茅盾“将中国城乡的空间结构归之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结构”[5]，城与乡的对立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作者对乡村以及乡村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而对都市现代性则呈现出一种拥抱的姿态，对于吴老太爷的死亡，作者只说“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2]28！
年轻一代的七少爷阿萱和四小姐蕙芳进城后则很快地皈依于都市的现代性，被大都市“收编”。作为吴老太爷的一对金童玉女，可以想见阿萱与蕙芳在乡下时是怎样地被约束，七少爷阿萱已经19岁，但因为“一向就做吴老太爷的‘金童’，很有几分傻”[2]14;四小姐蕙芳则因为吴老太爷的“不允许”，总是穿着老式的衣裙，即使与乡下女子的衣着相比，她的衣服也是过时很久了，与都市男女的时髦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压抑太久，他们一进入城中，很快便被五光十色的都市吸引了过去，在吴老太爷死后，他们更是沉醉于都市的玩乐中，迅速被大都市所“收编”。在这里，作者通过惠芳、阿萱等人的变化呈现出城与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茅盾本人无疑站在现代文明这一端，批判了“乡下人”的传统守旧，以及封建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
在进城务工的屠维岳身上，作者对现代性的肯定更加明显。屠维岳在双桥镇上，“是再上一代的老侍郎的门生”，饱读诗书，而屠维岳的父亲与吴老太爷又是好朋友，由此可以看出，屠维岳在乡下应该是个颇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即使屠维岳在乡下有着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只有当他身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时，他的胆量、聪明才干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满腔抱负才能在现代大工厂这样的平台上得到施展。若屠维岳一直待在封闭、保守的乡下空间中，他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在乡人们的尊敬中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对都市现代文明则呈现出一种拒斥的态度。在《骆驼祥子》中，祥子与屠维岳一样，都是作为进城务工者的形象出现的，但祥子进城后的命运却与屠维岳大不相同。刚从乡下进城的祥子，身体“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性格上简单快乐、“沉默，而又有生气”，在城中待久了之后，祥子却变得又脏又瘦，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彻底成了“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3]215，那么体面的、追求梦想的祥子为何在进入都市后就迅速堕落呢？
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曾说到，他想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在此处，這个“地狱”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金钱所腐蚀的畸形的人伦关系”[6]的都市空间。作为车厂主的刘四，可以为了多挣钱而随意压榨车夫，连女儿也不例外。在虎妞年轻的时候，为了让女儿在生意上多帮衬自己，耽误了虎妞的婚嫁，等到虎妞好不容易能够嫁给祥子时，刘四又因为嫌弃祥子是个“臭拉车的”，不想将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挣下来的产业拱手送人，反对虎妞嫁给祥子，把女儿赶出家门，并且一个子儿也不给，丝毫不讲人情。二强子也能够为了一点钱，就完全不顾及父女间的亲情，先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一个军人，又让女儿去做娼妓来养家，并且他在喝醉的时候，也想到卖个儿子，但没人要罢了。对祥子来说，即使没有爱，他也能为了一点钱就娶那又老又丑的虎妞，等到虎妞难产死去，他能够和小福子在一起时，却因为想到小福子的家庭情况退缩了，毕竟“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考虑，‘情种’只生在大富大贵之家”[3]175。同时，阮明能够为了金钱出卖思想，而祥子则能够为了金钱出卖阮明，“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3]213，于是，祥子为了60块钱，将阮明的命卖了出去。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对都市文明持的是一种拒斥的态度。老舍认为都市文明扭曲了原本健康得“像一棵树”的祥子，毕竟祥子刚从乡下来时身上尚保有一份纯真，而在都市空间待久后却丧失了原有的美德，成了一个社会病胎里的产儿。同时，在老舍的笔下，金钱在都市空间中成了绝对的主导者，一切事物的运行都得服膺于它，不论被动或主动，人们都成了金钱的傀儡，不由自主地被它所操纵，成了所谓的“都市文明”的受害者。由此，老舍彻底批判了“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钱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三、阶级立场
由此可见，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茅盾和老舍对待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态度截然不同，茅盾更倾向于都市，赞赏现代文明，而老舍则对都市文明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与二人的人生经历与其所处的阶级立场有关。
