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反佛著称，因上《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遭遇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悲惨命运，故以反佛斗士的形象著称于世。其实韩愈一生力主尊儒，兼斥佛、老，蔑称为“二氏”（见《重答张籍书》），且在《进学解》中以“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自诩，《新唐书·韩愈传》亦赞曰“愈排二家”，可见韩愈对佛、老二家的排斥是不分轩轾的。韩愈不但驳斥老子的思想，而且对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也毫无恕词，他说：“今之说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依帛，薄仁义，以为不足论，是诚何道邪？”（《进士策问》）其批判矛头显然对准了被李唐王室奉为国教的道教。虽然韩愈的古文中没有像《论佛骨表》那样惊世骇俗的批判道教之力作，但其诗歌中却对道教多方讥讽，《华山女》就是一首名篇：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簪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去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此诗作于何时？方崧卿《韩集举正》系于元和十一二年间，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则云：“方说无的据。诗中所云‘撞钟吹螺闹宫庭’者，正十四年正月宪宗迎佛骨时事。《谏佛骨表》云：‘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旧史》云：‘是年正月丁亥，上令中使押宫人持香花迎佛骨，留禁中三日。’与诗语合，兹系本年。”但是元和十四年正月庚辰朔，丁亥乃正月八日，宪宗于此日迎佛骨入京，“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韩愈乃上表谏止，宪宗大怒，欲处极刑，经裴度、崔群及国戚诸贵等多方规劝，乃于十四日（癸巳）贬韩为潮州刺史。韩愈上表的时间，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推定为正月十一二日。韩愈知迎佛骨事后随即上表，未数日即被贬，其间恐无心情又作《华山女》以讥刺道教。况且诗中所云“撞钟吹螺闹宫庭”等情状，乃当时朝野佞佛风气之常态，并非特指宪宗迎佛骨入宫而言。所以此诗作年难以确定，若据其诗笔老练且身在长安二点来推测，当作于元和六年（811）韩愈入朝以后。
　　除了《华山女》之外，韩愈还写过其他讥讽道教之诗，例如《记梦》诗记述夜梦与“神官”相遇之事，末尾云：“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又如《谢自然诗》驳斥“寒女谢自然”学道成仙的荒诞传说，还有《谁氏子》批判一心学道的“非痴非狂谁氏子”，都是直言指责，态度鲜明。只有《华山女》的写法别出心裁，宋人许顗因而将四首诗进行比较，云：“退之见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赋《谢自然诗》云：‘童骇无所识。’作《谁氏子》诗曰：‘不从而诛未晚耳。’惟《华山女》诗颇假借，不知何以得此？”（《彦周诗话》）所谓“假借”，义为“宽容”，《战国策·燕策三》：“愿大王少假借之。”即取此义。那么，《华山女》果真是“颇假借”吗？朱熹反驳道：“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衒姿色，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岂真以神仙处之哉！”（《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二）朱熹的反驳非常有力，下文略作分析。
　　《华山女》诗描写佛、道二教宣传教义、争夺信众的情景，开头六句写佛僧讲经，听众填溢；而道士的宣讲却听众寥寥，冷落难堪。诗人仿佛只是客观叙述，但形容佛教讲经之热闹场景是“撞钟吹螺闹宫庭”，浑如一场民间娱乐的闹剧。又指出那些俗讲僧吸引听众的宣讲手段是“广张罪福资诱胁”，可见并无精深的教义，而是用因果报应之说对善男信女进行诱骗和威胁。至于道士，则在俗讲僧的诸般手段前全无招架之力，以至于“座下寥落如明星”。这六句诗兼斥二氏，左右开弓，语气冷隽。这就为下文的讽刺主题作了很好的铺垫。
