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他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
　　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地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加沙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含义。
　　更深一层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