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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富裕农民阶层是英国社会过渡时期的中坚力量，是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发起和推动了农业革命，同时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并在资本主义进程中逐渐与其他阶层融合，形成了英国最早的农业资产阶级。从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的社会条件、教育作为缩短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手段以及富裕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等几个方面，可以透视出他们在英国社会过渡时期的领头羊地位和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启动作用。
[关键词]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约曼，教育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44-06
历史已经证明，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富裕农民是先行者。作为乡村中的精英人物，他们也是农业革命的发起人和推动者，是英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群体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必要对其文化教育状况作一探究。
一、过渡时期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的社会条件
首先，富裕农民社会角色转变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农民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已经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管理者。大部分富裕农民都是租地农场主，他们经营着一定规模的土地，拥有稳定的用益权，为了不断增加产量，扩大市场利润，改善旧有的知识结构，进入学校成为富裕农民的普遍要求。以往，英国传统农民普遍对教育持漠然的态度。一个乡下人曾经这样说：“我们可以学耕地、耙地，学种谷、收获，学剪枝，学打谷、簸谷，学扬谷、碾谷，学酿酒和烤面包。这一切岂是书中所有。在乡下，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除非我们做了法官，要把窃贼送上绞架，或是凭一个男人的权利说出事情真相，那时良知和经验会教给我们知识。”“即使我们不会写字，还有教堂的神父和城里的先生来帮助我们。那些简单的事情，他们解决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农民对教育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情况。
然而，当农民成为一个农场管理者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时候经济上的纠纷和生产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往往使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场主窘态百出。伯克郡达莱顿的约曼威廉·比尔森在伊丽莎白时期是他的绅士邻居的地产代理人，一次他的账簿出现了疑问。由于他自己不能记账和计算庄园收支，所以他不能对账目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结果使自己陷入窘境。肯特郡米尔顿村庄的托马斯·布莱德伯里是另一个不识字的约曼。1593年他在法庭陈述中说，由于他不能读或者写，他不得不请购买他的小麦的那个人来记下这次交易详情。可是后来，他意识到由于对所签署的合同内容不切实了解，使得这笔交易对他来说很不利。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富裕农民逐渐认识到在经济纠纷中不能识字也是一个劣势。因此，富裕农民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追求，对教育的自主性增强了。这些农夫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新型的生产与管理方式不能离开知识，至少需要具备基本的讀写能力。威格斯顿村庄的富裕农民约翰·布朗花20镑送其幼子去学校，要求学校教给他读书和写字的能力。威灵汉姆的约翰·罗德尔在遗嘱中说，他要送给在威灵汉姆教书的第一个教师劳伦斯·米弗罗德一定数量的谷物、1英亩地产的小麦和一顶上好的帽子。当1583年罗伯特——约翰·罗德尔的弟弟死去的时候，留下了怀孕的妻子，他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如果他的妻子生的孩子是个男孩，那么就要按照他的遗嘱所要求的那样去培养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送去学习，直到16岁。在遗嘱中，他特别提到了劳伦斯·米弗罗德的学校。
其次，提高生产效率，改良品种，创造更多市场利润的需要。
为了获取新的、有用的农艺知识，富裕农民渴望阅读能够指导生产经营的科技读物，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时一大批适用的出版物应运而生。1587年，莱昂那多·马斯卡尔发表《养牛第一书》，引导农民关注对牲畜的正确喂养和照料。他向农民讲述有关事项如同对那些有学问的绅士们一样细致而且耐心。他的书中以及类似的书中，不仅包括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还包括了大量的图示和图表。这本书和其他许多书一样，在当时都对饲养牲畜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599年，杰努斯·达布莱费乌斯发表的《好农民新书》讲述了鱼塘制作方法，以及鲤鱼、鳟鱼等各种类的鱼的饲养、保护和繁殖方法。1594年，胡伊·普拉特的《珍贵的家庭技术》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不同的新式耕作、酿酒和塑造的技术。这本书从饲养鱼、牛、寒鸦到养黄蜂、酿制啤酒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细。1616年，理查德·苏菲莱特翻译了一本当时流行的法国农书，该书指导人们如何猎捕公鹿、野公猪、野兔、狐狸和兔子，还有一些猎捕鸟和猎鹰的内容，使邻国的农业技术进入英国。1634年，约翰·里维特的《蜜蜂的养殖》一书中强调了蜜蜂的养殖方法，是当时最好的蜜蜂养殖的指导用书。1618年，威廉·劳森的《新式果园和菜园》一书中对如何采用新式的方法种植、嫁接和侍弄苗圃作了介绍。这是当时水果和樱桃增产的重要原因。威廉·劳森也在他的书中教给农妇为公共事业而种植草药的方法，讲解了草药的习性、生长周期以及可望获得的利润等，也讲述了蜜蜂的养殖。1669年，朱瑟福·布拉格莱福的《农牧业技巧摘要》一书讲述犁耕、播种以及鸟的养殖，并配有解释性的插图。1652年，沃尔特·比利斯在《英国改革家的改革》书中对土地产量增加10到20倍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书籍的大量出版与当时富裕农民对知识和教育及求知的愿望几乎同时发生，也表明英国大地上正在涌现出一批具有阅读能力的新式农民，他们实际上是不断追求更高利润的农场主。
