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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2007年2月宣布，他们在极个别患者身上新发现了一种艾滋病毒变种，这种艾滋病毒比以往发现的任何类型的艾滋病毒都更可怕，传染性和抗药性更强。
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医学界的震惊。此前，科学家们大多以为艾滋病是可以被极昂贵的药物进行至少部分治疗的“绝症”。而现在看来，治愈艾滋病根本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事实上，艾滋病仍然是—个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超级瘟疫”。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人类感染艾滋病至2006年，全球范围内已有多达3000万人死于这种恶疾，而科学家估计，从2007年。2016年的10年内还将新增加400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神秘疾病惊魂
1981年1月，美国洛杉矶。一位30岁左右的男同性恋者来到医院。他告诉医生，以前他的身体非常健壮，但最近体重下降了十几千克，并且一直发烧不退，呼吸困难。
这个病人的病情让医生们感到疑惑不解。他患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肺炎：卡氏肺囊虫肺炎，但这种疾病几乎只发生于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接受放疗、晚期癌症以及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中，在当时的美国非常罕见。
几周之后，类似的病例接踵而至，而且同样发生在年轻的同性恋者身上。病人的血样被送到了实验室。医生们发现，这些病人的血液中没有CD4T细胞。T细胞是一种白血球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人体内有两种主要的T细胞，其中一种被称为CD4细胞。CD4细胞又被称为免疫系统的“助手”，它们能指挥身体对抗微生物，例如病毒。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健康的人丧失了免疫能力呢?医生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几个月之内，洛杉矶的医生们已经累积了五个神秘疾病的病例，而五位患者先后因超级肺炎死去，现有的治疗对他们几乎毫无帮助。面对这一情况，医生们只好求助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位于亚特兰大的CDC记录下了这些闻所未闻的超级肺炎。1981年6月，有关这种致命疾病的报告第一次在《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正是艾滋病的首次公开报道。
1981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年轻医生在其行医生涯里遇到的第一位病人，就让他头疼不已。这是一名22岁的年轻患者，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可怕的卡波基氏肉瘤遍布他的全身，他的身体异常消瘦。
专业知识告诉这位医生，卡波基氏肉瘤病的发病率非常低，只有当身体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之后，才有可能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除了皮肤，病人的大脑也会受到损害，引发剧烈的疼痛，继而病人变得痴呆，最终死亡。
就在1981年的夏季，CDC收到了超过100例这种神秘疾病的报告。这些报告均来自于大城市，而这些城市也正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
由于患上这种神秘疾病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关当局开始向同性恋组织发出警告。不久，当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医生又报告了几个同时身患卡波基氏肉瘤和超级肺炎的病例之后，这种新型疾病又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这名医生也注意到了刊登在《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的那篇报道，他确信报告里描述的神秘疾病正发生在眼前的病人身上，但令他不解的是：他的病人无论男女，都来自于加勒比海国家——海地。
也是1981年，巴黎。一名法国医生在这一年也遇到了与《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的描述相同的病例。这个病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感染了严重的肺炎，高烧持续数周不退。这位有心的医生突发奇想，他想知道在整个法国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了类似的疾病。
后来的调查结果使这位医生感到非常意外：在他所知道的7名类似感染者中，有3名妇女和1名男子及其3个小孩。这名男子从未发生过同性性行为，但他多年前在非洲的安哥拉同一个女人有过艳遇。
1981年晚些时候，纽约。神秘疾病继续在美国肆虐，而且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纽约发现的3名神秘疾病感染者并不全都是同性恋者，但他们都曾经注射过毒品。
这些毒瘾巨大的人一天大概要注射2～3次海洛因。如果是可卡因的话，则需要5-7次。通常情况下，注射毒品用的针管和针头在吸毒者中间轮流共同使用，因此，疾病被交叉感染是完全可能的。
致命疾病的阴云笼罩在美国的各个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诊断出患有这种可怕的绝症。人们变得神经质，不时地触摸自己的腋下，担心淋巴有没有肿胀；一旦某人被诊断出身患这种疾病，立刻会受到朋友和家庭的冷遇和歧视。公众对瘾君子和同性恋者的态度更加恶劣，社会偏见日益加剧。
