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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使人健壮年轻
1979年初，作家徐怀中忽然接到命令，要到云南前线作战地采访。当时他大病初愈，刚刚出院，身体很虚弱，赶着叫人做了一包中药丸，提着就上了飞机。走在舷梯上的時候，听见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向他大喊：你的第一篇作品一定要给我，徐怀中应道：好，保证完成任务！这篇作品，就是后来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1月号的《西线轶事》。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徐怀中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正是这篇作品，开启了中国军事文学的新篇章。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春之声》、蒋子龙的《乔厂长后传》、刘心武的《蜜供》;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已经刊发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等一大批新时期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人民文学》一起，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
40年后，四位作家同获“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让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不但保持了一贯的当下性与现场感，更增添了一份令人感怀、引人深思的历史感。在颁奖现场，四位作家持续创作的精神、饱满充沛的激情、敏锐而活跃的思维让与会者深受触动。正如施战军为王蒙撰写的授奖词中所说，“文学使人健壮年轻”。在这些老作家的身上，我们感觉到的不是暮气，而是一种创造的生机活力。
93岁高龄的徐怀中先生因身体不便未能到场，他在为颁奖录制的视频中回忆了和《人民文学》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他说自己的《西线轶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短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是这篇作品，在我的写作道路上画出了一条界线，我的这个小酒杯在曲水流觞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多少年，才终于找到了出口，否则我不能设想自己能够写出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12月的《牵风记》”。
特别有意思的是，老人家还勉励王蒙、刘心武和蒋子龙说：“你们正当其时，应该在创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徐怀中的眼里，王蒙以及更多的作家，都是能够在创作上继续精进的“年轻人”。
“我要以徐怀中为榜样，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90岁。”虽然也是笔耕不辍的“劳模”，即将在《人民文学》推出小说新作《生死恋》，但王蒙笑言在徐怀中面前，还得“继续夹起尾巴”。“这也没啥骄傲的，徐怀中90岁了还在写出新长篇，九十高龄啊！开玩笑啊！”从《人民文学》的作者，到主编，再回归到一名普通作者，王蒙与《人民文学》已经相伴63年。“我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他现在仍然在“马主任”的鞭策和批评督促下不敢懈怠。“马主任”是王蒙对《人民文学》年轻编辑、“80后”作家马小淘认真而又调侃的称呼。王蒙经常用笑言来包裹认真。去年9月，《活动变人形》入选《小说选刊》杂志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他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早知道今天入选这样一个名单，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简单凝练的发言却引起作家们的共鸣。苏童说，自己写下《妻妾成群》的时候只有26岁，回过头去看，自己能否将它写得更好？这是一个无法确定回答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很庆幸自己年轻时留下的作品，依旧在被阅读。”对很多作家来说，这都是一个无解的，却经常会思考的问题：如果以现在的笔力，去重写之前的作品，会更加成熟，还是会失去自然的生气？
76岁的蒋子龙感到“惭愧又紧张”。他说自己这些年本来已经进入晃晃悠悠的半退休状态，写作是兴之所至的事儿，锐气也钝了，经常为琐事中断，想偷懒的时候就不写了。但是在颁奖现场，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作家，看到徐怀中先生和王蒙先生的创作状态，顿觉前有榜样，后有追兵。“我坐在台上屁股都坐不住，本来挺享受的，结果是挨鞭子。这种两头夹攻的感受，让我不敢松懈。”他表示，今后还得使劲“卖把老力气”。
刘心武触动我的，是他的“不配合”。晚会主持人是刘心武的“粉丝”，看得出是用心做了功课，作为颁奖典礼的现场采访，可以说已经很用心、很充分了。无奈的是，刘心武老师在客气中显出一份“执拗”，几乎所有的问题，他都没有给出讨喜的答案，哪怕主持人给他铺好了台阶，他也不肯顺着上，而是诚实表达他的真实心思。作为这场“尬聊”的观众，我既为主持人着急，又有隐隐的欣喜—我体会到一位作家的天真与坚持，我们太习惯说一些漂亮的场面话了，亦真亦假，云山雾罩，一份看上去有点不合时宜的诚实，反倒可贵。
文学期刊，回暖或许只是一次契机
