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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说》，我们往往着眼于“写什么”“怎么写”，而容易忽略“为何写”“写给谁”。“写什么”“怎么写”指向文言的知识和写作的手法，“为何写”“写给谁”则指向写作的意图和文化的解读。“写什么”“怎么写”固然是学习《师说》首先要落实的教学目标，但忽略甚至摒弃“为何写”“写给谁”很容易“落入”一般文言文教学的“俗套”——文言文教学只有文言、文章，而缺少文学、文化。
《文章辨体序说》中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可见，作为一种文体，“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往往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对象。《师说》写给谁？这看似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问题，实际上却很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和价值。因为它并非一个单一、局部的细节，而是牵连着文章的全身和关键。“写给谁”关涉到文章结构、写作手法、内在情感以及时代背景，还能让课堂教学有机串联、化散为整。如果以“写给谁”为核心问题展开教学，重重设问进而层层深入，课堂教学不仅避免了零敲碎打，更能变得连贯整体。
第一重维度：写给李蟠
“说”是一种类似于杂文的议论文，一般有明确的目的性——或为人而写，或为事而作。“写给谁”既是文章的目的，又关乎文章的题旨。《师说》的教学以“写给谁”破题入文，既是对学生初读预习的检验，又能环环相扣从而达到“浅入深出”的效果。
从表面上看，《师说》首先或直接是写给李蟠的。卒章显“目”，“作《师说》以贻之”一语道出了写作目的，这里的“以”做连词表目的。其实不少古人也有这样的写法，在文章末尾直接点明写作的缘由，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故为之文以志”。
李蟠并非显贵重要之人，本无特意明示的必要，为什么韩愈要如此“指名道姓”？文章将理由交代得清楚明白，“余嘉其能行古道”，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李蟠“好古文”，且“六艺经传皆通习之”。除此之外，还因为李潘“不拘于时，学于余”。这二层理由并不矛盾，第一层是正面的、直接的理由，褒扬李蟠在这方面做得好;第二层则是侧面的、间接的理由，嘉奖李蟠不从众而不为。
总而言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一重维度是“写给李蟠”，可简括为“嘉”。
第二重维度：写给时代
为了凸显目的性，一般文章会直言其目，甚至开门见山就予以说明。可是古人写文章往往将直接或表面的目的放于文末，因为作者往往意在言外，有着另外的用意。虽然《师说》是写给李蟠的，但是仔细分析韩愈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又有点言此及彼的“弦外之音”。
韩愈表扬李蟠的两个理由中哪个是主要或根本原因？换个说法，李蟠哪方面的表现更值得赞赏？一般表扬某人，总是正面阐述其如何如何，可是这里韩愈特意强调李蟠不如何如何，这说明李蟠之“不拘于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值得嘉奖的可贵就体现在文言中，是通过具体的实词、虚词和句式来体现的。“拘”，在句中是“拘束、束缚”的意思，说明这种时代风气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般人很难逃脱;“于”，在句中表被动，解释为“被”，说明时代风气不仅强大，更像一张网，有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感觉。
由此可见，《师说》既是写给李蟠的，同时也是写给时代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反又相生。韩愈之所以“嘉”李蟠，目的也是抑此扬彼、褒中含贬，借写给李蟠而批判时代之弊。
那么当时的社会风气到底如何？“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当时不崇尚从师的习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时代风气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必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和做法。“今之众人”的“众”，是多的意思;“士大夫之族”的“族”，是类的意思：从文言用字上就可知他们人数众多，数量不可小觑。
为了突显时代风气之弊，韩愈通过“众人”“个人”“士大夫之族”与“圣人”“自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三重对比。对比范围由大到小，态度从笼统到具体，最终矛头明确聚焦“士大夫之族”。正是“士大夫之族”，他们不仅自己耻学于师，还嘲笑别人不耻相师，嘲笑的背后是要求别人也耻学于师。
综上所述，《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二重维度是“写给时代”，可简括为“贬”。
第三重维度：写给自己
时代风气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离，韩愈自然也无法幸免。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言：“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韩愈与时代的对立和隔膜，《师说》中“不耻相师”者的遭遇正是韩愈的个人境况。显而易见，韩愈的师道观遭遇了当时社会的“围攻”，但其“奋不顾流俗”丝毫不为所动。而在褒奖李蟠的理由中，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学于余”。可以说是，《师说》正是韩愈针对时代而发出的抗争心声。
因此，《师说》不仅是写给李潘的，也不仅是写给时代的，更是写给自己的。韩愈内心的 “不平之鸣”，不仅仅体现在鲜明的态度上，也附着在行文的表达上。所谓“言为心声”，中国历来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古人写文章，往往会借机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态度。纵观全文，《师说》作为一篇论述文，在论证严密准确的理性之外，也不乏充满主观色彩、抒情意味的句子：
古之学者必有师。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无论是这些充满主观感情的句子和蕴含情感的加点字，还是反复使用的疑问句和感叹句的特殊句式，都表明了作者的褒贬态度，更关联着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如果你了解他25岁中进士，29岁以后入仕途，其后曾几度被贬，整个中年时代郁郁不得志;他曾因身为布衣而收召后学，“抗颜为师”，遭到世俗数不清的讽刺和嘲骂，被讥为“好为人师”，也许就更能理解《师说》的背后是韩愈“我的在场”，潜藏着韩愈个体的生命温度和思想厚度。
言而总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三重维度是“写给自己”，可简括为“鸣”。
第四重维度：写给我们
任何经典作品，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仅限于一时，更延及后世。《师说》中的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应该立足于当下，着眼于读者。真正优秀的作品有永恒的价值，它可以超越特定的时代，对后世的读者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师说》也是写给我们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虽然相隔了很多年，但《师说》对“师”的定义和“从师”的看法并没有过时，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由此可见，《师说》写作意图的第四重维度是“写给我们”，可简括为“鉴”。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