茅盾本人思想比较活跃，能够接受较为新潮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尚在读中学的茅盾，便在学校里做起了义务的革命宣传员;等到预科毕业，因为经济窘迫被卢表叔荐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在报刊书籍上又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之后，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茅盾不仅主持了《小说月报》的编务工作，还与叶绍钧、郑振铎等人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由此看来，时刻走在时代前列的茅盾，自然是无法忍受五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中国民众的统治，所以茅盾用吴老太爷进入都市后的死亡来完成对中国乡村封建传统的批判，希望“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传统”能够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很快地风化掉。
与此同时，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是当时文坛的主潮，它要求文学作品直接反映当时的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它倡导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7]。茅盾作为左翼作家，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创作。于是在《子夜》中，茅盾主要从民族工业兴亡、公债市场投机以及军阀混战、共党活动等方面来构建全文，因此《子夜》中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也就置身于这样的写作背景中。同时，左翼作家又着重从社会层面进行批判，注重揭露资本的罪恶，因此在《子夜》中，茅盾本人虽然倾向于都市的现代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冯云卿、蕙芳等人被都市现代性“收编”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也沾染了都市的坏习性。 而出身城市贫民的老舍，从小在北京的小胡同中长大，看惯了底层人民为生存所做出的种种挣扎，他们“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3]104，他看惯了金钱逼得人们抛却掉美好的伦理道德，最终沦为社会的“渣滓”。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塑造了祥子这样一个由乡入城的底层人物形象，他作为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3]104，即使这样努力，祥子也没能在大都市实现他卑微的梦想，反而被都市所侵蚀，成为“都市文明病”的受害者，无论多么努力也难逃失败的悲剧命运。
同时，在1930年代，老舍是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作家的面貌出现的，与政治相隔较远，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主要是从文化以及人性反思的角度对“乡下人进城”进行的描写。193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战争频发、外来资本入侵、农村封建地主盘剥农民，同时，“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8]，但在老舍的笔下，祥子的命运与时代风云并没有多少内在的紧密联系，并且后来老舍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也指出：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9]。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更多地是从文化和人性反思的角度来对“乡下人进城”展开叙述，批判“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錢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综上，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作为一个左翼作家，茅盾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描写，对都市现代文明持一种亲近的态度;而老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则从文化的角度对都市文明作了严厉的批判，指责“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钱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参考文献：
[1]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J].新文学史料，1981（4）：1-18.
[2]茅盾.茅盾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老舍.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盛翠菊.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5-72.
[5]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D].杭州：浙江大学，2006.
[6]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0.
[7]毛菁华.恪守与倾斜——论老舍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J].德州学院学报，2007（5）：16-19.
[8]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J].文学评论，1979（1）：26-35.
[9]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N].人民日报，1952-05-21.