海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面对神秘疾病的威胁毫无抵御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地医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一种日渐消瘦的怪病。许多病人瘦成了皮包骨，而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一样，海地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廉价的休闲旅游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海地的外汇收入，同时也促使性行业的制度化。面对日益贫困的生活，大量无望的海地农村青年将从事卖淫活动作为他们挣钱的唯一出路。
1983年，CDC将海地新移民与有多个性伙伴的男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以及血友病人一起列为四种高危群体。一些美国母亲不让其子女到有海地人子女读书的学校上学；黑皮肤并有着法文名字的家庭被人从他们租住的房屋里逐出；许多海地裔美国公民找工作时，常常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地裔而被拒绝；佛罗里达南部一个帮助就业的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收到了写有“雇用海地人而帮助传播艾滋病”的歧视性口号，以及写有“非法犯罪的海地狗来了美国才有艾滋病”等侮辱性词语的信件。从此，对海地人的怪罪成为与艾滋病流行相伴随的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其结果是将已经处于崩溃境地的海地经济推向更深的深渊，使本来已经非常贫困的海地百姓生活更加无望。
找到罪魁祸首
就在大家都认为艾滋病只会发生在男同性恋者和瘾君子身上的时候，1981年年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医院发布了一名婴儿身染神秘疾病的报告。这个婴儿在被输血之后出现了与成年患者一模一样的症状——血液中的CD4T细胞消失，免疫力极其低下。医生迅速查找到供血者的资料，但当医生试图联系这名献血者时，却发现此人已经死于艾滋病。
医生们这才意识到，献血和输血也会导致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方式能使疾病在整个美国传播，那么同样也能传播到全世界。如果确是如此的话，人类无疑就大难临头了!
事实上，这种醒悟来得太迟了。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爆发，其实只能被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情形，而固体血液制品才是真正的炸弹——成千上万人的血浆被采集、混合后装瓶销售，再注入其他人的体内。许多贫困者以卖血为生， 更危险的是，为了钱瘾君子也会去卖血，而血液制品企业也不拒绝同性恋者献血。
1983年，CDC终于建立起了最新的实验室，开始对神秘疾病进行全面研究。随后，CDC知道了导致这种疾病的病因是一种病毒，病毒的体积非常小，其传播途径包括血液、性行为以及母婴传播。在CDC看来，一场灾难就在眼前，很多人将成为污染血液的牺牲品。
1984年，首先发现并成功分离出了这种病毒的人是法国的卢克·蒙塔尼医生和美国的罗伯特·盖洛医生。
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专门研究逆转录病毒与癌症关系的蒙塔尼及其研究组于1983年首次从一位罹患晚期卡波基氏肉瘤的年轻男同性恋病人的血液及淋巴结样品中，分离出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他们发现，这种病毒不同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而是一种慢病毒，他们将之命名为“免疫缺陷相关病毒”(IDAV)。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蒙塔尼当时的合作者——罗伯特·盖洛及其属下也从一些细胞株系中分离出新病毒，并将之命名为“IIIB／H9型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IIIB／A9)o盖洛小组首次于1984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有关这种病毒的论文。
随后盖洛前往法国，提供IIIB／H9与蒙塔尼的IDAV比较，结果发现两株病毒完全一样。
1986年，该病毒的名称被统一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由于该病毒是患者后天获得的，因此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其英文缩写为AIDS，读作“艾滋”，所以这种病后来被普遍简称为“艾滋病”。那么，艾滋病毒究竟起源于哪里呢?在首个艾滋病例出现25年后，科学家才证实，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起源于中非的一种灵长类动物——黑猩猩。 科学家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灵长类携带有它们自己版本的艾滋病毒，它们身上的艾滋病毒叫做SIV，但除了一个例外，人们只是在保护区内的大猩猩身上发现有这种病毒，尤其是在西非的一种大猩猩种群里。人们过去不知道这种病毒在野外生存的猩猩身上的分布情况，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基因或地域上的多样性，这使人们很难确定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传至人类的。
