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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默默无闻，不追名逐利；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两袖清风，平平淡淡。回忆这些，使我感觉到，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人，才是可敬可爱的人。一个诚信和自信的民族，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
人的一生中，有亲情、爱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而这些情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当属亲情。亲情中，自然是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
（一）
我在上小学时就失去了母爱，是父亲和兄（肖先明）把我和妹妹抚养长大的。我工作后不久，父亲离开了人世。去年，兄也与世长辞，令我心中悲痛不已，泪水长流。
这一年来，我常常想起与兄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幕又一幕，许多记忆是难以忘怀的。
俗话说，有钱难买幼时贫。兄比我长11岁。我们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家里人口多，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即便如此，父母还是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供兄上学读书。兄亦很珍惜，学习上刻苦用功，埋头钻研，奋发努力，常常温习功课到深夜。当时家中点的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长此下去，致使兄的眼睛近视，只好戴上眼镜。
兄的毛笔字写得很不错，正整、刚劲有力，一丝不苟。作文十分认真，文笔流畅，叙述精当，语法和谴词造句都得到老师的赞扬。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兄的为人和人品。
兄身体高大、魁伟，又带一副眼镜，加之他为人诚恳、温文尔雅、斯文有加，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他像巴金名著《家》《春》《秋》中的大表哥。
是啊，兄的确是一个憨厚、诚实、善良之人，为人公正，待人实诚，乐于助人，是很实在的人。没有任何的虚情假意，娇柔做作。这些大概与我们家的家教有关。
父母生前总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做事。一个人要有高尚品德、有教养，有素质。与人相处，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搞欺哄，不要耍滑头，要诚实，讲信誉，勤俭节约。要有情义，有感恩之心，要孝敬和尊重父母。对人要厚道，为人要正直、坦坦荡荡。同时经常教育我们：穷，要穷得有志气，要有骨气，不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正因为如此，兄才会有如此之性格和为人，吃得亏，很有礼貌，孝敬父母，很勤奋、很老实，言语不多，被同学们取绰号为“老憨”。
除搞好学习、刻苦用功之外，兄还重视锻炼身体，经常跑步、登山、游泳。他还带我们炼跑步及学习游泳。而长跑和游泳，是他的长项，特别突出的是在游泳中“潜水”的时间长，被同学们戏称为“潜水大王”。由于兄经常炼长跑，他参加贵州省第一届运动会时，获得了1500米第三名的好成绩。
抗美援朝时，兄正在高中念书。组织上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当志愿军。兄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报名参军。一天，学校把大红喜报贴在了我们家的大门上，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觉得很光荣。但后来体检复查时，因兄的眼睛高度近视，未能赴朝，兄一直觉得是一件遗憾之事。
（二）
1952年，兄于贵州省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在贵州省交通厅政治处、道路科等部门工作。由于兄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肯干，加之思想上要求进步，没有多长时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因妻子在遵义工作，兄调遵义地区交通局，任道路科科长。兄的工作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黔北的多条公路上，都留下他的足迹。道路桥梁的建设，特别是前期的测绘工作，尤为重要，也很艰苦。他们经常爬山涉水，披荆斩棘，测量最佳路径，选择较好地势，长年累月在工地上，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辛和困难，没有吃苦耐劳和敢于进取的精神，坚韧不拔和顽强拼搏的斗志，以及认真负责和精于求精的作风，是完成不了这繁重任务的。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兄与省交通厅的邓时恩总工程师带队赴非洲布隆迪援外一事，极深刻的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根据中国政府和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布国修建从首都布琼布拉至尼罗河发源地的公路。
国家交通部将考察、测量设计和施工的全部项目下达贵州承担。
1973年12月，贵州省选派3人会同交通部人员组成5人专家考察组，赴布隆迪实地考察，由贵州省交通厅邓时恩任专家考察组组长。1974年3月，完成全部考察任务。
1976年8月，贵州省派出以邓时恩为首，由34人组成的测量队赴布隆迪，进行布尼公路的详测。
