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都生活在资产阶级不断壮大，社会矛盾冲突激烈的革命时代，她们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使她们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都有稳定的家庭却不满现状，追求浪漫但并不现实的爱情，为情所困，背叛家庭，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的命运是相似的，却也是不同的。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追求爱情悲剧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写下他的成名之作《包法利夫人》，为他赢得巨大声誉；19世纪中后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也写下他文学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该书一出版，就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都有着看似幸福的家庭，有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但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与社会现实产生剧烈冲突，最后都选择了自杀。本文试从二人所处的相似却又不同的时代背景、爱情生活以及悲剧原因等方面对二者进行综合比较，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两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
一、时代与生活背景
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一个外省乡镇，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从小接受贵族化的修道院教育，长期宗教环境的熏陶加之喜爱阅读浪漫主义作品，她渐渐地脱离现实生活，追求不切实际的浪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家庭地位显赫，过着贵族的奢华生活，她不满于封建婚姻，一心追求理想的爱情。而在那个资产阶级革命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的时代，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与封建旧道德、女性解放与男权文化矛盾尖锐。包法利夫人和安娜追求的理想爱情根本不可能实现，幻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二人悲剧的起点。
爱玛嫁给了医生包法利，包法利先生虽然深爱着她，但医生的平庸与碌碌无为让她对婚姻大失所望。侯爵家的奢华舞会后，在幻想和激情的驱使下，爱玛投向情人的怀抱。安娜的婚姻是封建包办婚姻，她的婚姻只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所以，火车上偶遇渥伦斯基，安娜以为自己找到了所爱的人，要抛下一切和他走。表面上她们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想要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自由权利受到封建男权文化思想的沉重压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对爱情的追求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背叛家庭，背叛丈夫，但是自己以为的爱情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们都被自己执著追求的爱情毁灭。安娜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单纯爱情，而爱玛追求的爱情则掺杂物欲，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包法利夫人追求爱情，更多寻求的是融入上流社会，“歆羡动乱的生涯、戴假面具的晚会、闻所未闻的欢娱、一切她没有经历然而应当经历的疯狂爱情”。侯爵家的舞会，罗道尔夫甜蜜的海誓山盟赢得了爱玛的心，爱玛陶醉于这份爱情中，带着镯子、戒指、项圈去取悦罗道尔夫，送给罗道尔夫印章、围巾料子、雪茄烟。当他们商量好远走高飞的时候，罗道尔夫却写了一封信，洒上几滴清水当做眼泪，驾车扬长而去。赖昂和罗道尔夫一样欺骗了爱玛，当暧昧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他毅然和爱玛断绝来往。这时，商人勒乐逼她还债，爱玛孤立无援，受尽凌辱。回到家，爱玛吞吃了砒霜。她想这样一来“一切欺诈，卑鄙和折磨她的无数欲望，都和她不相干了”。
安娜生活富足，她更多是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安娜在17岁时，在“没有爱情，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况下，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自己打20岁的官僚卡列宁，婚后8年，安娜出入上流社会，抚育孩子，日子过得很平淡。安娜与英俊的贵族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从车站邂逅、舞会再遇，到聚会时的交谈，迅速陷入热恋而不能自拔。她顺应来自生命本能的呼唤：“时候到了，我知道不能在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在赛马场上，安娜看见沃伦斯基坠马，失声惊叫，在众人面前将自己的内心情感暴露无遗，在卡列宁拒绝她的离婚要求后，她抛夫弃子，与渥伦斯基远走他乡。后来回到彼得堡，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日渐疏远，对安娜也越来越冷淡，安娜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