另外，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为改善富裕农民的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英国国教圣公会充分认识到教育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对推进宗教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提出各种教育设想、方案并加以实施。书籍因印刷业的发展而普及，加之强调现世成功的新教思潮的涌入，都促使形成一个国民目标，即虔诚地信仰上帝，同时更有才能，更会识文断字。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一版再版的13世纪热那亚大主教沃拉吉那的雅各编写的《圣徒传》不仅被教会用来宣传普及宗教知识，而且也成为人们的消遣读物。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更加强调信徒直接普遍阅读圣经的能力，并将只有少数人才能阅读的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大量印刷出版。关于英译圣经的出现，最早始于735年彼得神父的“约翰福音”译本，1384年约翰·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译本，1526年威廉·廷代尔的《新约》译本，1535年《圣经》首次出现译本，从而掀起翻译的高潮。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乡村的教区都有了英文版的圣经。到文艺复兴时期，标准英译本《圣经》出现。这就是1611年出版的、在中世纪通俗拉丁文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一部权威性的英文《圣经》译本——《詹姆士王本圣经》或称《钦定本圣经》，它成为后世圣经各种版本的依 据。英文版圣经的普及，打破了由教士垄断知识的局面，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阅读可以直接感受上帝的神召。以致赫胥黎对此现象如此评说：三百年来，英国历史里最好的、最高贵的一切，其生命都和此书交织在一起，这是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另外，早在1525－1547年间，曾有800种宗教著作出版。此外，宗教改革之后，教堂的传统口头布道方式不断被印刷出版物形式代替。据估计，在1575－1640年间，每年伦敦平均有30万册图书出售。这个数字表明，每个绅士、教士和有專业知识(律师、法庭代理人、城镇法务官、医生)的家庭每年购买10册书籍。英译圣经的推广对以后300年英国社会生活确实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宗教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也推动了平民教育。
二、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缩短等级距离的手段
富裕农民把教育看作社会地位改善与晋身的重要手段，看作缩短与其他等级之间的距离的手段。他们渴望能够像那些绅士一样高雅和有风度。乔叟笔下的富裕农民不无羡慕地对骑士的儿子说：“你年纪这么轻，却已很懂得些道理，应该受到赞扬”，“我很欣赏，你讲得颇有感情”，“在这许多人中间，在你长大以后，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敌得上你的口才呢。愿上帝保佑你，让你能继续知情达理”，“我有一个儿子，愿三位一体的神照顾他，让他也能和你一样贤明，我现在虽有些田地，每年出租可收获20镑，但我情愿他长大成人后能像你一样。除非一个人自己有道德学识，单有产业是没有用的!”，这个富裕农民说他常责训他的儿子“要同上等人来往，学得文雅一下”。
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种消费。中世纪接受教育的开支是相当高的，以往非贵族子弟根本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宗教改革之后大量涌现的各类教育机构，大至拥有雄厚基金的文法学校、小至只有校长一人任教的私立学校，1500－1620年间新建了300余所。然而，支付能力仍然是进入学校的前提条件。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昂的。一般地，一个绅士家庭寄宿的学生每年花销要18镑，加上12镑的衣物费；一个约曼家庭的子弟一年的花费不把衣物费计算在内也要4～6镑，而这也是普通农民家庭所无力承担的数目。1600年每个大学生需要支付大约20镑，1660年大约30镑。在牛津这样的大学，一个学生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花销每年至少要30镑，到1725年则达到50镑，到1750年又增至80-100镑。这显然是普通农民无法负担的数额。而越来越多的富裕农民约曼子弟则能够支付得起这一教育费用，他们手中的财富成为接受教育的叩门砖。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成了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实际上，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富裕农民“跻身乡绅阶层，从事好职业，获得好职位的通行证”。大学教育为平民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处于农民上层的约曼，提供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跳板。约曼的社会流动是这个时代引人注意的事情。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原本，相对于读书写字和写优美的散文来说，富裕的约曼更擅长辨别优良的羊种和上好的作物种子，他们更灵巧地使用农业工具而不是笔。一个野心勃勃的约曼会送他的儿子去大学学习，或者送到四法学校去学习法律，或者送到教会接受文化，正如威廉·哈利逊所说，受教育使他们向绅士阶层晋身。
