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三不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价值追求，尤其被“士”阶层看重，自其产生以至被士大夫践行，这段历程中，孟子对这一价值目标的丰富和完善是功不可没的，孟子“以身殉道”的价值选择是他“仁义之道”的突出体现，也正是这一鲜明的价值选择给了“三不朽”价值目标独特的内涵和重要的内容。
关键词：以身殉道；三不朽；价值目标；内容；内涵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这一核心思想，也发展并强化了“道义”这一思想内涵。“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以身殉道”表明了他的价值选择，也将他所推崇的思想强调了出来。而这一价值选择又涉及到了当时极具影响力“三不朽”说，从整体看，孟子的“仁义”思想体现了“三不朽”价值目标，而其独特的“以身殉道”价值取向又影响、丰富了“三不朽”的内容和内涵。
“以身殉道”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来看，“道”更多的系于统治者一身，然其奔走一生终未被重用，“以道殉身”一生都未得实现，却真正践行了“以身殉道”。“以身殉道”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价值选择，它统领的是孟子的一系列关于人生价值取向的观点。总体来看，孟子所守的“道”不只政治主张，更具体到了人生处世原则、个人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标准。“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均是“以身殉道”传达的价值标准。
一、以“三不朽”价值目标看孟子的“以身殉道”
“三不朽”说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应对“死而不朽”这一问题说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个关于“不朽”的标准。在涉及到个体生命的永恒价值上，这一观点为后世所认同，尤其是在“士”阶层，他们是“三不朽”价值目标的主要继承者和实践者。
在孟子生活的年代，“三不朽”说已经是较有影响力的个体价值评判标准了，在《孟子》一书中也渗透着这种影响。关于“三不朽”的具体内容，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以“三不朽”来看孟子的“以身殉道”，孟子将“三不朽”均置于“穷”和“达”两种境地下考虑，得出了人始终要“以身殉道”。
“立德”，就是要树立个人的道德，而这种德又可以泽被苍生、后世。从这点上看，“以身殉道”既关注入仕进取时依据“道义”、“仁义”之心为政，又关注作为个体的自身修养和对行为原则的坚守。他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能够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立功”，就是建立不朽的功绩，拯厄除难。《孟子·滕文公下》中，周霄问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仕。”然而，“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可见，在“立功”这条路上，孟子所求的远不是达到目标，他最看重的是能不能“守道”，不违背内心坚守的原则。
立言，便是能在世上留下至理之言，足以传承后世。在被公都子问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后，阐述了“立言”的必要性。“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在孟子看来杨墨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墨子的泛爱主义。“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立言是为了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驳斥错误的言论。
二、“以身殉道”对“三不朽”内容内涵上的丰富
孟子的“以身殉道”将原来那个单纯将自身价值投入到国家、社会、百姓乃至历史长河中的“我”独立了出来。
“万钟于我何加焉”。“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孟子·告子上》）没有谁比孟子更渴望入仕，然而“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宁可不做。对于功名利禄，“立功”的渴望，首先应“不失本心”。身居高位，“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从”是最为孟子不耻的，“公孙衍、张仪”这些人在成就功业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不召之臣”（《孟子·公孙丑下》），这一点，孟子亲自做了表率。为了躲避朝见齐王一事，他躲到景丑家里，景丑质疑他这种不敬的行为，而孟子认为“将有大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他将眼光首先收束回自身，看到了这个价值实现过程中自我因“以身殉道”而得以具备的人格、道德、精神。
因此，在对“三不朽”目标追求中，孟子的“以身殉道”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内涵加以丰富、提升了，将“个体的原则”，“个体的独立精神、独立人格”进行强调，给“不朽价值”以灵魂，让我们在回溯历史时看到“伟大”的同时，又看到了“我”，也让人们在奔向“伟大、不朽、永恒”时，时时看重“我”这一主体。
另一方面，“以身殉道”，不得志时的韬光养晦，不弃不馁。“以身殉道”在内容上对“三不朽”说的补充集中体现在了“穷”、“不得志”时的如何自处。
认清自己的位置。“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何谓“自暴自弃”，“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正因为把“仁”作为“安宅”，把“义”作为“正路”，以此当做“士人”理应的位置，所以无论得志、不得志都不应残害、抛弃“仁”“义”。淡化了现实中所处的“得志”、“不得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坚守“道”，不允许士人“自暴自弃”。
明确“舍生取义”的价值观。明确地指出人的精神、道德人格上的追求高于物质层面上的生存、物质利益。这一标准，显然将个体精神层面的价值作为衡量其人生整体价值的重要对象，不仅针对士人们备受困扰的“利”与“义”二者的权衡指明方向，更是将衡量个体永恒价值的内容也明确到了个体精神、道德的完善。对这一价值观的认可，将会使得人们身处“不得志”、“失意”、“穷”等境地时更加着意于坚守仁义、道义，完善自身，恪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综上所述，孟子提出的“以身殉道”这一价值取向，植根于当时影响颇深的“三不朽”价值目标，它处处体现着“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然而他更多的是将“以身殉道”置于这三种价值的实现中进行突显。因而，“以身殉道”在内容、内涵上都对其进行了丰富和提升，也将追寻个体永恒价值的士人“独立人格”、“个体精神”作为审视对象，把个体的“我”从社会、历史长河的“大我”中独立、解放出来，进行价值评判。他把一种永恒的“殉道”选择融入了个体对永恒价值的追寻中，让整个士阶层活跃起来，积极地完善自身，宠辱不惊，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精神”。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葛园.孟子舍生取义思想中的生命伦理[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10（1）.