有证据显示，已知的首位感染艾滋病毒者是一名来自刚果的男子。科学家们猜想，生活在非洲乡村的某个人被大猩猩咬伤或者在屠宰大猩猩时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人随后将病毒传给他人。由于萨纳加河长期以来是一条重要的商业水路，这种病毒最终传播至整个刚果。
到了1985年，也就是在第一例艾滋病被发现4年之后，至少有50万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恐惧扩散到了全美。在田纳西州，一名12岁的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恐慌的父母立刻让孩子离开了学校；在印地安那州，一名14岁的血友病人不幸感染艾滋病毒后，被逼退学，甚至还有人试图朝他的家中开枪：而最可悲的事件发生在佛罗里达，一户人家的房子被人烧毁，因为这家人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何消除公众的恐慌?在疾病四处横行却没有疫苗、没有有效药物的情形下，教育成为唯一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穷国的男人们纷纷远离故土，到富裕的国家去寻求工作机会。他们来到南非，来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金矿。这些来自艾滋病泛滥的国家的外来劳工住在拥挤不堪的旅社，每座金矿的周围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街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商店。从旅社到商店的路上，坐满了等客上门的妓女，而树丛便是妓女们进行交易的场所。这些靠出卖肉体过活的女人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尽管每天同不同的人发生性行为，但她们从来不使用安全套。
就这样，到1990年，已有多达百分之一的南非人感染了艾滋病。
在南非那些贫穷落后、人口稠密的地区，艾滋病加速蔓延。越来越多的儿童一出生就成了艾滋病患者，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往往将这些儿童挡在门外。
仍是超级瘟疫
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一直试图解开艾滋病毒的迷雾：为什么艾滋病毒的潜伏期可以长达数年之久?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尝试用新技术来检测艾滋病人血液中病毒的数量。他们发现，病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并不安分，恰恰相反，这些病毒时时刻刻在与病人的免疫系统作斗争。它们每天都在大量地自我复制，直到完全将免疫系统击溃。但艾滋病毒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又常常出错，因此，用药物阻断病毒的自我复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开始是单用一种抗病毒药物，后来发现这样治疗很容易让病毒产生耐药性，从而影响疗效。于是，何大一和他的团队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治疗方法。
1996年，何大一首先提出将3种最先进的蛋白酶抑制药组合在一起使用、从而让艾滋病毒难以产生抗药性的方法，即“鸡尾酒疗法”，又称“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法”。这种方法可使血浆中的病毒明显减少，甚至可以达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并且可以长期维持疗效。此外，经过治疗后，还可使被艾滋病毒破坏的人类免疫功能获得恢复或部分恢复。这种联合用药的方法可以有效延缓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发病时间，延长艾滋病人的寿命。
“鸡尾酒疗法”使何大一在当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尽管这种治疗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点，比如无法彻底清除血液中的艾滋病毒，而且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等，但在美国这种方法还是被大量应用于临床治疗。
在2000年7月出版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了一份由世界各国50多个组织的5000多名科学家联合签名的郑重声明。在这份声明中，科学家们重申了他们一致支持的一个科学观点，那就是——艾滋病是由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即HIV引起的。以刊登科学论文著称的《自然》杂志刊登这样的声明还是第一次，而50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一个科学论点，这在医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如今，有大约4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由于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病毒。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有人吸毒，艾滋病就会如影随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艾滋病已经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用“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的费用，大约是每人每年16000美元。如此昂贵的治疗，无论如何是穷人无法承担的。