在十五六世纪，有很多约曼出身的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跻身乡绅阶层。约曼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是仅次于乡绅的英国土地的主要占有者，精心经营大量地产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些约曼年收入可达1000-1500镑以上。出于经济上的优越感，同时是为了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约曼往往要求子弟受到“与他们的地位和职业相配”的教育，并坚持把他们送到那些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同时又能体现一个人身份的大学接受教育。据大卫·克雷西估计，17世纪初剑桥大学的学生中15％是中下层农村居民的子弟，而他肯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约曼的家庭。而1630年圣约翰学院的新生注册簿显示，在117名新生中有24％来自约曼家庭。
许多约曼在接受大学教育后自称或被认为是绅士，跻身乡绅阶层。如尼古拉斯·培根的父亲是一个约曼，但是在1523年尼古拉斯进入剑桥大学以后他就把自己当作绅士看待。托马斯·约翰逊是一个约曼之子，曾进入著名的格雷学院学习法律，在他于1622年去世时，人们已经称呼他为“绅士”。约曼内维尔·巴特勒1649年时将其子送入剑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在他去世时，整个家族被认为是乡绅，而不是约曼。诺福克郡的约翰·克里默进入格雷律师学院时以绅士身份登记注册，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约曼。可见，接受大学教育已经成为约曼跻身乡绅阶层的捷径。
约曼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才能够从事宗教活动，担任教会职务。拉蒂默主教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爱德华六世以前就晋身到绅士，经常到各地讲道，他的后代们都得到了与他相应的地位，因为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理查德·百克斯特是施罗普郡的一个小块自由土地持有者的儿子，他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宗教人士。阿达姆·马丁戴尔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北部新教的乡村里成为非常著名的人物。拉尔夫·乔森是埃塞克斯一个约曼的儿子，他进入剑桥上学读书获得了头衔，做了4年的牧师。
富裕农民不仅把子弟送进学校以实现晋身的理想，也慷慨地捐助社会教育事业。1586－1601年间，威廉·史密斯在威灵汉姆主持堂区，他任职期间，鼓励并倡导捐助办学。在捐助名册中，他的名字始终名列前茅。1593年，在威廉-史密斯的倡导下，102个人捐助了102镑7先令8便士建立了一个学校。其中，5个人捐了2镑；16个人每人捐助金额为1镑以上，包括2镑；14个人每人捐了1镑；其他人捐了不到1镑。这些人里不仅有约曼，还有公簿持有农，他们捐款数额都在1镑到2镑之间。这有力地证明了威灵汉姆的农民都相当富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笔比两年的地租还高的捐助款。
同样，不少富裕农民通过经济途径获得骑士称号。英国史家常把骑士笼统地称为“绅士”，如戴尔在叙述16世纪伍斯特主教自营地承租人的情况时指出，“其中10个承租者是绅士，即有着gentleman、esquier和knight头衔的人”。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家克拉潘明确地将绅士和骑士归为一个阶层，即认为“绅士”即具有骑士资格的人。在狭义上，约曼、绅士、乡绅和骑士都严格地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在社会实际当中，他们逐渐溶为一个新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特征的农业资产阶级，不仅包括缙绅、绅士、骑士，还包括杰出的约曼，其间原有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不久，他们又与越来越多乐于投资农场的商人或企业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融合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说在16世纪末，英国 已经出现了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
三、富裕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倡导者认为，扫除旧的愚昧和传播新的信仰，有赖于大众教育的发展和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他们普遍认为：“通过接受教育使人们具有直接阅读《圣经》的能力，才能直接感受到上帝的意旨，这对于人自身的得救是至关重要的。”1533年，托马斯·莫尔估计，英国民众有一半能够阅读译为英文的圣经。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乡村精英群体的富裕农民，能够阅读圣经的人一定会高于这个比例。另外，各地的公学对入学学生有一定的识字要求。比如，温切斯特公学从15世纪初起，以及伊顿公学从1447年起，学生在进校前就要完成他们在读、唱和基本语法方面的学习；到1520年以后，英国西部六郡的公学也出现了这样的要求。
首先，识字状况。
从遗嘱、契约、结婚注册等文件的签名看，在2500-3000个约曼中有60％～70％是自己签名的，其他人则画了个标记，通常是画个小十字。这个百分比说明，约曼阶层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教育，并有着对读书识字的渴望，其识字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乡村阶层。在威灵汉姆，约曼比其他人群签名的数量多。斯通曾作过统计，在17世纪牛津主教区和格罗斯特主教管区去注册结婚的约曼和农夫之间签名的记录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约曼大约71％～72％，农夫大约43％～52％都是自己签署了结婚登记表。一些富裕农民有立遗嘱的习惯，甚至有的富裕约曼在一生中会立很多份遗嘱。来自格利乌斯家庭的4个人是这个沼泽村庄威灵汉姆很富裕的约曼，他们在1609～1647年间写了22份遗嘱，其中的15份是托马斯·格利乌斯写的。亨利·哈里维尔是另一个家庭的代表，在1614～1619年间写了5份遗嘱。约翰·皮特斯在他的遗嘱中把自己称作“羊毛旋柄”，也写了3份遗嘱。另外2个佃农在17世纪初每人写了一份遗嘱。1625～1630年间爱德华·艾伦写了6份遗嘱，1631～1639年罗伯特·斯托克写了他的14份遗嘱中的一份。1600～1690年间，有15％的遗嘱上有立遗嘱的人签名的。
许多富裕农民也记日记和账簿。富裕农民罗伯特·劳德对农场的记录里再现了他每日的生活。他在日记的前言里写道：“谨以此书作为我的回忆。我每年种了什么种类的小麦和大麦；当年风选和出售了多少谷物。我每年种的作物；我每年签定的租约；每年租我土地的人会付给我多少租金；我的苹果和樱桃的价值；每年所产的羊毛的数量，这些羊毛我要剪多少只羊，我要付给剪羊毛工人多少工钱；我要向国王缴纳多少税；我要付给工人多少工资；收割和打干草的费用是多少；喂马的饲料要花掉我多少钱；每年我付给铁匠多少钱；我要为我的果园付多少什一税；我买多少木材，每年建房我还要用什么材料；我的羊群要吃多少麦秸；我买多少只羊；能够给耕地施多少粪肥；其他事项将在下面一一叙述。一切从圣母领报节(3月25日)开始。此书做于1612年安诺。”是一本流水账式的与农场农事相关的记述，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流水账。大多数的富裕农民都有记载每天的生产和开支以及日常生活的、比较详细的流水账。萨里郡的约曼理查德·巴克斯有一本1648～1662年的账簿，里面夹有很多便条，例如：付给理查德·布赖特清理池塘的1先令6便士；付给理查德·布赖特砍烧柴的工资8便士。还有他付给托马斯·丹迪的报酬：收割17英亩燕麦，16先令4便士；收割3英亩布鲁克斯地产，4先令；运输4天粪肥，5先令。在巴克斯的账簿中，还有大量的买卖谷物和牲畜等项目，都附有收条，如送他的侄子或者儿子上学所花费的钱，还有葎草园的花费。
