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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1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薛明在延安结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在保利大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一时间,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那是在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后来,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拉赞助”来养兵
“我父亲和叶挺比较熟悉,他们是北伐战争时期的战友,北伐军一直从武汉打到了河南。当时《民国日报》上说叶挺的独立团是‘铁军’,我父亲的独立十五师是‘钢军’。”
“北伐战争胜利回武汉开庆功大会之后,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九江。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估计到我爸爸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打算除掉他。他和张发奎打算借‘东征讨蒋’的名义把我爸爸和叶挺骗上庐山,扣押之后解除兵权,最终武力解决他和叶挺这两支部队”。
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下了庐山和贺龙、叶挺商定不上庐山;部队开往南昌,当天立即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蒋介石、汪精卫随后便下令抓捕贺龙、叶挺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来抓捕我爸爸。从香港到了上海之后,地下党的人就提醒我爸爸化化妆,但是我爸并不在意这些。”
看一个部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除了看它的番号、上级领导外,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给养从哪里来。“南昌起义前我父亲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人的管辖,也不是任何人的嫡系,都是独立的番号。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拉赞助。”
“人家为什么会给他补给呢?这是因为父亲亲自来给人家解释清楚了他的部队是做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当时他都是去找商会,爸爸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别人拉近距离。”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贺晓明回忆父亲: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在保利大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一时间,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那是在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后来,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拉赞助”来养兵
“我父亲和叶挺比较熟悉,他们是北伐战争时期的战友,北伐军一直从武汉打到了河南。当时《民国日报》上说叶挺的独立团是‘铁军’,我父亲的独立十五师是‘钢军’。”
“北伐战争胜利回武汉开庆功大会之后,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九江。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估计到我爸爸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打算除掉他。他和张发奎打算借‘东征讨蒋’的名义把我爸爸和叶挺骗上庐山,扣押之后解除兵权,最终武力解决他和叶挺这两支部队”。
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下了庐山和贺龙、叶挺商定不上庐山;部队开往南昌,当天立即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蒋介石、汪精卫随后便下令抓捕贺龙、叶挺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来抓捕我爸爸。从香港到了上海之后,地下党的人就提醒我爸爸化化妆,但是我爸并不在意这些。”
看一个部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除了看它的番号、上级领导外,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给养从哪里来。“南昌起义前我父亲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人的管辖,也不是任何人的嫡系,都是独立的番号。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拉赞助。”
“人家为什么会给他补给呢?这是因为父亲亲自来给人家解释清楚了他的部队是做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当时他都是去找商会,爸爸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别人拉近距离。”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贺晓明回忆父亲: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