爱玛追求理想的爱情，夹杂了一些物质的东西在里面，对爱玛而言，她渴望令人激动而又浪漫的爱情，倾心于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安娜身处上流社会，与渥伦斯基的感情完全出自人性深处和灵魂深处的一种解放欲求，他们的爱情是纯粹的。爱玛和安娜相同的地方在于，她们都不满于现状并有勇气反抗现实，这使她们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她们炽热大胆的追求，说明了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悲剧原因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但她们的命运却有些相似，一样大胆的追求爱情，一样的被爱情毁灭。
爱玛的悲剧是她自身性格的悲剧，但也是社会的悲剧。爱玛天生丽质、聪明漂亮，在爱玛的灵魂深处，其实一直期望奇迹的发生。她的浪漫幻想和现实环境间的剧烈冲突，最终毁灭了自己。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爱玛不满足于没有爱情的婚姻，钟情于不平庸的男子，渴望得到激情、浪漫的爱情，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过上安逸高雅的生活。她以挥霍金钱来幻化浪漫幻想，挣扎着为自身欲求寻找到的替代物却没能拯救她，反使她沉沦，最终绝望自杀。因此，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永恒，在虚无人生中追求意义，这是爱玛悲剧的深层原因。
与之相比，安娜的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悲剧。安娜不顾一切去追求真爱，她能够忍受“非法同居”的“屈辱”，对渥伦斯基说出：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安娜想要的只有一样，单纯的，永不消退的爱情。安娜源于个体生命本能力量的驱使，抛家弃子去追求爱情，违背了母亲和妻子的天职。安娜把自己全身心地注入在与渥伦斯基心心相印、终日相守的爱情生活中，但爱情观念的不同，却使得安娜与渥伦斯基越来越疏离。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安娜没有想到，理想中的爱情，却把她送进了坟墓，给她带来彻底的毁灭。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成功地塑造了两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她们的悲剧不是英雄的悲剧，但她们不甘平庸，不愿苟活的抗争意识为她们添上了几分崇高。西蒙·波伏娃曾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我们生活在21世纪，封建男权思想早已经成为历史，在男女平等的主流思想下，现代女性更应该独立自主，有思想，有修养，做真正的自己。
参考文献：
[1] 参见福楼拜，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参见托尔斯泰，周杨译，《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参见尚玉峰，《论〈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成因》，载《长城》，2011年第8期。
[4] 参见高剑华，《〈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形象论析》，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9期。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追求爱情悲剧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写下他的成名之作《包法利夫人》，为他赢得巨大声誉；19世纪中后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也写下他文学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该书一出版，就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都有着看似幸福的家庭，有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但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与社会现实产生剧烈冲突，最后都选择了自杀。本文试从二人所处的相似却又不同的时代背景、爱情生活以及悲剧原因等方面对二者进行综合比较，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两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
一、时代与生活背景
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爱玛出生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一个外省乡镇，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从小接受贵族化的修道院教育，长期宗教环境的熏陶加之喜爱阅读浪漫主义作品，她渐渐地脱离现实生活，追求不切实际的浪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家庭地位显赫，过着贵族的奢华生活，她不满于封建婚姻，一心追求理想的爱情。而在那个资产阶级革命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的时代，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与封建旧道德、女性解放与男权文化矛盾尖锐。包法利夫人和安娜追求的理想爱情根本不可能实现，幻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二人悲剧的起点。