作者简介：付静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乡下人进城;子夜;骆驼祥子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1980年发表之后，批评界便出现了“乡下人进城”这一文学概念，后来研究者把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大化，逐步衍及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从清末民初的《海上花列传》，之后的《骆驼祥子》，以及新时期文学中的陈奂生、高加林们，“乡下人进城”这一叙述成了文学史上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本文主要谈论的是1930年代“乡下人进城”，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战争频发、外来资本入侵以及农村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中，因此在1930年代的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如《山雨》《子夜》《奔》《骆驼祥子》等。在众多的书写中，《子夜》和《骆驼祥子》这两个文本因作家立场与倾向的不同而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主要从故事的人物命运、作家的文化态度以及阶级立场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两部小说对于“乡下人进城”故事的表现。
一、人物命运
在《子夜》与《骆驼祥子》中，乡下人在进入都市后，城中经历与命运遭际都有所不同，而在这差异中，显示了茅盾和老舍对于“乡下人进城”书写的不同表现与思考。
《子夜》发表于1932年，茅盾在创作之初，心中便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即要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交响曲”[1]，而在这白色都市与赤色乡村的交融中，不同阶层的乡下人在都市中有着不同的命运遭际。
封建地主阶级的吴老太爷，经不起现代都市文明的刺激，像“僵尸”般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立即“风化”了。小说《子夜》一开篇，便有一大段关于吴老太爷进城的描写：由于乡下发生祸乱，“土匪实在太嚣张”“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虽然吴老太爷根本不相信什么土匪、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2]9，但由于他那半身不遂的毛病，坐卧都需要人扶持，所以只好听从儿子的话，来到了“魔窟”上海。当他坐在那“子不语”的汽车中，面对苏州河金绿色的河水、电车爆出的碧绿火花和霓虹广告管发出的绿焰，二十五年来从未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感受到了来自都市的无形压迫，过度的刺激“烧得他的脸色变为青中带紫”，他感到目眩、耳鸣、头晕，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太上感应篇》以对大都市做顽强的抵抗，但最终也在城市的声光刺激中，局促不安地死掉了。
而作为地主阶级中年轻一代的公子小姐，则很快融入了都市现代生活。七少爷阿萱一进城就用那种邪魔的眼光看着城里的妖艳少妇;四小姐蕙芳虽然口中虔诵着《太上感应篇》，心里却做着与范博文的桃红色梦，并且受不住张素素的劝诱，到了那神秘的丽娃丽妲村，加入他们浪漫不羁的生活，而惠芳从吴老太爷处继承来的那一套象征着封建传统的敬神器具最终也在大雨的冲刷下被污渎了。
在《子夜》中，同样作为年轻一代进入城市的还有屠维岳，但作者对屠维岳的描写与他人稍有不同，即屠维岳是以一个进城务工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屠维岳身上，作者对都市现代性的肯定更加明显。屠维岳来自双桥镇，由吴老太爷推荐在吴荪甫的厂里办庶务，在得到吴荪甫的赏识后，成了吴荪甫的得力“鹰犬”，兢兢业业地为吴办了许多实事。但他在吴荪甫的面前并不是一副传统的走狗模样，面对暴怒的吴荪甫，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并且能够“很镇静、很自然地看着吴荪甫生气的脸孔”[2]127;在解决工人罢工工潮时，又極其果断、有谋略，很巧妙地挫败了工人们的罢工运动。在这里，屠维岳的聪明与胆量在都市空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屠维岳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人。
老舍的《骆驼祥子》则专注于祥子这一底层乡下人的都市生存与命运书写，通过祥子的事业悲剧、婚姻悲剧以及人性悲剧，揭示了进入城中的底层乡下人无论多么努力也难逃失败的悲剧命运。
在小说中，祥子从小生长在乡下，在“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后跑到了城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然后再娶一个憨厚能干、一清二白的女人作妻子。刚进城的祥子，壮得“像一棵树”，样子又是那么实诚、可爱，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只想着赶紧买一辆车，等了整整三年，他终于凑足了钱，买上了一辆只属于自己的车。但好景不长，为了挣那不易多得的两块钱，祥子冒着风险把车拉到了城外，最终人同车一起被大兵捉了去。好不容易逃回来，祥子为了重新买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美德。他开始抢别人的买卖，等到他的钱慢慢地凑得多了，又都被孙侦探敲诈了去。这次，钱没了，东家曹先生也走了，祥子只好回到人和车厂，“只好去投降”“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3]109，然后，为了那点钱结了婚，死了心，在一个女人的手里讨生活，混一天是一天。婚后，虎妞给祥子买了一辆二手车，但即使是这辆祥子一点儿也不喜欢的车也没能长久地拥有，不久就为了给难产死去的虎妞发丧卖掉了。此后的祥子，学会了喝酒赌钱，也吸上了烟卷，每天就那么“淡而不厌”地混着，“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3]177。等到祥子碰上了刘四，祥子才又活了过来，因为他从刘四的身上感到了一种胜利，他决定从此要烟酒不沾，打鼓另开张了。他先找到了曹先生，曹先生给了他希望，但小福子的自杀又使他重新堕入了地狱，这次“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3]203，最终在出卖他人的数钱声中彻底堕落，成了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鬼。