另外，从一些遗嘱和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富裕农民家庭藏书量是很高的。《圣经》是这个时期富裕农民一约曼在遗嘱当中最经常提到的书。宗教图书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遗赠物，这类图书因为较为昂贵的封面和相对较少的数量所以更体现一种身份的意义，因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拥有。约克郡富裕农民亚当·伊莱写于1646～1649年的日记记载了他的藏书情况。他有出版于1563年的一本畅销书——约翰·福克斯写的《殉道者之书》，还有其他宗教类小册子；有两本历史书，即拉雷夫写的《世界历史》，和1628年出版的《欧洲历史》(此书作者不祥)；米歇尔·达尔顿写的《乡村正义》，这是一本关于郡和堂区各个职务职权范围的小册子；还有3本关于占星术的书；等等。亚当·伊莱的书被潘尼斯顿村庄会识字的约曼中频繁借阅。书摆放在专门打制的书架上，他的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图书馆。像这样拥有一定数量藏书的富裕农民还有许多。林肯郡一个约曼提到他藏有《土地持有状况》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圣玛丽奥特里的约曼爱德华·福特遗赠给他堂兄弟的物品中就有他所有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大量的英文教科书”。肯特郡的约曼曾在1596年临死前花了一笔钱买了英文版加尔文的《学院》一書。
总之，富裕农民一约曼在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时候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读写能力，也因为他们具有负担获得这一能力的费用。可以说，富裕农民一约曼的崛起并接受教育是英国大众识字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状况。
入学率是衡量富裕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标尺。教育一直是社会变动的重要工具。从12世纪以后，文法学校的学生就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子弟。尤其宗教改革以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等中间阶层。富裕农民子弟会进入文法学校、大学和具有授予律师资格之权的四法学院学习，从而获得晋身的机会。到16世纪，这些学校已经成为富有者的独占物。著名的伯里·圣·埃德蒙多学校，1656年的注册登记所反映的学生身份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贵族占52％；教士，专门职业者占17％；商人占16％；约曼占15％；农夫为O。科尔切斯特文法学校1636～1645年学生注册登记也表明，该校165名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约曼阶层：贵族占31％；教士/专门职业者占20％；商人占37％包括一些手工业者和织布工人；约曼占12％；农夫为0；雇工为。
大学是社会上层人物和有抱负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的场所，也是富裕的农民子弟晋身的阶梯。十六七世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是大学入学率的空前提高。在英格兰，进入大学学习的适龄人数的比例比19世纪还高。大学入学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中上层民众获得教育机会的衡量尺度之一，其中富裕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很可观的。在林肯主教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15世纪初的14％上升到1500年的30％强。在15世纪下半叶的坎特伯雷主教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约计1/5，至16世纪头30年，又猛增到1/3。而富裕农民在其中所占比例从下面的数字中可以了解到。1567～1622年，牛津大学的入学登记 簿上有这样的记载：贵族之子84人，骑士之子590人，乡绅之子902人，绅士之子3615人，约曼(即富裕农民)之子6635人，教士之子985人，身份未确定的人之子758人。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各阶层中，出身于约曼的人几乎同其他阶层子弟人数之和相等。从1604年起，剑桥和牛津的每所学院都有权送学生入议会，从而进入政治阶层。
十六七世纪之交，英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无论在教育设施的发展还是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都经历了大发展，劳伦斯·斯通称其为“教育的革命”。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比以前显著增多。1560～1699年间，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人数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大学出现了两次大发展，学生的数量空前地增多。一次开始于1560年，到158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开始于1604年，经过了一阵间歇，到1630年代达到顶峰。在第二阶段中，17岁的年轻人中约有2％到2.5％接受了高等教育。据此，斯通认为十六七世纪是英国大学教育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尽管两所大学学生入学人数呈减少趋势，但仍“基本与17世纪初期入学人数的水平持平”。斯普福德也从大学入学人数陡增的角度认可了普通意义的教育大发展的存在。
