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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招隐”为题材的诗歌在西晋基本成熟并走向顶峰，太康至永嘉时期的短短几十年里，招隐诗的创作无论在数量、质量和意趣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梁太子萧统《昭明文选》特设“招隐类”和“反招隐类”，其中的“归隐”意识是值得后人加以深究的。
关键词：《昭明文选》；招隐诗；归隐意识
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中《文选》卷二十二特设“招隐类”和“反招隐类”，录入四篇作品：左思《招隐》诗二首，陆机《招隐》诗一首，王康琚《反招隐》诗一首。
一、“小隐”与“大隐”
《文选》卷二十二中对招隐题材的诗歌分类曾引用王康琚的《反招隐诗》的一段叙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①作者将“小隐”和“大隐”给予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区分。后遂以“小隐”借指隐居山林，“大隐”指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的人或者是真正的隐士。
自古以来，隐逸就是在儒道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的缩影。所谓“小隐”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士人遭遇仕途、家庭变故后，为了坚持人格独立和个人政治、文化理想而隐居于山林薮泽，是一种儒家“独善其身”的做法。“小隐”生活是一种怡然自得，求取心灵慰藉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苦修，只注重个人精神层面的超脱。“大隐”则不同，它并不强调身体力行地实施，只要求心灵上的隐居，在行为上多表现为“亦官亦隐”，既与现实生活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不放弃归隐之妙，内心疏离现实政治，处世但求得意，非关形迹。《文选》卷二十二的四首正反招隐类诗歌不仅从理论上界定了“大隐”、“小隐”问题，而且在选文上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扬大抑小的魏晋时期的“归隐”意识。
二、形成原因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阶段，生活于皇权、士族纷争中的以西晋左思、陆机和东晋王康琚为代表的寒士，个性生活受到压抑，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去依附权贵外戚，一方面又对现实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寒门子弟或名高遭嫉，或沉沦下僚，其不平之气和对士族的蔑视抗争都表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创作中，归隐田园山林的思想意识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时期，文坛上的诗风没有了建安文人的慷慨悲凉、明朗刚健，也同样缺乏正始文人的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避祸求全，愤懑不平的心态意趣，加之受到道家思想和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士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山林江河，在现实的逼迫和玄风的引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创作引向归隐题材，归隐成为调和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无论是真的身体力行地去归隐田园的“小隐”，还是仅仅向往田园生活、山林隐逸的“大隐”，《文选》所选的这四篇具有“归隐”意识的诗歌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魏晋士人在心态上转变而导致的直接结果。
三、艺术效果——逆向美学
左思《招隐》诗在《文选》中选取了两首，《招隐》其一开头便以一句“杖策招隐士”②切入主题，直接表明“归隐”的想法，左思认为遁入山林之后，住岩穴，食野果的日子是自己所向往的也是应该加以宣扬和号召的。在左思的这两首《招隐》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匮乏，而是以作者杖策荒途的亲身经历出发，让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充满着山水清音的隐逸世界，以清丽工细的笔触描绘出一幅优美的闲人幽居图。难怪作者在两首诗歌的结尾都发出了感叹：“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③所谓的“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④只一种夸张的说法，作者虽然表现出愿过无官一身轻的隐居生活，但是实际上他的“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乃是期待着相招以出的机会。《招隐》二首说是招隐，不如说是借“隐”而“仕”，假归隐而真入世，作者运用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向当朝权贵和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面对黑暗现实不甘沉沦，无法改变之时便寄情于山水隐逸，但又渴望明君出现，发现并重用自己于茅庐，满足建功立业的抱负。
再看《文选》中选录的另一篇招隐诗，陆机的《招隐》一篇。陆机因为遭遇到了尘世中的矛盾与迷茫，所以入山踯躅徘徊去寻访浚谷的幽人，寻求心灵解脱，他在诗中说：“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⑤作者抛开尘世的庸扰，在诗文中醉心于山光水色，宣扬逍遥自在的归隐生活，随缘任运地做一个浚谷幽人一般的隐士。大量的美景叙述在诗歌的结尾处终于点明了主旨，诗人如此称赞山林景色，其目的不过是要赞赏“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久难图。税驾从所欲。”⑥其实，结合左、陆两人的社会背景来看，二人在当时都是积极入世的士人，左思曾任秘书郎一职，陆机也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作为官员，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官场生活的；作为文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又有某种“归隐”情结，特别是在遭遇到官场的不平之时。左、陆二人关于隐居生活的描写毕竟只是想象和假设，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之下，即使对仕宦生涯已经有所厌倦，但最多只是在诗文作品中发发牢骚，抒抒志向罢了。因此，在左、陆两人诗歌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乃至同一时期亦官亦隐文人们相似的借归隐来入世的逆向美学思维和意识。