兄即为其中的成员。记得从贵阳出发时，我到火车站欢送兄等一行，虽然大家欢声笑语，但我的心中仍有难舍之情，毕竟是去非洲的一个贫穷国家，要远离家乡，漂洋过海，且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吃苦是肯定的，任务也艰巨。看见火车徐徐离开时，一般热泪从眼里流出，心中不免有一丝凄凉和伤感，只得默默祝愿他们，工作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身体安康。
1977年9月，贵州赴布隆迪援外的设计文件编制完成，计详测正线及比较线144.23公里，设计里程115.19公里。援布详测工作获得布隆迪共和国的赞扬，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给予“进度快、质量高、配合好、影响大”的评价。援布测量队被评为全国交通系统先进集体和贵州省学大庆先进集体。兄在布隆迪援外时，给我们写过信，并附有在布大使馆前的照片。
（三）
由于兄比我及妹妹年长10余岁，加之他本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很好的榜样，是我们的楷模。而且，我一生的成长中，受到兄的影响和教诲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兄就对我们讲，“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把新、旧社会相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得多。新中国成立后，穷人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事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真理，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他还经常对我们说，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不要忘本。教育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要讲实话，不要撒谎。长大后学习要勤奋努力，用功读书，少贪玩。 在家中，兄对父母十分尊敬和孝顺。他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家母生病住省交通医院，因病情较重，需要输血，兄毫不犹豫为母献血400毫升，输血之后，没有休息，喝了一杯白糖水后，照常上班。
兄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童年时代，未上幼儿园，是兄教我认字、写字，教我读英语的字母及简单的日常用语，教我识别钟的时针、秒针，带我逛街、游公园。冬天天气冷，上街时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荷包里。
在兄的影响下，我从小好学，求知欲强。兴趣爱好广泛，集邮、书法、登山、游泳、郊游……
妹妹小学毕业后，兄为激励她考上初中，采取激将法，对妹妹讲，你如果考上初中，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结果，妹妹考上了一中，兄讲，是给你开玩笑的，也是鼓励你好好学习啊！
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成为肖家我们这一辈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使我能在大学好好读书，兄、嫂每月按时寄给我生活费，并写信给我，嘱咐要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不要辜负家人的期望，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同时，还希望我政治上要求进步。在兄的鼓励和教导下，大学期间我积极努力，力求上进，在大学毕业之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加工作以后，与兄的接触较多，交谈也多。有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在工作上、思想和生活方面，他都经常关心和指点我，特别在政治上，时常提醒我们，要热爱共产党，对党的事业要忠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记得有一年，我到外地出差，在父亲生日之前，写了一封信回家，祝贺父亲生日快乐，信中写到父亲一生之辛劳，勤俭持家，对子女的教导等，大约三页纸。此后碰见兄，他称赞这封信写得好，情真意切，内容丰富，生动感人，并预言我以后将从事“笔杆子”的工作。果不出兄所料，“文革”中期，我从贵阳师院（现贵州师大）附中调回师院当秘书，从此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以后给省领导当专职秘书，又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0年时间，组织、参与全省地方志的编修，此后是到省社会科学院搞社科研究，都是搞文字工作。足见兄的眼光还是比较独特的，有预见性。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与兄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当时思想上对有些问题不理解，想不通，但兄总是比较乐观，他说，要相信我们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充满信心。他虽然被批斗，但工作照样认真干。他认为，干好本职工作，总不会有错吧！
从兄一生的经历，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关爱有加，对弟妹的呵护。在他心里，常常惦记和关心别人，唯独很少考虑自己。默默无闻，不追名逐利；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两袖清风，平平淡淡。回忆这些，使我感觉到，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人，才是可敬可爱的人。一个诚信和自信的民族，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