综上所述，富裕农民是社会过渡时期英国农村的精英群体，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富裕农民凭借在当时来讲雄厚的经济实力使自身文化教育水平发生很大提高，故而常常被混同为乡村中识文断字的乡绅，有时候还会被包括在乡绅这样的富裕家庭行列。他们在乡村中开始崭露头脚，原本森严的等级壁垒被逐渐冲垮，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渗透与交叉，发生了分化和新的组合。富裕农民与乡绅、骑士等阶层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实际上已经溶为一个新的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特征的新生农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商人、城市手工作坊主，乡绅乃至一部分新贵族，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不容忽视，是约曼即富裕农民为英国率先成为第一个工業化国家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和最广泛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作者简介]徐华娟，女，汉族，吉林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过渡时期，英国，富裕农民，约曼，教育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44-06
历史已经证明，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富裕农民是先行者。作为乡村中的精英人物，他们也是农业革命的发起人和推动者，是英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群体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必要对其文化教育状况作一探究。
一、过渡时期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的社会条件
首先，富裕农民社会角色转变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农民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已经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管理者。大部分富裕农民都是租地农场主，他们经营着一定规模的土地，拥有稳定的用益权，为了不断增加产量，扩大市场利润，改善旧有的知识结构，进入学校成为富裕农民的普遍要求。以往，英国传统农民普遍对教育持漠然的态度。一个乡下人曾经这样说：“我们可以学耕地、耙地，学种谷、收获，学剪枝，学打谷、簸谷，学扬谷、碾谷，学酿酒和烤面包。这一切岂是书中所有。在乡下，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这些事情。除非我们做了法官，要把窃贼送上绞架，或是凭一个男人的权利说出事情真相，那时良知和经验会教给我们知识。”“即使我们不会写字，还有教堂的神父和城里的先生来帮助我们。那些简单的事情，他们解决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农民对教育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情况。
然而，当农民成为一个农场管理者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时候经济上的纠纷和生产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往往使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场主窘态百出。伯克郡达莱顿的约曼威廉·比尔森在伊丽莎白时期是他的绅士邻居的地产代理人，一次他的账簿出现了疑问。由于他自己不能记账和计算庄园收支，所以他不能对账目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结果使自己陷入窘境。肯特郡米尔顿村庄的托马斯·布莱德伯里是另一个不识字的约曼。1593年他在法庭陈述中说，由于他不能读或者写，他不得不请购买他的小麦的那个人来记下这次交易详情。可是后来，他意识到由于对所签署的合同内容不切实了解，使得这笔交易对他来说很不利。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富裕农民逐渐认识到在经济纠纷中不能识字也是一个劣势。因此，富裕农民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育的追求，对教育的自主性增强了。这些农夫在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新型的生产与管理方式不能离开知识，至少需要具备基本的讀写能力。威格斯顿村庄的富裕农民约翰·布朗花20镑送其幼子去学校，要求学校教给他读书和写字的能力。威灵汉姆的约翰·罗德尔在遗嘱中说，他要送给在威灵汉姆教书的第一个教师劳伦斯·米弗罗德一定数量的谷物、1英亩地产的小麦和一顶上好的帽子。当1583年罗伯特——约翰·罗德尔的弟弟死去的时候，留下了怀孕的妻子，他在遗嘱中特别提到：如果他的妻子生的孩子是个男孩，那么就要按照他的遗嘱所要求的那样去培养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送去学习，直到16岁。在遗嘱中，他特别提到了劳伦斯·米弗罗德的学校。
其次，提高生产效率，改良品种，创造更多市场利润的需要。
为了获取新的、有用的农艺知识，富裕农民渴望阅读能够指导生产经营的科技读物，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时一大批适用的出版物应运而生。1587年，莱昂那多·马斯卡尔发表《养牛第一书》，引导农民关注对牲畜的正确喂养和照料。他向农民讲述有关事项如同对那些有学问的绅士们一样细致而且耐心。他的书中以及类似的书中，不仅包括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还包括了大量的图示和图表。这本书和其他许多书一样，在当时都对饲养牲畜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599年，杰努斯·达布莱费乌斯发表的《好农民新书》讲述了鱼塘制作方法，以及鲤鱼、鳟鱼等各种类的鱼的饲养、保护和繁殖方法。1594年，胡伊·普拉特的《珍贵的家庭技术》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不同的新式耕作、酿酒和塑造的技术。这本书从饲养鱼、牛、寒鸦到养黄蜂、酿制啤酒等方面的内容，十分详细。1616年，理查德·苏菲莱特翻译了一本当时流行的法国农书，该书指导人们如何猎捕公鹿、野公猪、野兔、狐狸和兔子，还有一些猎捕鸟和猎鹰的内容，使邻国的农业技术进入英国。1634年，约翰·里维特的《蜜蜂的养殖》一书中强调了蜜蜂的养殖方法，是当时最好的蜜蜂养殖的指导用书。1618年，威廉·劳森的《新式果园和菜园》一书中对如何采用新式的方法种植、嫁接和侍弄苗圃作了介绍。这是当时水果和樱桃增产的重要原因。威廉·劳森也在他的书中教给农妇为公共事业而种植草药的方法，讲解了草药的习性、生长周期以及可望获得的利润等，也讲述了蜜蜂的养殖。1669年，朱瑟福·布拉格莱福的《农牧业技巧摘要》一书讲述犁耕、播种以及鸟的养殖，并配有解释性的插图。1652年，沃尔特·比利斯在《英国改革家的改革》书中对土地产量增加10到20倍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书籍的大量出版与当时富裕农民对知识和教育及求知的愿望几乎同时发生，也表明英国大地上正在涌现出一批具有阅读能力的新式农民，他们实际上是不断追求更高利润的农场主。