[3]谢德胜.孟子之士人价值观略论[J].消费导刊（文化研究），2008（7）.
[4]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J].文学遗产，2004（5）.
关键词：以身殉道；三不朽；价值目标；内容；内涵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这一核心思想，也发展并强化了“道义”这一思想内涵。“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以身殉道”表明了他的价值选择，也将他所推崇的思想强调了出来。而这一价值选择又涉及到了当时极具影响力“三不朽”说，从整体看，孟子的“仁义”思想体现了“三不朽”价值目标，而其独特的“以身殉道”价值取向又影响、丰富了“三不朽”的内容和内涵。
“以身殉道”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来看，“道”更多的系于统治者一身，然其奔走一生终未被重用，“以道殉身”一生都未得实现，却真正践行了“以身殉道”。“以身殉道”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价值选择，它统领的是孟子的一系列关于人生价值取向的观点。总体来看，孟子所守的“道”不只政治主张，更具体到了人生处世原则、个人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标准。“舍生取义”、“穷则独善其身”“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均是“以身殉道”传达的价值标准。
一、以“三不朽”价值目标看孟子的“以身殉道”
“三不朽”说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应对“死而不朽”这一问题说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个关于“不朽”的标准。在涉及到个体生命的永恒价值上，这一观点为后世所认同，尤其是在“士”阶层，他们是“三不朽”价值目标的主要继承者和实践者。
在孟子生活的年代，“三不朽”说已经是较有影响力的个体价值评判标准了，在《孟子》一书中也渗透着这种影响。关于“三不朽”的具体内容，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以“三不朽”来看孟子的“以身殉道”，孟子将“三不朽”均置于“穷”和“达”两种境地下考虑，得出了人始终要“以身殉道”。
“立德”，就是要树立个人的道德，而这种德又可以泽被苍生、后世。从这点上看，“以身殉道”既关注入仕进取时依据“道义”、“仁义”之心为政，又关注作为个体的自身修养和对行为原则的坚守。他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能够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立功”，就是建立不朽的功绩，拯厄除难。《孟子·滕文公下》中，周霄问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仕。”然而，“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可见，在“立功”这条路上，孟子所求的远不是达到目标，他最看重的是能不能“守道”，不违背内心坚守的原则。
立言，便是能在世上留下至理之言，足以传承后世。在被公都子问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后，阐述了“立言”的必要性。“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在孟子看来杨墨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墨子的泛爱主义。“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立言是为了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驳斥错误的言论。
二、“以身殉道”对“三不朽”内容内涵上的丰富
孟子的“以身殉道”将原来那个单纯将自身价值投入到国家、社会、百姓乃至历史长河中的“我”独立了出来。
“万钟于我何加焉”。“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孟子·告子上》）没有谁比孟子更渴望入仕，然而“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宁可不做。对于功名利禄，“立功”的渴望，首先应“不失本心”。身居高位，“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从”是最为孟子不耻的，“公孙衍、张仪”这些人在成就功业的时候，丧失了自己的原则。
“不召之臣”（《孟子·公孙丑下》），这一点，孟子亲自做了表率。为了躲避朝见齐王一事，他躲到景丑家里，景丑质疑他这种不敬的行为，而孟子认为“将有大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他将眼光首先收束回自身，看到了这个价值实现过程中自我因“以身殉道”而得以具备的人格、道德、精神。
因此，在对“三不朽”目标追求中，孟子的“以身殉道”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内涵加以丰富、提升了，将“个体的原则”，“个体的独立精神、独立人格”进行强调，给“不朽价值”以灵魂，让我们在回溯历史时看到“伟大”的同时，又看到了“我”，也让人们在奔向“伟大、不朽、永恒”时，时时看重“我”这一主体。
另一方面，“以身殉道”，不得志时的韬光养晦，不弃不馁。“以身殉道”在内容上对“三不朽”说的补充集中体现在了“穷”、“不得志”时的如何自处。
认清自己的位置。“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何谓“自暴自弃”，“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正因为把“仁”作为“安宅”，把“义”作为“正路”，以此当做“士人”理应的位置，所以无论得志、不得志都不应残害、抛弃“仁”“义”。淡化了现实中所处的“得志”、“不得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坚守“道”，不允许士人“自暴自弃”。
明确“舍生取义”的价值观。明确地指出人的精神、道德人格上的追求高于物质层面上的生存、物质利益。这一标准，显然将个体精神层面的价值作为衡量其人生整体价值的重要对象，不仅针对士人们备受困扰的“利”与“义”二者的权衡指明方向，更是将衡量个体永恒价值的内容也明确到了个体精神、道德的完善。对这一价值观的认可，将会使得人们身处“不得志”、“失意”、“穷”等境地时更加着意于坚守仁义、道义，完善自身，恪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综上所述，孟子提出的“以身殉道”这一价值取向，植根于当时影响颇深的“三不朽”价值目标，它处处体现着“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然而他更多的是将“以身殉道”置于这三种价值的实现中进行突显。因而，“以身殉道”在内容、内涵上都对其进行了丰富和提升，也将追寻个体永恒价值的士人“独立人格”、“个体精神”作为审视对象，把个体的“我”从社会、历史长河的“大我”中独立、解放出来，进行价值评判。他把一种永恒的“殉道”选择融入了个体对永恒价值的追寻中，让整个士阶层活跃起来，积极地完善自身，宠辱不惊，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精神”。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葛园.孟子舍生取义思想中的生命伦理[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10（1）.
[3]谢德胜.孟子之士人价值观略论[J].消费导刊（文化研究），2008（7）.
[4]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J].文学遗产，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