《文章辨体序说》中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可见，作为一种文体，“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往往具有明确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对象。《师说》写给谁？这看似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问题，实际上却很有深入探究的必要和价值。因为它并非一个单一、局部的细节，而是牵连着文章的全身和关键。“写给谁”关涉到文章结构、写作手法、内在情感以及时代背景，还能让课堂教学有机串联、化散为整。如果以“写给谁”为核心问题展开教学，重重设问进而层层深入，课堂教学不仅避免了零敲碎打，更能变得连贯整体。
第一重维度：写给李蟠
“说”是一种类似于杂文的议论文，一般有明确的目的性——或为人而写，或为事而作。“写给谁”既是文章的目的，又关乎文章的题旨。《师说》的教学以“写给谁”破题入文，既是对学生初读预习的检验，又能环环相扣从而达到“浅入深出”的效果。
从表面上看，《师说》首先或直接是写给李蟠的。卒章显“目”，“作《师说》以贻之”一语道出了写作目的，这里的“以”做连词表目的。其实不少古人也有这样的写法，在文章末尾直接点明写作的缘由，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故为之文以志”。
李蟠并非显贵重要之人，本无特意明示的必要，为什么韩愈要如此“指名道姓”？文章将理由交代得清楚明白，“余嘉其能行古道”，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李蟠“好古文”，且“六艺经传皆通习之”。除此之外，还因为李潘“不拘于时，学于余”。这二层理由并不矛盾，第一层是正面的、直接的理由，褒扬李蟠在这方面做得好;第二层则是侧面的、间接的理由，嘉奖李蟠不从众而不为。
总而言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一重维度是“写给李蟠”，可简括为“嘉”。
第二重维度：写给时代
为了凸显目的性，一般文章会直言其目，甚至开门见山就予以说明。可是古人写文章往往将直接或表面的目的放于文末，因为作者往往意在言外，有着另外的用意。虽然《师说》是写给李蟠的，但是仔细分析韩愈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又有点言此及彼的“弦外之音”。
韩愈表扬李蟠的两个理由中哪个是主要或根本原因？换个说法，李蟠哪方面的表现更值得赞赏？一般表扬某人，总是正面阐述其如何如何，可是这里韩愈特意强调李蟠不如何如何，这说明李蟠之“不拘于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值得嘉奖的可贵就体现在文言中，是通过具体的实词、虚词和句式来体现的。“拘”，在句中是“拘束、束缚”的意思，说明这种时代风气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般人很难逃脱;“于”，在句中表被动，解释为“被”，说明时代风气不仅强大，更像一张网，有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感觉。
由此可见，《师说》既是写给李蟠的，同时也是写给时代的。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反又相生。韩愈之所以“嘉”李蟠，目的也是抑此扬彼、褒中含贬，借写给李蟠而批判时代之弊。
那么当时的社会风气到底如何？“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当时不崇尚从师的习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时代风气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必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和做法。“今之众人”的“众”，是多的意思;“士大夫之族”的“族”，是类的意思：从文言用字上就可知他们人数众多，数量不可小觑。
为了突显时代风气之弊，韩愈通过“众人”“个人”“士大夫之族”与“圣人”“自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三重对比。对比范围由大到小，态度从笼统到具体，最终矛头明确聚焦“士大夫之族”。正是“士大夫之族”，他们不仅自己耻学于师，还嘲笑别人不耻相师，嘲笑的背后是要求别人也耻学于师。
综上所述，《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二重维度是“写给时代”，可简括为“贬”。
第三重维度：写给自己
时代风气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离，韩愈自然也无法幸免。
唐代仍在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言：“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韩愈与时代的对立和隔膜，《师说》中“不耻相师”者的遭遇正是韩愈的个人境况。显而易见，韩愈的师道观遭遇了当时社会的“围攻”，但其“奋不顾流俗”丝毫不为所动。而在褒奖李蟠的理由中，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学于余”。可以说是，《师说》正是韩愈针对时代而发出的抗争心声。
因此，《师说》不仅是写给李潘的，也不仅是写给时代的，更是写给自己的。韩愈内心的 “不平之鸣”，不仅仅体现在鲜明的态度上，也附着在行文的表达上。所谓“言为心声”，中国历来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古人写文章，往往会借机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态度。纵观全文，《师说》作为一篇论述文，在论证严密准确的理性之外，也不乏充满主观色彩、抒情意味的句子：
古之学者必有师。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无论是这些充满主观感情的句子和蕴含情感的加点字，还是反复使用的疑问句和感叹句的特殊句式，都表明了作者的褒贬态度，更关联着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如果你了解他25岁中进士，29岁以后入仕途，其后曾几度被贬，整个中年时代郁郁不得志;他曾因身为布衣而收召后学，“抗颜为师”，遭到世俗数不清的讽刺和嘲骂，被讥为“好为人师”，也许就更能理解《师说》的背后是韩愈“我的在场”，潜藏着韩愈个体的生命温度和思想厚度。
言而总之，《师说》写作意图的第三重维度是“写给自己”，可简括为“鸣”。
第四重维度：写给我们
任何经典作品，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仅限于一时，更延及后世。《师说》中的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应该立足于当下，着眼于读者。真正优秀的作品有永恒的价值，它可以超越特定的时代，对后世的读者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师说》也是写给我们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虽然相隔了很多年，但《师说》对“师”的定义和“从师”的看法并没有过时，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由此可见，《师说》写作意图的第四重维度是“写给我们”，可简括为“鉴”。
[作者通联：浙江宁波市北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