另外，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为改善富裕农民的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英国国教圣公会充分认识到教育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对推进宗教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提出各种教育设想、方案并加以实施。书籍因印刷业的发展而普及，加之强调现世成功的新教思潮的涌入，都促使形成一个国民目标，即虔诚地信仰上帝，同时更有才能，更会识文断字。15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后，一版再版的13世纪热那亚大主教沃拉吉那的雅各编写的《圣徒传》不仅被教会用来宣传普及宗教知识，而且也成为人们的消遣读物。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更加强调信徒直接普遍阅读圣经的能力，并将只有少数人才能阅读的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大量印刷出版。关于英译圣经的出现，最早始于735年彼得神父的“约翰福音”译本，1384年约翰·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译本，1526年威廉·廷代尔的《新约》译本，1535年《圣经》首次出现译本，从而掀起翻译的高潮。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乡村的教区都有了英文版的圣经。到文艺复兴时期，标准英译本《圣经》出现。这就是1611年出版的、在中世纪通俗拉丁文译本的基础上翻译的一部权威性的英文《圣经》译本——《詹姆士王本圣经》或称《钦定本圣经》，它成为后世圣经各种版本的依 据。英文版圣经的普及，打破了由教士垄断知识的局面，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阅读可以直接感受上帝的神召。以致赫胥黎对此现象如此评说：三百年来，英国历史里最好的、最高贵的一切，其生命都和此书交织在一起，这是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另外，早在1525－1547年间，曾有800种宗教著作出版。此外，宗教改革之后，教堂的传统口头布道方式不断被印刷出版物形式代替。据估计，在1575－1640年间，每年伦敦平均有30万册图书出售。这个数字表明，每个绅士、教士和有專业知识(律师、法庭代理人、城镇法务官、医生)的家庭每年购买10册书籍。英译圣经的推广对以后300年英国社会生活确实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宗教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也推动了平民教育。
二、富裕农民接受教育：缩短等级距离的手段
富裕农民把教育看作社会地位改善与晋身的重要手段，看作缩短与其他等级之间的距离的手段。他们渴望能够像那些绅士一样高雅和有风度。乔叟笔下的富裕农民不无羡慕地对骑士的儿子说：“你年纪这么轻，却已很懂得些道理，应该受到赞扬”，“我很欣赏，你讲得颇有感情”，“在这许多人中间，在你长大以后，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敌得上你的口才呢。愿上帝保佑你，让你能继续知情达理”，“我有一个儿子，愿三位一体的神照顾他，让他也能和你一样贤明，我现在虽有些田地，每年出租可收获20镑，但我情愿他长大成人后能像你一样。除非一个人自己有道德学识，单有产业是没有用的!”，这个富裕农民说他常责训他的儿子“要同上等人来往，学得文雅一下”。
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也是一种消费。中世纪接受教育的开支是相当高的，以往非贵族子弟根本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宗教改革之后大量涌现的各类教育机构，大至拥有雄厚基金的文法学校、小至只有校长一人任教的私立学校，1500－1620年间新建了300余所。然而，支付能力仍然是进入学校的前提条件。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昂的。一般地，一个绅士家庭寄宿的学生每年花销要18镑，加上12镑的衣物费；一个约曼家庭的子弟一年的花费不把衣物费计算在内也要4～6镑，而这也是普通农民家庭所无力承担的数目。1600年每个大学生需要支付大约20镑，1660年大约30镑。在牛津这样的大学，一个学生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花销每年至少要30镑，到1725年则达到50镑，到1750年又增至80-100镑。这显然是普通农民无法负担的数额。而越来越多的富裕农民约曼子弟则能够支付得起这一教育费用，他们手中的财富成为接受教育的叩门砖。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成了身份和经济实力的象征。
实际上，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富裕农民“跻身乡绅阶层，从事好职业，获得好职位的通行证”。大学教育为平民阶层的人们，特别是处于农民上层的约曼，提供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跳板。约曼的社会流动是这个时代引人注意的事情。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原本，相对于读书写字和写优美的散文来说，富裕的约曼更擅长辨别优良的羊种和上好的作物种子，他们更灵巧地使用农业工具而不是笔。一个野心勃勃的约曼会送他的儿子去大学学习，或者送到四法学校去学习法律，或者送到教会接受文化，正如威廉·哈利逊所说，受教育使他们向绅士阶层晋身。
在十五六世纪，有很多约曼出身的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跻身乡绅阶层。约曼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是仅次于乡绅的英国土地的主要占有者，精心经营大量地产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些约曼年收入可达1000-1500镑以上。出于经济上的优越感，同时是为了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约曼往往要求子弟受到“与他们的地位和职业相配”的教育，并坚持把他们送到那些比较正规、条件优越同时又能体现一个人身份的大学接受教育。据大卫·克雷西估计，17世纪初剑桥大学的学生中15％是中下层农村居民的子弟，而他肯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约曼的家庭。而1630年圣约翰学院的新生注册簿显示，在117名新生中有24％来自约曼家庭。