兄的为人，高尚品德，待人处事，所作所为，赢得了同事、亲人及朋友的爱戴和尊重，都一致称他为一个大好人。
我想，兄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会是那么豁达、开朗、无忧无虑；那么的无私，自由自在，充满幻想。
兄，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人的一生中，有亲情、爱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而这些情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当属亲情。亲情中，自然是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
（一）
我在上小学时就失去了母爱，是父亲和兄（肖先明）把我和妹妹抚养长大的。我工作后不久，父亲离开了人世。去年，兄也与世长辞，令我心中悲痛不已，泪水长流。
这一年来，我常常想起与兄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幕又一幕，许多记忆是难以忘怀的。
俗话说，有钱难买幼时贫。兄比我长11岁。我们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家里人口多，就靠父亲一个人干活——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即便如此，父母还是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供兄上学读书。兄亦很珍惜，学习上刻苦用功，埋头钻研，奋发努力，常常温习功课到深夜。当时家中点的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长此下去，致使兄的眼睛近视，只好戴上眼镜。
兄的毛笔字写得很不错，正整、刚劲有力，一丝不苟。作文十分认真，文笔流畅，叙述精当，语法和谴词造句都得到老师的赞扬。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兄的为人和人品。
兄身体高大、魁伟，又带一副眼镜，加之他为人诚恳、温文尔雅、斯文有加，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说他像巴金名著《家》《春》《秋》中的大表哥。
是啊，兄的确是一个憨厚、诚实、善良之人，为人公正，待人实诚，乐于助人，是很实在的人。没有任何的虚情假意，娇柔做作。这些大概与我们家的家教有关。
父母生前总是教导我们，要先做人，后做事。一个人要有高尚品德、有教养，有素质。与人相处，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搞欺哄，不要耍滑头，要诚实，讲信誉，勤俭节约。要有情义，有感恩之心，要孝敬和尊重父母。对人要厚道，为人要正直、坦坦荡荡。同时经常教育我们：穷，要穷得有志气，要有骨气，不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正因为如此，兄才会有如此之性格和为人，吃得亏，很有礼貌，孝敬父母，很勤奋、很老实，言语不多，被同学们取绰号为“老憨”。
除搞好学习、刻苦用功之外，兄还重视锻炼身体，经常跑步、登山、游泳。他还带我们炼跑步及学习游泳。而长跑和游泳，是他的长项，特别突出的是在游泳中“潜水”的时间长，被同学们戏称为“潜水大王”。由于兄经常炼长跑，他参加贵州省第一届运动会时，获得了1500米第三名的好成绩。
抗美援朝时，兄正在高中念书。组织上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当志愿军。兄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报名参军。一天，学校把大红喜报贴在了我们家的大门上，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觉得很光荣。但后来体检复查时，因兄的眼睛高度近视，未能赴朝，兄一直觉得是一件遗憾之事。
（二）
1952年，兄于贵州省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在贵州省交通厅政治处、道路科等部门工作。由于兄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肯干，加之思想上要求进步，没有多长时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因妻子在遵义工作，兄调遵义地区交通局，任道路科科长。兄的工作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黔北的多条公路上，都留下他的足迹。道路桥梁的建设，特别是前期的测绘工作，尤为重要，也很艰苦。他们经常爬山涉水，披荆斩棘，测量最佳路径，选择较好地势，长年累月在工地上，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辛和困难，没有吃苦耐劳和敢于进取的精神，坚韧不拔和顽强拼搏的斗志，以及认真负责和精于求精的作风，是完成不了这繁重任务的。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兄与省交通厅的邓时恩总工程师带队赴非洲布隆迪援外一事，极深刻的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根据中国政府和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无偿援助布国修建从首都布琼布拉至尼罗河发源地的公路。
国家交通部将考察、测量设计和施工的全部项目下达贵州承担。
1973年12月，贵州省选派3人会同交通部人员组成5人专家考察组，赴布隆迪实地考察，由贵州省交通厅邓时恩任专家考察组组长。1974年3月，完成全部考察任务。
1976年8月，贵州省派出以邓时恩为首，由34人组成的测量队赴布隆迪，进行布尼公路的详测。
兄即为其中的成员。记得从贵阳出发时，我到火车站欢送兄等一行，虽然大家欢声笑语，但我的心中仍有难舍之情，毕竟是去非洲的一个贫穷国家，要远离家乡，漂洋过海，且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吃苦是肯定的，任务也艰巨。看见火车徐徐离开时，一般热泪从眼里流出，心中不免有一丝凄凉和伤感，只得默默祝愿他们，工作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身体安康。