爱玛嫁给了医生包法利，包法利先生虽然深爱着她，但医生的平庸与碌碌无为让她对婚姻大失所望。侯爵家的奢华舞会后，在幻想和激情的驱使下，爱玛投向情人的怀抱。安娜的婚姻是封建包办婚姻，她的婚姻只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所以，火车上偶遇渥伦斯基，安娜以为自己找到了所爱的人，要抛下一切和他走。表面上她们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想要追求幸福，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自由权利受到封建男权文化思想的沉重压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对爱情的追求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背叛家庭，背叛丈夫，但是自己以为的爱情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们都被自己执著追求的爱情毁灭。安娜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单纯爱情，而爱玛追求的爱情则掺杂物欲，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包法利夫人追求爱情，更多寻求的是融入上流社会，“歆羡动乱的生涯、戴假面具的晚会、闻所未闻的欢娱、一切她没有经历然而应当经历的疯狂爱情”。侯爵家的舞会，罗道尔夫甜蜜的海誓山盟赢得了爱玛的心，爱玛陶醉于这份爱情中，带着镯子、戒指、项圈去取悦罗道尔夫，送给罗道尔夫印章、围巾料子、雪茄烟。当他们商量好远走高飞的时候，罗道尔夫却写了一封信，洒上几滴清水当做眼泪，驾车扬长而去。赖昂和罗道尔夫一样欺骗了爱玛，当暧昧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他毅然和爱玛断绝来往。这时，商人勒乐逼她还债，爱玛孤立无援，受尽凌辱。回到家，爱玛吞吃了砒霜。她想这样一来“一切欺诈，卑鄙和折磨她的无数欲望，都和她不相干了”。
安娜生活富足，她更多是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安娜在17岁时，在“没有爱情，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况下，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自己打20岁的官僚卡列宁，婚后8年，安娜出入上流社会，抚育孩子，日子过得很平淡。安娜与英俊的贵族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从车站邂逅、舞会再遇，到聚会时的交谈，迅速陷入热恋而不能自拔。她顺应来自生命本能的呼唤：“时候到了，我知道不能在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在赛马场上，安娜看见沃伦斯基坠马，失声惊叫，在众人面前将自己的内心情感暴露无遗，在卡列宁拒绝她的离婚要求后，她抛夫弃子，与渥伦斯基远走他乡。后来回到彼得堡，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日渐疏远，对安娜也越来越冷淡，安娜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让呼啸而过的火车结束了自己无望的爱情和生命。
爱玛追求理想的爱情，夹杂了一些物质的东西在里面，对爱玛而言，她渴望令人激动而又浪漫的爱情，倾心于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安娜身处上流社会，与渥伦斯基的感情完全出自人性深处和灵魂深处的一种解放欲求，他们的爱情是纯粹的。爱玛和安娜相同的地方在于，她们都不满于现状并有勇气反抗现实，这使她们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她们炽热大胆的追求，说明了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悲剧原因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但她们的命运却有些相似，一样大胆的追求爱情，一样的被爱情毁灭。
爱玛的悲剧是她自身性格的悲剧，但也是社会的悲剧。爱玛天生丽质、聪明漂亮，在爱玛的灵魂深处，其实一直期望奇迹的发生。她的浪漫幻想和现实环境间的剧烈冲突，最终毁灭了自己。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爱玛不满足于没有爱情的婚姻，钟情于不平庸的男子，渴望得到激情、浪漫的爱情，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过上安逸高雅的生活。她以挥霍金钱来幻化浪漫幻想，挣扎着为自身欲求寻找到的替代物却没能拯救她，反使她沉沦，最终绝望自杀。因此，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永恒，在虚无人生中追求意义，这是爱玛悲剧的深层原因。
与之相比，安娜的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悲剧。安娜不顾一切去追求真爱，她能够忍受“非法同居”的“屈辱”，对渥伦斯基说出：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安娜想要的只有一样，单纯的，永不消退的爱情。安娜源于个体生命本能力量的驱使，抛家弃子去追求爱情，违背了母亲和妻子的天职。安娜把自己全身心地注入在与渥伦斯基心心相印、终日相守的爱情生活中，但爱情观念的不同，却使得安娜与渥伦斯基越来越疏离。爱情的幻灭是悲剧的直接原因。安娜没有想到，理想中的爱情，却把她送进了坟墓，给她带来彻底的毁灭。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成功地塑造了两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她们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她们的悲剧不是英雄的悲剧，但她们不甘平庸，不愿苟活的抗争意识为她们添上了几分崇高。西蒙·波伏娃曾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为改变而软弱，因为改变而强大。”我们生活在21世纪，封建男权思想早已经成为历史，在男女平等的主流思想下，现代女性更应该独立自主，有思想，有修养，做真正的自己。
参考文献：
[1] 参见福楼拜，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参见托尔斯泰，周杨译，《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参见尚玉峰，《论〈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成因》，载《长城》，2011年第8期。
[4] 参见高剑华，《〈包法利夫人〉中艾玛形象论析》，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