许多约曼在接受大学教育后自称或被认为是绅士，跻身乡绅阶层。如尼古拉斯·培根的父亲是一个约曼，但是在1523年尼古拉斯进入剑桥大学以后他就把自己当作绅士看待。托马斯·约翰逊是一个约曼之子，曾进入著名的格雷学院学习法律，在他于1622年去世时，人们已经称呼他为“绅士”。约曼内维尔·巴特勒1649年时将其子送入剑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在他去世时，整个家族被认为是乡绅，而不是约曼。诺福克郡的约翰·克里默进入格雷律师学院时以绅士身份登记注册，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约曼。可见，接受大学教育已经成为约曼跻身乡绅阶层的捷径。
约曼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才能够从事宗教活动，担任教会职务。拉蒂默主教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爱德华六世以前就晋身到绅士，经常到各地讲道，他的后代们都得到了与他相应的地位，因为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可以证明这一点。理查德·百克斯特是施罗普郡的一个小块自由土地持有者的儿子，他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宗教人士。阿达姆·马丁戴尔是兰开郡一个约曼的儿子，在北部新教的乡村里成为非常著名的人物。拉尔夫·乔森是埃塞克斯一个约曼的儿子，他进入剑桥上学读书获得了头衔，做了4年的牧师。
富裕农民不仅把子弟送进学校以实现晋身的理想，也慷慨地捐助社会教育事业。1586－1601年间，威廉·史密斯在威灵汉姆主持堂区，他任职期间，鼓励并倡导捐助办学。在捐助名册中，他的名字始终名列前茅。1593年，在威廉-史密斯的倡导下，102个人捐助了102镑7先令8便士建立了一个学校。其中，5个人捐了2镑；16个人每人捐助金额为1镑以上，包括2镑；14个人每人捐了1镑；其他人捐了不到1镑。这些人里不仅有约曼，还有公簿持有农，他们捐款数额都在1镑到2镑之间。这有力地证明了威灵汉姆的农民都相当富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笔比两年的地租还高的捐助款。
同样，不少富裕农民通过经济途径获得骑士称号。英国史家常把骑士笼统地称为“绅士”，如戴尔在叙述16世纪伍斯特主教自营地承租人的情况时指出，“其中10个承租者是绅士，即有着gentleman、esquier和knight头衔的人”。另一位英国经济史家克拉潘明确地将绅士和骑士归为一个阶层，即认为“绅士”即具有骑士资格的人。在狭义上，约曼、绅士、乡绅和骑士都严格地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在社会实际当中，他们逐渐溶为一个新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特征的农业资产阶级，不仅包括缙绅、绅士、骑士，还包括杰出的约曼，其间原有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不久，他们又与越来越多乐于投资农场的商人或企业主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事实上融合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地主，不如说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说在16世纪末，英国 已经出现了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
三、富裕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倡导者认为，扫除旧的愚昧和传播新的信仰，有赖于大众教育的发展和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他们普遍认为：“通过接受教育使人们具有直接阅读《圣经》的能力，才能直接感受到上帝的意旨，这对于人自身的得救是至关重要的。”1533年，托马斯·莫尔估计，英国民众有一半能够阅读译为英文的圣经。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乡村精英群体的富裕农民，能够阅读圣经的人一定会高于这个比例。另外，各地的公学对入学学生有一定的识字要求。比如，温切斯特公学从15世纪初起，以及伊顿公学从1447年起，学生在进校前就要完成他们在读、唱和基本语法方面的学习；到1520年以后，英国西部六郡的公学也出现了这样的要求。
首先，识字状况。
从遗嘱、契约、结婚注册等文件的签名看，在2500-3000个约曼中有60％～70％是自己签名的，其他人则画了个标记，通常是画个小十字。这个百分比说明，约曼阶层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教育，并有着对读书识字的渴望，其识字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乡村阶层。在威灵汉姆，约曼比其他人群签名的数量多。斯通曾作过统计，在17世纪牛津主教区和格罗斯特主教管区去注册结婚的约曼和农夫之间签名的记录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约曼大约71％～72％，农夫大约43％～52％都是自己签署了结婚登记表。一些富裕农民有立遗嘱的习惯，甚至有的富裕约曼在一生中会立很多份遗嘱。来自格利乌斯家庭的4个人是这个沼泽村庄威灵汉姆很富裕的约曼，他们在1609～1647年间写了22份遗嘱，其中的15份是托马斯·格利乌斯写的。亨利·哈里维尔是另一个家庭的代表，在1614～1619年间写了5份遗嘱。约翰·皮特斯在他的遗嘱中把自己称作“羊毛旋柄”，也写了3份遗嘱。另外2个佃农在17世纪初每人写了一份遗嘱。1625～1630年间爱德华·艾伦写了6份遗嘱，1631～1639年罗伯特·斯托克写了他的14份遗嘱中的一份。1600～1690年间，有15％的遗嘱上有立遗嘱的人签名的。
许多富裕农民也记日记和账簿。富裕农民罗伯特·劳德对农场的记录里再现了他每日的生活。他在日记的前言里写道：“谨以此书作为我的回忆。我每年种了什么种类的小麦和大麦；当年风选和出售了多少谷物。我每年种的作物；我每年签定的租约；每年租我土地的人会付给我多少租金；我的苹果和樱桃的价值；每年所产的羊毛的数量，这些羊毛我要剪多少只羊，我要付给剪羊毛工人多少工钱；我要向国王缴纳多少税；我要付给工人多少工资；收割和打干草的费用是多少；喂马的饲料要花掉我多少钱；每年我付给铁匠多少钱；我要为我的果园付多少什一税；我买多少木材，每年建房我还要用什么材料；我的羊群要吃多少麦秸；我买多少只羊；能够给耕地施多少粪肥；其他事项将在下面一一叙述。一切从圣母领报节(3月25日)开始。此书做于1612年安诺。”是一本流水账式的与农场农事相关的记述，其实也可以说是一部流水账。大多数的富裕农民都有记载每天的生产和开支以及日常生活的、比较详细的流水账。萨里郡的约曼理查德·巴克斯有一本1648～1662年的账簿，里面夹有很多便条，例如：付给理查德·布赖特清理池塘的1先令6便士；付给理查德·布赖特砍烧柴的工资8便士。还有他付给托马斯·丹迪的报酬：收割17英亩燕麦，16先令4便士；收割3英亩布鲁克斯地产，4先令；运输4天粪肥，5先令。在巴克斯的账簿中，还有大量的买卖谷物和牲畜等项目，都附有收条，如送他的侄子或者儿子上学所花费的钱，还有葎草园的花费。