由此可以看出，茅盾在《子夜》中，表现了各类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更丰富宽广;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虽然只写祥子，但人物的命运书写更细腻，祥子进城后的悲剧命运也蕴含着更深刻的批判意义。 二、文化态度
在《子夜》与《骆驼祥子》中，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进入都市后的命运书写，可以看到两个作家对于都市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吴老太爷的死亡是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相互对抗的结果，他的死亡“宣告了封建传统在遭遇都市现代性时的彻底落败”[4]。在小说中，作者将吴老太爷比作“古老的僵尸”，把乡下比作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不会风化，可一旦僵尸离开了坟墓，正如吴老太爷离开乡下进入都市，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在这里，茅盾“将中国城乡的空间结构归之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结构”[5]，城与乡的对立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作者对乡村以及乡村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而对都市现代性则呈现出一种拥抱的姿态，对于吴老太爷的死亡，作者只说“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2]28！
年轻一代的七少爷阿萱和四小姐蕙芳进城后则很快地皈依于都市的现代性，被大都市“收编”。作为吴老太爷的一对金童玉女，可以想见阿萱与蕙芳在乡下时是怎样地被约束，七少爷阿萱已经19岁，但因为“一向就做吴老太爷的‘金童’，很有几分傻”[2]14;四小姐蕙芳则因为吴老太爷的“不允许”，总是穿着老式的衣裙，即使与乡下女子的衣着相比，她的衣服也是过时很久了，与都市男女的时髦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压抑太久，他们一进入城中，很快便被五光十色的都市吸引了过去，在吴老太爷死后，他们更是沉醉于都市的玩乐中，迅速被大都市所“收编”。在这里，作者通过惠芳、阿萱等人的变化呈现出城与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而茅盾本人无疑站在现代文明这一端，批判了“乡下人”的传统守旧，以及封建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
在进城务工的屠维岳身上，作者对现代性的肯定更加明显。屠维岳在双桥镇上，“是再上一代的老侍郎的门生”，饱读诗书，而屠维岳的父亲与吴老太爷又是好朋友，由此可以看出，屠维岳在乡下应该是个颇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即使屠维岳在乡下有着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只有当他身处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时，他的胆量、聪明才干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满腔抱负才能在现代大工厂这样的平台上得到施展。若屠维岳一直待在封闭、保守的乡下空间中，他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在乡人们的尊敬中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对都市现代文明则呈现出一种拒斥的态度。在《骆驼祥子》中，祥子与屠维岳一样，都是作为进城务工者的形象出现的，但祥子进城后的命运却与屠维岳大不相同。刚从乡下进城的祥子，身体“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性格上简单快乐、“沉默，而又有生气”，在城中待久了之后，祥子却变得又脏又瘦，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彻底成了“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3]215，那么体面的、追求梦想的祥子为何在进入都市后就迅速堕落呢？
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曾说到，他想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在此处，這个“地狱”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金钱所腐蚀的畸形的人伦关系”[6]的都市空间。作为车厂主的刘四，可以为了多挣钱而随意压榨车夫，连女儿也不例外。在虎妞年轻的时候，为了让女儿在生意上多帮衬自己，耽误了虎妞的婚嫁，等到虎妞好不容易能够嫁给祥子时，刘四又因为嫌弃祥子是个“臭拉车的”，不想将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挣下来的产业拱手送人，反对虎妞嫁给祥子，把女儿赶出家门，并且一个子儿也不给，丝毫不讲人情。二强子也能够为了一点钱，就完全不顾及父女间的亲情，先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一个军人，又让女儿去做娼妓来养家，并且他在喝醉的时候，也想到卖个儿子，但没人要罢了。对祥子来说，即使没有爱，他也能为了一点钱就娶那又老又丑的虎妞，等到虎妞难产死去，他能够和小福子在一起时，却因为想到小福子的家庭情况退缩了，毕竟“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考虑，‘情种’只生在大富大贵之家”[3]175。同时，阮明能够为了金钱出卖思想，而祥子则能够为了金钱出卖阮明，“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3]213，于是，祥子为了60块钱，将阮明的命卖了出去。
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对都市文明持的是一种拒斥的态度。老舍认为都市文明扭曲了原本健康得“像一棵树”的祥子，毕竟祥子刚从乡下来时身上尚保有一份纯真，而在都市空间待久后却丧失了原有的美德，成了一个社会病胎里的产儿。同时，在老舍的笔下，金钱在都市空间中成了绝对的主导者，一切事物的运行都得服膺于它，不论被动或主动，人们都成了金钱的傀儡，不由自主地被它所操纵，成了所谓的“都市文明”的受害者。由此，老舍彻底批判了“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钱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三、阶级立场
