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非的小说《迷舟》充满了荒诞的悲剧色彩，“荒诞既视感”表现为人类“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分离，个人同现实和外界的疏离;悲剧性集中体现在“跌宕的命运之桨”“破碎的爱情之帆”“湮没的死亡之舟”三方面。在了解格非创作心态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主人公萧和杏的悲惨命运，窥见格非对生命、存在、爱情的思考，将视野拓宽到人类生存处境和当代精神危机的层面，为传统的悲剧小说创作提供新思路。格非正视存在的悲剧，将诸多偶然因素穿插在历史叙述线条中，谱写命运悲歌。以悲剧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净化心灵，启迪读者发掘精神的独特性，实现对苦难的超越。
　　关键词：格非;《迷舟》;悲剧;命运;人性
　　格非擅于挖掘人性欲望、捕捉人类的精神困惑、揭露世界的无序无常，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精准的表达能力，结合自身独特的沉郁气质，为读者建构迷离、奇特、玄幻的世界。笔者察觉，学界很少从悲剧性角度解读格非的小说创作。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小说《迷舟》的悲剧色彩，将视域延伸到现代人生存处境和当代精神危机的层面，为传统的悲剧小说创作提供新思路。
　　人类从未间断对悲剧艺术的深度思考和终极追问。“悲剧”一词发端于古希腊，“流传到今天的希腊悲剧，其内容皆来自希腊的英雄和众神的神话，即和史诗相同的领域，而与酒神及其崇拜似乎没有多大关系。”^①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悲剧研究的理论先河，他在著作《诗学》中提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②黑格尔结合辩证法，用“矛盾冲突”揭示悲剧的本质，为悲剧理论作出开拓和创新;叔本华和尼采从“唯意志论”的角度，赋予悲剧理论新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西方悲剧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有了科学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中西方对于悲剧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悲剧理论日臻成熟的当今，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有无悲剧仍留有争辩。“现代悲剧已不可能使传统悲剧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死而复生，时代已经孕育和熔铸了新的悲剧特征。”^③中国古典悲剧通常更强调“始离终合”的温情结局，“苦难”“命运无常”则为当代悲剧创作的关键词。中国悲剧传统给予格非的是内在的气质，呈现为一种美学表现方式。格非的悲剧写作除了受中西方传统悲剧精神的影响，也是自身成长思考的结果。
　　1964年，格非出生于江苏丹徒县。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淫雨霏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根据法国学者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环境对作家的写作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种环境产生一种精神状态，并产生一种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④漫长的梅雨季节、稀薄的空气、腐烂的气息等衍生出与之相应的潮湿的心情。百无聊赖之中的消极元素，成为格非挥之不去的精神来源和创作标志。雪上加霜，格非的祖父被扣上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帽子，预设的“有罪”判决，使格非自幼在村子里境遇艰难，少有朋友愿与之来往，自然而然形成了心性孤僻的性格，“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⑤，因为“对我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交流或沟通是作为一种负担或障碍出现的。”^⑥沉重的童年记忆、饱受冷遇的异质家庭背景、障碍重重的人际关系、水乡雨季的氤氲旖旎、古镇村落的奇闻异事、贫寒学子的逐梦之路、一波三折的读书历程、特有的时代氛围……格非在将局限性转化为写作资源这方面的造诣颇高，恰是种种因素的合力，赋予了格非内向保守、典雅忧郁、慎独自律的特质，奠定了消沉、悲观、灰色的心理基调，与其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颓败迷离的环境、神秘莫测的故事达成内在情感的契合，打造出一面独一无二的“先锋”旗帜。
　　格非坦言自己是个消极的人，如果没有吴洪森的执意劝说，他很难将《迷舟》转交到《收获》的负责人程永新那里，稿件便会在抽屉中明珠蒙尘。他的笔调同样较为悲观，纵观先锋时期的中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青黄》《褐色鸟群》，长篇代表作《敌人》《欲望的旗帜》，抑或新世纪之后出版的《望春风》和“江南三部曲”，皆以悲剧落幕。张清华特意为格非小说创造了“哈姆莱特式的性格”这一说法，他认为其小说中的人物，譬如乌攸、萧、赵少忠、贾兰坡、谭功达、谭端午等人，“都有一种类似哈姆莱特式的诗意而分裂、智慧又错乱的‘悲剧性格’”^⑦。奥斯汀·沃伦推崇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小说家的各个潜在的自我，包括那些被视为罪恶的自我，全都是作品中潜在的人物。‘一个人的心境，就是另一个人的性格。’”^⑧足以见得，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心境有隐秘的联系。
　　总而言之，解读小说《迷舟》的悲剧性，依然离不开中西方传统悲剧精神、非凡的人生体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对创作心理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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