去年12月23日，我们筹划已久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7家内刊代表与会。为了加强内刊与文学名刊的交流，我们也邀请了6家文学名刊的主编来交流办刊经验。这个时节，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但每个参会的人，都能感觉到会场里不同寻常的温暖和热情，只因为这样一个会议呼应了办刊人长久以来的期盼。《北京文学》社长、主编杨晓升老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看似是对我们工作的溢美之词，其实是他对文学内刊作用的看重。他谈到，“每个作家的成长都有一个历程，由弱小到强大，由不知名到知名，这个过程必须要有一个阶梯。正是由于文学内刊发现、培养作家的职能，它也是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公共文化的基石”。在座谈会现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诗刊》副主编李少君都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内刊之间亲密而重要的关系，他们给了内刊很多富有感情的描述：写作者温暖的起航之地，当代文学的毛细血管，文学的育苗之地……而与会的内刊编辑，更有一种“找到组织”的鼓舞与兴奋。
内刊是当代文学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去梳理和总结她的历史，只把眼光盯在文学名刊大刊上，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令人遗憾的缺漏。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陕西延川创办的小报《山花》，至今仍盛开在黄土地上，成为当地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象征。河北保定的《荷花淀》前身是《莲池》，当年的编辑毛兆晃从自然来稿里，发现了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都对这份刊物怀着特别的感情。《紫藤》的前身叫《紫藤文艺》，难以想象这样一份偏居广西的刊物，曾创下100多万的发行量……文学内刊主要存在于区县，是基层作家发表作品、交流创作、成长提高的主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现有文学内刊约140余种，其中省级文学内刊只有（河北作家》一种，市一级文学内刊10种，区县一级文学内刊约130种。各省份刊物数量略有不同，但情况大致如此。如浙江省有140多家文学内刊;江苏内刊联盟成员单位中有135家内刊;深圳市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只有《特区文学》，但内刊有40多家。文学内刊展现了原生态的文学地貌，每一本内刊都是一个鲜活的文学细胞。 同时，内刊以及所有的文学期刊，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过后，所有的办刊人都需弹精竭虑才能维持一份刊物的良態运转。
虽然近两年来文学期刊回暖，刊物处境有所改善，和大势相比，这只是微调，有眼光的办刊人不会为此窃喜，而是会抓住这个也许会非常短暂的暖春，奋力开辟出一片开阔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星火》在2018年之后的改变也许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它实际上走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它在作品的品质上向上提升，在传播方式上却向下延伸，无论是“读者驿站”“香樟笔会”，还是“火车上寻找读者”等活动，它的核心都是在重建刊物与读者、与文学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长而久之，对作者和读者而言，《星火》将不仅仅是一份刊物，更是在繁杂日常中一个美好的角落、精神的家园。
《流浪地球》与消费灾难
2月底去广州，住在万达影院旁边，雨夜人少，顺便去看《流浪地球》。这天，正是《流浪地球》上映的第17天，票房已突破40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能有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能引起全国上上下下如此强烈的共识，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到自媒体，从文学界到影视界，整个2月的话题之王都属于《流浪地球》。从《三体》摘得“雨果奖”到《流浪地球》上映，向来小众的科幻文学一夜之间成为“大众文艺”。对科幻文学而言，这是一件幸事。起码刘慈欣本人是向来主张科幻文学是类型文学，科幻文学应该走产业化道路。《流浪地球》的出现不是偶然，在此之前，刘慈欣已经在动漫、游戏和电影方面有了很长时间的尝试。和其他文学门类不同的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几乎不分家，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只要喜欢科幻小说，基本对科幻电影都可以如数家珍—这还不止，他们对科幻电影中所使用的技术会作非常专业、精细的分析。从（2001太空漫游》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内容，对于科幻作家和读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入门知识。