除了左、陆二人的作品外，《文选》中招隐题材的作品还收录了东晋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一首，并单独列为“反招隐”一类。王康琚直接以“反招隐”为题，即反对世俗之人招隐者归，与左、陆二人寻访隐者不同，王康琚直接站在隐者的角度探讨“归隐”现象，在他看来“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⑦，所谓的隐于山林和胡泽都是“小隐”，而隐于人口稠密和热闹的朝廷和集市则被认为才是“大隐”，显然作者更赞善后者。身处渺渺俗世，王康琚自觉归隐山野并不现实，但他又不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想法，只能借《反招隐》诗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大隐”情怀。王康琚深知，在入世与隐逸这两条道路上，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归隐山林，忘却富贵，企羡归隐却又不抛却名利是大多数士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当归隐和仕进产生矛盾时，与其只把隐逸作为一种等待重新出仕的手段，倒不如直接追求“心隐”，“与物齐终始”⑧，隐者生活自有情趣，断不能因矫厉性命而违反自然规律，我们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顺乎伦常，追寻心灵的自在逍遥，那么即使在“朝市”也可以领略到身在“陵薮”的美妙，作者以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一个“大隐隐朝市”的道理。
四、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们对于归隐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精神的自然审美追求，将审美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相结合，抱朴存真。归隐更像是一种精神追求的象征，士人们以招隐题材的诗歌来排解对世俗生活的不满，假借归隐来表明积极入世的情怀，这实际上是对招隐诗的一种创新，扩大了此类题材的抒情范围，在文学发展史上市一次卓有成效的新变。纵观文学史，魏晋知识分子的隐逸观对后世尤其是唐代文人的影响也是意义深远的。从孟浩然，王维，李白等人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诸如左思、陆机、王康琚等人的文学烙印。魏晋古诗作为连接中国诗歌的开端和鼎盛之间的纽带，其归隐意识和招隐诗、反招隐诗成为后世不满现实社会的文士们津津乐道的重要创作题材。《文选》中出现的左、陆、王三家的招隐题材诗歌不仅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魏晋时期此类诗歌的创作风貌，也为后世的模仿和学习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记载。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参见萧统著，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81年版。
关键词：《昭明文选》；招隐诗；归隐意识
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中《文选》卷二十二特设“招隐类”和“反招隐类”，录入四篇作品：左思《招隐》诗二首，陆机《招隐》诗一首，王康琚《反招隐》诗一首。
一、“小隐”与“大隐”
《文选》卷二十二中对招隐题材的诗歌分类曾引用王康琚的《反招隐诗》的一段叙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①作者将“小隐”和“大隐”给予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区分。后遂以“小隐”借指隐居山林，“大隐”指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的人或者是真正的隐士。
自古以来，隐逸就是在儒道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精神的缩影。所谓“小隐”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士人遭遇仕途、家庭变故后，为了坚持人格独立和个人政治、文化理想而隐居于山林薮泽，是一种儒家“独善其身”的做法。“小隐”生活是一种怡然自得，求取心灵慰藉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苦修，只注重个人精神层面的超脱。“大隐”则不同，它并不强调身体力行地实施，只要求心灵上的隐居，在行为上多表现为“亦官亦隐”，既与现实生活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不放弃归隐之妙，内心疏离现实政治，处世但求得意，非关形迹。《文选》卷二十二的四首正反招隐类诗歌不仅从理论上界定了“大隐”、“小隐”问题，而且在选文上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扬大抑小的魏晋时期的“归隐”意识。
二、形成原因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阶段，生活于皇权、士族纷争中的以西晋左思、陆机和东晋王康琚为代表的寒士，个性生活受到压抑，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去依附权贵外戚，一方面又对现实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寒门子弟或名高遭嫉，或沉沦下僚，其不平之气和对士族的蔑视抗争都表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创作中，归隐田园山林的思想意识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时期，文坛上的诗风没有了建安文人的慷慨悲凉、明朗刚健，也同样缺乏正始文人的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避祸求全，愤懑不平的心态意趣，加之受到道家思想和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时期的士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山林江河，在现实的逼迫和玄风的引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创作引向归隐题材，归隐成为调和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无论是真的身体力行地去归隐田园的“小隐”，还是仅仅向往田园生活、山林隐逸的“大隐”，《文选》所选的这四篇具有“归隐”意识的诗歌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魏晋士人在心态上转变而导致的直接结果。