另外，从一些遗嘱和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富裕农民家庭藏书量是很高的。《圣经》是这个时期富裕农民一约曼在遗嘱当中最经常提到的书。宗教图书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遗赠物，这类图书因为较为昂贵的封面和相对较少的数量所以更体现一种身份的意义，因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拥有。约克郡富裕农民亚当·伊莱写于1646～1649年的日记记载了他的藏书情况。他有出版于1563年的一本畅销书——约翰·福克斯写的《殉道者之书》，还有其他宗教类小册子；有两本历史书，即拉雷夫写的《世界历史》，和1628年出版的《欧洲历史》(此书作者不祥)；米歇尔·达尔顿写的《乡村正义》，这是一本关于郡和堂区各个职务职权范围的小册子；还有3本关于占星术的书；等等。亚当·伊莱的书被潘尼斯顿村庄会识字的约曼中频繁借阅。书摆放在专门打制的书架上，他的家俨然成了一个小图书馆。像这样拥有一定数量藏书的富裕农民还有许多。林肯郡一个约曼提到他藏有《土地持有状况》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圣玛丽奥特里的约曼爱德华·福特遗赠给他堂兄弟的物品中就有他所有的“希腊语、拉丁语和大量的英文教科书”。肯特郡的约曼曾在1596年临死前花了一笔钱买了英文版加尔文的《学院》一書。
总之，富裕农民一约曼在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时候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读写能力，也因为他们具有负担获得这一能力的费用。可以说，富裕农民一约曼的崛起并接受教育是英国大众识字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状况。
入学率是衡量富裕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标尺。教育一直是社会变动的重要工具。从12世纪以后，文法学校的学生就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子弟。尤其宗教改革以后，英国社会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等中间阶层。富裕农民子弟会进入文法学校、大学和具有授予律师资格之权的四法学院学习，从而获得晋身的机会。到16世纪，这些学校已经成为富有者的独占物。著名的伯里·圣·埃德蒙多学校，1656年的注册登记所反映的学生身份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贵族占52％；教士，专门职业者占17％；商人占16％；约曼占15％；农夫为O。科尔切斯特文法学校1636～1645年学生注册登记也表明，该校165名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约曼阶层：贵族占31％；教士/专门职业者占20％；商人占37％包括一些手工业者和织布工人；约曼占12％；农夫为0；雇工为。
大学是社会上层人物和有抱负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的场所，也是富裕的农民子弟晋身的阶梯。十六七世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是大学入学率的空前提高。在英格兰，进入大学学习的适龄人数的比例比19世纪还高。大学入学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中上层民众获得教育机会的衡量尺度之一，其中富裕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很可观的。在林肯主教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15世纪初的14％上升到1500年的30％强。在15世纪下半叶的坎特伯雷主教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约计1/5，至16世纪头30年，又猛增到1/3。而富裕农民在其中所占比例从下面的数字中可以了解到。1567～1622年，牛津大学的入学登记 簿上有这样的记载：贵族之子84人，骑士之子590人，乡绅之子902人，绅士之子3615人，约曼(即富裕农民)之子6635人，教士之子985人，身份未确定的人之子758人。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各阶层中，出身于约曼的人几乎同其他阶层子弟人数之和相等。从1604年起，剑桥和牛津的每所学院都有权送学生入议会，从而进入政治阶层。
十六七世纪之交，英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无论在教育设施的发展还是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都经历了大发展，劳伦斯·斯通称其为“教育的革命”。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比以前显著增多。1560～1699年间，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人数迅速增长。这一时期，大学出现了两次大发展，学生的数量空前地增多。一次开始于1560年，到158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开始于1604年，经过了一阵间歇，到1630年代达到顶峰。在第二阶段中，17岁的年轻人中约有2％到2.5％接受了高等教育。据此，斯通认为十六七世纪是英国大学教育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此后，尽管两所大学学生入学人数呈减少趋势，但仍“基本与17世纪初期入学人数的水平持平”。斯普福德也从大学入学人数陡增的角度认可了普通意义的教育大发展的存在。
综上所述，富裕农民是社会过渡时期英国农村的精英群体，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富裕农民凭借在当时来讲雄厚的经济实力使自身文化教育水平发生很大提高，故而常常被混同为乡村中识文断字的乡绅，有时候还会被包括在乡绅这样的富裕家庭行列。他们在乡村中开始崭露头脚，原本森严的等级壁垒被逐渐冲垮，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渗透与交叉，发生了分化和新的组合。富裕农民与乡绅、骑士等阶层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获得了共同的语言，实际上已经溶为一个新的阶级，即以新的土地经营方式为特征的新生农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商人、城市手工作坊主，乡绅乃至一部分新贵族，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是，不容忽视，是约曼即富裕农民为英国率先成为第一个工業化国家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基本和最广泛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
[作者简介]徐华娟，女，汉族，吉林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