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短暂的“科幻之春”，科幻文学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地带。但它并非没有读者，而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数不多、却具有很强凝聚力的读者群—“科幻迷”。科幻迷多是年轻人，他们的组织方式、阅读兴趣、对科幻文学的深度参与感、活跃程度，是其他文学门类所不具备的，像科幻文学根基比较深厚的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氛围浓厚的成都高校，都会有“科幻迷协会”。对大众来说，刘慈欣仿佛是突然爆红，但对他们而言，其早已是领军行业十余年的亲切的“大刘”。2007年，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这是继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后，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科幻文学研讨会。场面之热烈，是我十年来未曾在其他文学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很多科幻迷坐一整夜火车赶到现场，更多的科幻迷加入大会志愿者队伍，要手拉手连起人工围墙，才能抵挡科幻迷的热情蜂拥。刘慈欣的身边更是拥挤，很多科幻迷会让大刘直接在身上签名留念。几乎在所有的科幻文学活动中，都会有科幻迷的参与，这是科幻文学非常重要的传统，也是科幻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显然，科幻文学又迎来一个春天。这个节点应该在2017年到2018年间。更多的作家，尤其是传统文学作家非常意外地加入到了科幻文学创作中，或者是小说中运用了明显的科幻元素。赵德发、龙一、晓航、王十月、王秀梅、李宏伟等等，原本与科幻毫不搭界的作家，居然都在科幻领域做了自己的探索。有意思的是，“谷臻故事工场”今年2月发布的文学“AI”榜单中，位居第一的是陈揪帆的《出神状态》，莫言《等待摩西》居第二。而《出神状态》的结尾，带*部分恰恰是陈揪帆使用了AI程序创作而成，并且未进行人工修改。
有人认为，科幻文学才是21世纪关系人类命运的严肃文学;但作家李洱也质疑，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使用科幻文学作为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否也是一种绕过现实表现难度的轻松选择？我理解李洱的担忧。尤其是置身《流浪地球》的3D效果中，在强烈的视觉刺激下，我既为中国科幻电影在技术上的进步感到振奋，同时又有种深深遗憾和担忧：所有的媒体报道都在为票房的成功而欢呼，极少有人为电影所表现出的家园的丧失而忧心，更遑论反思;包括电影本身，也是一种极其浪漫主义的处理，和经典科幻小说所遵循的逻辑不同，它不太注重理论的统一性，也不太注重技术的可靠性，最终，电影还是落脚于略显简单的英雄情怀驱动。很多科幻电影都会以灾难和末日为主题，假如我们的血都为票房而沸腾，不会为地球的未来而忧伤，我们岂不是在消费灾难？
希望资本的涌入和大众文化的推动，带给科幻文学的是更广阔的未来，是聚光灯下清醒的自我认知与坚守，保持科幻小说自身的精神气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生活贡献独特的理性之美、生命智慧与时空观念。
1979年初，作家徐怀中忽然接到命令，要到云南前线作战地采访。当时他大病初愈，刚刚出院，身体很虚弱，赶着叫人做了一包中药丸，提着就上了飞机。走在舷梯上的時候，听见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向他大喊：你的第一篇作品一定要给我，徐怀中应道：好，保证完成任务！这篇作品，就是后来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1月号的《西线轶事》。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徐怀中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正是这篇作品，开启了中国军事文学的新篇章。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春之声》、蒋子龙的《乔厂长后传》、刘心武的《蜜供》;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已经刊发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等一大批新时期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人民文学》一起，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
40年后，四位作家同获“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让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不但保持了一贯的当下性与现场感，更增添了一份令人感怀、引人深思的历史感。在颁奖现场，四位作家持续创作的精神、饱满充沛的激情、敏锐而活跃的思维让与会者深受触动。正如施战军为王蒙撰写的授奖词中所说，“文学使人健壮年轻”。在这些老作家的身上，我们感觉到的不是暮气，而是一种创造的生机活力。
93岁高龄的徐怀中先生因身体不便未能到场，他在为颁奖录制的视频中回忆了和《人民文学》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他说自己的《西线轶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短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是这篇作品，在我的写作道路上画出了一条界线，我的这个小酒杯在曲水流觞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多少年，才终于找到了出口，否则我不能设想自己能够写出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12月的《牵风记》”。