1977年9月，贵州赴布隆迪援外的设计文件编制完成，计详测正线及比较线144.23公里，设计里程115.19公里。援布详测工作获得布隆迪共和国的赞扬，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给予“进度快、质量高、配合好、影响大”的评价。援布测量队被评为全国交通系统先进集体和贵州省学大庆先进集体。兄在布隆迪援外时，给我们写过信，并附有在布大使馆前的照片。
（三）
由于兄比我及妹妹年长10余岁，加之他本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很好的榜样，是我们的楷模。而且，我一生的成长中，受到兄的影响和教诲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兄就对我们讲，“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把新、旧社会相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得多。新中国成立后，穷人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事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真理，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他还经常对我们说，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不要忘本。教育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要讲实话，不要撒谎。长大后学习要勤奋努力，用功读书，少贪玩。 在家中，兄对父母十分尊敬和孝顺。他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家母生病住省交通医院，因病情较重，需要输血，兄毫不犹豫为母献血400毫升，输血之后，没有休息，喝了一杯白糖水后，照常上班。
兄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童年时代，未上幼儿园，是兄教我认字、写字，教我读英语的字母及简单的日常用语，教我识别钟的时针、秒针，带我逛街、游公园。冬天天气冷，上街时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荷包里。
在兄的影响下，我从小好学，求知欲强。兴趣爱好广泛，集邮、书法、登山、游泳、郊游……
妹妹小学毕业后，兄为激励她考上初中，采取激将法，对妹妹讲，你如果考上初中，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结果，妹妹考上了一中，兄讲，是给你开玩笑的，也是鼓励你好好学习啊！
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成为肖家我们这一辈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使我能在大学好好读书，兄、嫂每月按时寄给我生活费，并写信给我，嘱咐要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不要辜负家人的期望，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同时，还希望我政治上要求进步。在兄的鼓励和教导下，大学期间我积极努力，力求上进，在大学毕业之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加工作以后，与兄的接触较多，交谈也多。有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在工作上、思想和生活方面，他都经常关心和指点我，特别在政治上，时常提醒我们，要热爱共产党，对党的事业要忠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记得有一年，我到外地出差，在父亲生日之前，写了一封信回家，祝贺父亲生日快乐，信中写到父亲一生之辛劳，勤俭持家，对子女的教导等，大约三页纸。此后碰见兄，他称赞这封信写得好，情真意切，内容丰富，生动感人，并预言我以后将从事“笔杆子”的工作。果不出兄所料，“文革”中期，我从贵阳师院（现贵州师大）附中调回师院当秘书，从此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以后给省领导当专职秘书，又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0年时间，组织、参与全省地方志的编修，此后是到省社会科学院搞社科研究，都是搞文字工作。足见兄的眼光还是比较独特的，有预见性。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与兄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当时思想上对有些问题不理解，想不通，但兄总是比较乐观，他说，要相信我们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充满信心。他虽然被批斗，但工作照样认真干。他认为，干好本职工作，总不会有错吧！
从兄一生的经历，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关爱有加，对弟妹的呵护。在他心里，常常惦记和关心别人，唯独很少考虑自己。默默无闻，不追名逐利；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两袖清风，平平淡淡。回忆这些，使我感觉到，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人，才是可敬可爱的人。一个诚信和自信的民族，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
兄的为人，高尚品德，待人处事，所作所为，赢得了同事、亲人及朋友的爱戴和尊重，都一致称他为一个大好人。
我想，兄在另一个世界，依然会是那么豁达、开朗、无忧无虑；那么的无私，自由自在，充满幻想。
兄，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