　　道教在听众争夺战中不敌佛教的局面，终于引出了本诗的主人公——家奉道教的“华山女儿”。她挺身而出，要为道教挽回败局，一举击败从异域传来的佛教，让信众们重归本教。然而华山女现身讲道的准备工作既不是精研道经，也不是斋戒醮告，而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她穿上女道士的道冠霞帔，用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道衣来映衬其美艳面容：雪白的颈部，红润的脸颊，以及用青黛描画的长眉。原来这副妖艳姿态便是她战胜俗讲僧的盖世法宝！唐代的女道士，多有风流放诞、搔首弄姿者，与韩愈同时代的诗人经常咏及，比如白居易的《赠韦炼师》云：“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徘徊？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又如刘言史的《赠成炼师》云：“等闲何处得灵方，丹脸云鬟日月长。大罗过却三千岁，更向人间魅阮郎。”故陈寅恪先生指出：“至于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这位“华山女”与倚门卖笑的娼妓正是一丘之貉。
　　经过精心妆扮之后，华山女又使出一手绝招。她来到道观升座演讲，却又故意紧闭观门。照理说，既然要向听众宣扬教义，当然应大开观门，广事声张，华山女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原来这正是欲擒故纵的妙计：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人们越是趋之若鹜。果然，“有一个妖艳道姑在某观内闭门讲道”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不知何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轰动效应顷刻显现。接下去就是道教大获全胜的热烈场景：听众们纷纷改换门庭，诸多的佛寺顿时变得门可罗雀。道观前则车马填溢，道观内则人满为患。善男信女们受到华山女的感召，慷慨解囊，捐赠的金玉首饰堆积如山。消息终于传进皇宫，皇帝下诏，召华山女入宫。“六宫愿识师颜形”一句，妙不可言。一是宫内诸人并不渴望听到要言妙道，而是急于见识华山女的绝代美貌。二是皇帝下诏召见，却打着“六宫愿识”的旗号。其实华山女是美女而非美男，宫中后妃对她的兴趣哪里比得上皇帝本人？小巫见大巫，“撞钟吹螺闹宫庭”的俗讲僧终于被华山女彻底击败。在一场卑鄙无耻的对抗赛中，更加下流的一方终于胜出。华山女就是这场无耻对抗赛中制敌于死命的道教奇兵。
　　韩愈笔力雄劲，有如强弓硬弩，写到这里意犹未尽，又进而描写华山女出宫后的行迹。大概皇帝知道华山女艳名已炽，不宜久留深宫，故许其回归社会。于是华山女回到道观，她故伎重演，故意藏身于重幕深屏、云窗雾阁之间，惹得豪家少年意乱情迷，于是门前蜂狂蝶乱，把道观变成了青楼。此诗不但对佛、道二教恣意讥讽，而且对信教的群众也绝无恕词。那是一群何等愚蠢庸俗的信众！他们先是被俗讲僧“广张罪福资诱胁”，又因华山女之美艳而弃佛归道，绝无丝毫肃穆庄敬的宗教情怀。“豪家少年岂知道”，就是这伙信众中最为不堪的一部分。韩愈对他们冷嘲热讽，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唐代佛、道二教繁荣昌盛的社会原因。如此愚蠢庸俗的信众，就是产生荒诞虚妄的宗教的土壤。从这点来看，《华山女》的批判力度远胜于直斥道教虚妄的《谢自然诗》《谁氏子》等同类作品，可证对于荒诞不经的现象，嬉笑怒骂的讽刺远胜于理性的批判。
　　如上所述，许顗认为此诗乃“假借”道教所倡的神仙之说，朱熹则看清其讥讽本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读者中许顗多而朱熹少，此诗的主旨就会受到郢书燕说的误解，那么诗人的意图岂不会受到遮蔽？换句话说，假如韩愈把讥讽之意写得更明白显敞一些，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批判效果？笔者思考这个问题时，联想到现代的相声艺术。相声的本质虽是寓庄于谐，其手法却常是寓谐于庄，即故意用一本正经的严肃话语来嘲讽那些庸俗荒谬的事物。为了达到良好的演出效果，相声演员必须掌握好寓谐于庄的“度”。如果把讥讽之意隐藏得过深，某些听众就会莫明其妙。如果过浅，则另一些听众又会嫌太浅薄。假如听众的欣赏水平参差不齐、众口难调的话，则宁肯失之过深，而不可失之过浅。因为后者必然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讽刺性质的诗歌也是如此。韩愈《华山女》的讥讽之意，对于许顗而言过于深藏不露。但如果为了让许顗读懂而把此诗写得明白浅显，势必改变其冷隽尖刻的风格，也势必降低其讥讽力度。我们只能希望读者中多一些朱熹而少一些许顗，而不能要求韩愈降低作品的深度来迁就许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