特别有意思的是，老人家还勉励王蒙、刘心武和蒋子龙说：“你们正当其时，应该在创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徐怀中的眼里，王蒙以及更多的作家，都是能够在创作上继续精进的“年轻人”。
“我要以徐怀中为榜样，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90岁。”虽然也是笔耕不辍的“劳模”，即将在《人民文学》推出小说新作《生死恋》，但王蒙笑言在徐怀中面前，还得“继续夹起尾巴”。“这也没啥骄傲的，徐怀中90岁了还在写出新长篇，九十高龄啊！开玩笑啊！”从《人民文学》的作者，到主编，再回归到一名普通作者，王蒙与《人民文学》已经相伴63年。“我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他现在仍然在“马主任”的鞭策和批评督促下不敢懈怠。“马主任”是王蒙对《人民文学》年轻编辑、“80后”作家马小淘认真而又调侃的称呼。王蒙经常用笑言来包裹认真。去年9月，《活动变人形》入选《小说选刊》杂志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他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早知道今天入选这样一个名单，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简单凝练的发言却引起作家们的共鸣。苏童说，自己写下《妻妾成群》的时候只有26岁，回过头去看，自己能否将它写得更好？这是一个无法确定回答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很庆幸自己年轻时留下的作品，依旧在被阅读。”对很多作家来说，这都是一个无解的，却经常会思考的问题：如果以现在的笔力，去重写之前的作品，会更加成熟，还是会失去自然的生气？
76岁的蒋子龙感到“惭愧又紧张”。他说自己这些年本来已经进入晃晃悠悠的半退休状态，写作是兴之所至的事儿，锐气也钝了，经常为琐事中断，想偷懒的时候就不写了。但是在颁奖现场，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作家，看到徐怀中先生和王蒙先生的创作状态，顿觉前有榜样，后有追兵。“我坐在台上屁股都坐不住，本来挺享受的，结果是挨鞭子。这种两头夹攻的感受，让我不敢松懈。”他表示，今后还得使劲“卖把老力气”。
刘心武触动我的，是他的“不配合”。晚会主持人是刘心武的“粉丝”，看得出是用心做了功课，作为颁奖典礼的现场采访，可以说已经很用心、很充分了。无奈的是，刘心武老师在客气中显出一份“执拗”，几乎所有的问题，他都没有给出讨喜的答案，哪怕主持人给他铺好了台阶，他也不肯顺着上，而是诚实表达他的真实心思。作为这场“尬聊”的观众，我既为主持人着急，又有隐隐的欣喜—我体会到一位作家的天真与坚持，我们太习惯说一些漂亮的场面话了，亦真亦假，云山雾罩，一份看上去有点不合时宜的诚实，反倒可贵。
文学期刊，回暖或许只是一次契机
去年12月23日，我们筹划已久的“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7家内刊代表与会。为了加强内刊与文学名刊的交流，我们也邀请了6家文学名刊的主编来交流办刊经验。这个时节，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但每个参会的人，都能感觉到会场里不同寻常的温暖和热情，只因为这样一个会议呼应了办刊人长久以来的期盼。《北京文学》社长、主编杨晓升老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看似是对我们工作的溢美之词，其实是他对文学内刊作用的看重。他谈到，“每个作家的成长都有一个历程，由弱小到强大，由不知名到知名，这个过程必须要有一个阶梯。正是由于文学内刊发现、培养作家的职能，它也是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公共文化的基石”。在座谈会现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诗刊》副主编李少君都深情回忆了自己与内刊之间亲密而重要的关系，他们给了内刊很多富有感情的描述：写作者温暖的起航之地，当代文学的毛细血管，文学的育苗之地……而与会的内刊编辑，更有一种“找到组织”的鼓舞与兴奋。
内刊是当代文学非常独特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去梳理和总结她的历史，只把眼光盯在文学名刊大刊上，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令人遗憾的缺漏。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陕西延川创办的小报《山花》，至今仍盛开在黄土地上，成为当地文化和文学的重要象征。河北保定的《荷花淀》前身是《莲池》，当年的编辑毛兆晃从自然来稿里，发现了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都对这份刊物怀着特别的感情。《紫藤》的前身叫《紫藤文艺》，难以想象这样一份偏居广西的刊物，曾创下100多万的发行量……文学内刊主要存在于区县，是基层作家发表作品、交流创作、成长提高的主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现有文学内刊约140余种，其中省级文学内刊只有（河北作家》一种，市一级文学内刊10种，区县一级文学内刊约130种。各省份刊物数量略有不同，但情况大致如此。如浙江省有140多家文学内刊;江苏内刊联盟成员单位中有135家内刊;深圳市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只有《特区文学》，但内刊有40多家。文学内刊展现了原生态的文学地貌，每一本内刊都是一个鲜活的文学细胞。 同时，内刊以及所有的文学期刊，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过后，所有的办刊人都需弹精竭虑才能维持一份刊物的良態运转。