由此可见，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茅盾和老舍对待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态度截然不同，茅盾更倾向于都市，赞赏现代文明，而老舍则对都市文明采取一种拒斥的态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与二人的人生经历与其所处的阶级立场有关。
茅盾本人思想比较活跃，能够接受较为新潮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尚在读中学的茅盾，便在学校里做起了义务的革命宣传员;等到预科毕业，因为经济窘迫被卢表叔荐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在报刊书籍上又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之后，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茅盾不仅主持了《小说月报》的编务工作，还与叶绍钧、郑振铎等人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由此看来，时刻走在时代前列的茅盾，自然是无法忍受五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中国民众的统治，所以茅盾用吴老太爷进入都市后的死亡来完成对中国乡村封建传统的批判，希望“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传统”能够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很快地风化掉。
与此同时，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是当时文坛的主潮，它要求文学作品直接反映当时的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它倡导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7]。茅盾作为左翼作家，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创作。于是在《子夜》中，茅盾主要从民族工业兴亡、公债市场投机以及军阀混战、共党活动等方面来构建全文，因此《子夜》中关于“乡下人进城”的书写也就置身于这样的写作背景中。同时，左翼作家又着重从社会层面进行批判，注重揭露资本的罪恶，因此在《子夜》中，茅盾本人虽然倾向于都市的现代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冯云卿、蕙芳等人被都市现代性“收编”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也沾染了都市的坏习性。 而出身城市贫民的老舍，从小在北京的小胡同中长大，看惯了底层人民为生存所做出的种种挣扎，他们“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3]104，他看惯了金钱逼得人们抛却掉美好的伦理道德，最终沦为社会的“渣滓”。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塑造了祥子这样一个由乡入城的底层人物形象，他作为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3]104，即使这样努力，祥子也没能在大都市实现他卑微的梦想，反而被都市所侵蚀，成为“都市文明病”的受害者，无论多么努力也难逃失败的悲剧命运。
同时，在1930年代，老舍是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作家的面貌出现的，与政治相隔较远，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主要是从文化以及人性反思的角度对“乡下人进城”进行的描写。193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战争频发、外来资本入侵、农村封建地主盘剥农民，同时，“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8]，但在老舍的笔下，祥子的命运与时代风云并没有多少内在的紧密联系，并且后来老舍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也指出：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在文艺与政治斗争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9]。所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更多地是从文化和人性反思的角度来对“乡下人进城”展开叙述，批判“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錢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综上，在“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中，作为一个左翼作家，茅盾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描写，对都市现代文明持一种亲近的态度;而老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则从文化的角度对都市文明作了严厉的批判，指责“都市文明”对美好人性的扭曲以及都市空间中金钱对正常人伦关系的腐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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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茅盾.茅盾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3]老舍.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盛翠菊.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5-72.
[5]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D].杭州：浙江大学，2006.
[6]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0.
[7]毛菁华.恪守与倾斜——论老舍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J].德州学院学报，2007（5）：16-19.
[8]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J].文学评论，1979（1）：26-35.
[9]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N].人民日报，1952-05-21.
作者简介：付静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