三、艺术效果——逆向美学
左思《招隐》诗在《文选》中选取了两首，《招隐》其一开头便以一句“杖策招隐士”②切入主题，直接表明“归隐”的想法，左思认为遁入山林之后，住岩穴，食野果的日子是自己所向往的也是应该加以宣扬和号召的。在左思的这两首《招隐》诗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匮乏，而是以作者杖策荒途的亲身经历出发，让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充满着山水清音的隐逸世界，以清丽工细的笔触描绘出一幅优美的闲人幽居图。难怪作者在两首诗歌的结尾都发出了感叹：“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③所谓的“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④只一种夸张的说法，作者虽然表现出愿过无官一身轻的隐居生活，但是实际上他的“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乃是期待着相招以出的机会。《招隐》二首说是招隐，不如说是借“隐”而“仕”，假归隐而真入世，作者运用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向当朝权贵和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面对黑暗现实不甘沉沦，无法改变之时便寄情于山水隐逸，但又渴望明君出现，发现并重用自己于茅庐，满足建功立业的抱负。
再看《文选》中选录的另一篇招隐诗，陆机的《招隐》一篇。陆机因为遭遇到了尘世中的矛盾与迷茫，所以入山踯躅徘徊去寻访浚谷的幽人，寻求心灵解脱，他在诗中说：“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⑤作者抛开尘世的庸扰，在诗文中醉心于山光水色，宣扬逍遥自在的归隐生活，随缘任运地做一个浚谷幽人一般的隐士。大量的美景叙述在诗歌的结尾处终于点明了主旨，诗人如此称赞山林景色，其目的不过是要赞赏“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久难图。税驾从所欲。”⑥其实，结合左、陆两人的社会背景来看，二人在当时都是积极入世的士人，左思曾任秘书郎一职，陆机也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作为官员，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官场生活的；作为文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又有某种“归隐”情结，特别是在遭遇到官场的不平之时。左、陆二人关于隐居生活的描写毕竟只是想象和假设，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之下，即使对仕宦生涯已经有所厌倦，但最多只是在诗文作品中发发牢骚，抒抒志向罢了。因此，在左、陆两人诗歌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乃至同一时期亦官亦隐文人们相似的借归隐来入世的逆向美学思维和意识。
除了左、陆二人的作品外，《文选》中招隐题材的作品还收录了东晋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一首，并单独列为“反招隐”一类。王康琚直接以“反招隐”为题，即反对世俗之人招隐者归，与左、陆二人寻访隐者不同，王康琚直接站在隐者的角度探讨“归隐”现象，在他看来“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⑦，所谓的隐于山林和胡泽都是“小隐”，而隐于人口稠密和热闹的朝廷和集市则被认为才是“大隐”，显然作者更赞善后者。身处渺渺俗世，王康琚自觉归隐山野并不现实，但他又不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想法，只能借《反招隐》诗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大隐”情怀。王康琚深知，在入世与隐逸这两条道路上，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归隐山林，忘却富贵，企羡归隐却又不抛却名利是大多数士人的真实想法，所以当归隐和仕进产生矛盾时，与其只把隐逸作为一种等待重新出仕的手段，倒不如直接追求“心隐”，“与物齐终始”⑧，隐者生活自有情趣，断不能因矫厉性命而违反自然规律，我们要做的只是顺应自然，顺乎伦常，追寻心灵的自在逍遥，那么即使在“朝市”也可以领略到身在“陵薮”的美妙，作者以这种逆向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一个“大隐隐朝市”的道理。
四、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们对于归隐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由注重物质转向注重精神的自然审美追求，将审美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相结合，抱朴存真。归隐更像是一种精神追求的象征，士人们以招隐题材的诗歌来排解对世俗生活的不满，假借归隐来表明积极入世的情怀，这实际上是对招隐诗的一种创新，扩大了此类题材的抒情范围，在文学发展史上市一次卓有成效的新变。纵观文学史，魏晋知识分子的隐逸观对后世尤其是唐代文人的影响也是意义深远的。从孟浩然，王维，李白等人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诸如左思、陆机、王康琚等人的文学烙印。魏晋古诗作为连接中国诗歌的开端和鼎盛之间的纽带，其归隐意识和招隐诗、反招隐诗成为后世不满现实社会的文士们津津乐道的重要创作题材。《文选》中出现的左、陆、王三家的招隐题材诗歌不仅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魏晋时期此类诗歌的创作风貌，也为后世的模仿和学习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记载。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参见萧统著，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