虽然近两年来文学期刊回暖，刊物处境有所改善，和大势相比，这只是微调，有眼光的办刊人不会为此窃喜，而是会抓住这个也许会非常短暂的暖春，奋力开辟出一片开阔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星火》在2018年之后的改变也许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它实际上走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它在作品的品质上向上提升，在传播方式上却向下延伸，无论是“读者驿站”“香樟笔会”，还是“火车上寻找读者”等活动，它的核心都是在重建刊物与读者、与文学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长而久之，对作者和读者而言，《星火》将不仅仅是一份刊物，更是在繁杂日常中一个美好的角落、精神的家园。
《流浪地球》与消费灾难
2月底去广州，住在万达影院旁边，雨夜人少，顺便去看《流浪地球》。这天，正是《流浪地球》上映的第17天，票房已突破40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能有一部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能引起全国上上下下如此强烈的共识，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到自媒体，从文学界到影视界，整个2月的话题之王都属于《流浪地球》。从《三体》摘得“雨果奖”到《流浪地球》上映，向来小众的科幻文学一夜之间成为“大众文艺”。对科幻文学而言，这是一件幸事。起码刘慈欣本人是向来主张科幻文学是类型文学，科幻文学应该走产业化道路。《流浪地球》的出现不是偶然，在此之前，刘慈欣已经在动漫、游戏和电影方面有了很长时间的尝试。和其他文学门类不同的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几乎不分家，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只要喜欢科幻小说，基本对科幻电影都可以如数家珍—这还不止，他们对科幻电影中所使用的技术会作非常专业、精细的分析。从（2001太空漫游》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的内容，对于科幻作家和读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入门知识。
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短暂的“科幻之春”，科幻文学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地带。但它并非没有读者，而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数不多、却具有很强凝聚力的读者群—“科幻迷”。科幻迷多是年轻人，他们的组织方式、阅读兴趣、对科幻文学的深度参与感、活跃程度，是其他文学门类所不具备的，像科幻文学根基比较深厚的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氛围浓厚的成都高校，都会有“科幻迷协会”。对大众来说，刘慈欣仿佛是突然爆红，但对他们而言，其早已是领军行业十余年的亲切的“大刘”。2007年，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这是继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后，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科幻文学研讨会。场面之热烈，是我十年来未曾在其他文学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很多科幻迷坐一整夜火车赶到现场，更多的科幻迷加入大会志愿者队伍，要手拉手连起人工围墙，才能抵挡科幻迷的热情蜂拥。刘慈欣的身边更是拥挤，很多科幻迷会让大刘直接在身上签名留念。几乎在所有的科幻文学活动中，都会有科幻迷的参与，这是科幻文学非常重要的传统，也是科幻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显然，科幻文学又迎来一个春天。这个节点应该在2017年到2018年间。更多的作家，尤其是传统文学作家非常意外地加入到了科幻文学创作中，或者是小说中运用了明显的科幻元素。赵德发、龙一、晓航、王十月、王秀梅、李宏伟等等，原本与科幻毫不搭界的作家，居然都在科幻领域做了自己的探索。有意思的是，“谷臻故事工场”今年2月发布的文学“AI”榜单中，位居第一的是陈揪帆的《出神状态》，莫言《等待摩西》居第二。而《出神状态》的结尾，带*部分恰恰是陈揪帆使用了AI程序创作而成，并且未进行人工修改。
有人认为，科幻文学才是21世纪关系人类命运的严肃文学;但作家李洱也质疑，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使用科幻文学作为表达方式的时候，是否也是一种绕过现实表现难度的轻松选择？我理解李洱的担忧。尤其是置身《流浪地球》的3D效果中，在强烈的视觉刺激下，我既为中国科幻电影在技术上的进步感到振奋，同时又有种深深遗憾和担忧：所有的媒体报道都在为票房的成功而欢呼，极少有人为电影所表现出的家园的丧失而忧心，更遑论反思;包括电影本身，也是一种极其浪漫主义的处理，和经典科幻小说所遵循的逻辑不同，它不太注重理论的统一性，也不太注重技术的可靠性，最终，电影还是落脚于略显简单的英雄情怀驱动。很多科幻电影都会以灾难和末日为主题，假如我们的血都为票房而沸腾，不会为地球的未来而忧伤，我们岂不是在消费灾难？
希望资本的涌入和大众文化的推动，带给科幻文学的是更广阔的未来，是聚光灯下清醒的自我认知与坚守，保持科幻小说自身的精神气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生活贡献独特的理性之美、生命智慧与时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