自从艾滋病毒第一次被发现以来，它在人类身上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异，这就意味着开发艾滋病“广谱”(普遍有效)药物的难度越来越大。尽管在经过非常昂贵的治疗之后，艾滋病或许已经不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绝症，但是这“昂贵”二字意味着它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无治(无钱治疗)之症”，对不少国家来说它依然是一种非常劳民伤财的超级瘟疫。包括“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相信，只有等到开发出普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彻底战胜这一疾病。不过，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挑战，更何况就算有了这种疫苗，要把它推广至全球的难度也仍然很大。难怪何大一说：“我本人看不到艾滋病从全球消失的那一天，我的儿女肯定也看不到这一天。”
总之，人类与艾滋病的抗争还将继续。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卸任前所说：“让我们誓言遵守承诺，不仅在这一天、这一年、明年如此，而是要天天如此，直至战胜这一流行病。”
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医学界的震惊。此前，科学家们大多以为艾滋病是可以被极昂贵的药物进行至少部分治疗的“绝症”。而现在看来，治愈艾滋病根本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事实上，艾滋病仍然是—个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超级瘟疫”。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人类感染艾滋病至2006年，全球范围内已有多达3000万人死于这种恶疾，而科学家估计，从2007年。2016年的10年内还将新增加4000万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神秘疾病惊魂
1981年1月，美国洛杉矶。一位30岁左右的男同性恋者来到医院。他告诉医生，以前他的身体非常健壮，但最近体重下降了十几千克，并且一直发烧不退，呼吸困难。
这个病人的病情让医生们感到疑惑不解。他患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肺炎：卡氏肺囊虫肺炎，但这种疾病几乎只发生于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接受放疗、晚期癌症以及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病的患者中，在当时的美国非常罕见。
几周之后，类似的病例接踵而至，而且同样发生在年轻的同性恋者身上。病人的血样被送到了实验室。医生们发现，这些病人的血液中没有CD4T细胞。T细胞是一种白血球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人体内有两种主要的T细胞，其中一种被称为CD4细胞。CD4细胞又被称为免疫系统的“助手”，它们能指挥身体对抗微生物，例如病毒。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健康的人丧失了免疫能力呢?医生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几个月之内，洛杉矶的医生们已经累积了五个神秘疾病的病例，而五位患者先后因超级肺炎死去，现有的治疗对他们几乎毫无帮助。面对这一情况，医生们只好求助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位于亚特兰大的CDC记录下了这些闻所未闻的超级肺炎。1981年6月，有关这种致命疾病的报告第一次在《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正是艾滋病的首次公开报道。
1981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年轻医生在其行医生涯里遇到的第一位病人，就让他头疼不已。这是一名22岁的年轻患者，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可怕的卡波基氏肉瘤遍布他的全身，他的身体异常消瘦。
专业知识告诉这位医生，卡波基氏肉瘤病的发病率非常低，只有当身体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之后，才有可能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除了皮肤，病人的大脑也会受到损害，引发剧烈的疼痛，继而病人变得痴呆，最终死亡。
就在1981年的夏季，CDC收到了超过100例这种神秘疾病的报告。这些报告均来自于大城市，而这些城市也正是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
由于患上这种神秘疾病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关当局开始向同性恋组织发出警告。不久，当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医生又报告了几个同时身患卡波基氏肉瘤和超级肺炎的病例之后，这种新型疾病又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这名医生也注意到了刊登在《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的那篇报道，他确信报告里描述的神秘疾病正发生在眼前的病人身上，但令他不解的是：他的病人无论男女，都来自于加勒比海国家——海地。
也是1981年，巴黎。一名法国医生在这一年也遇到了与《全美疾病发病和死亡率周刊》上的描述相同的病例。这个病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感染了严重的肺炎，高烧持续数周不退。这位有心的医生突发奇想，他想知道在整个法国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了类似的疾病。
后来的调查结果使这位医生感到非常意外：在他所知道的7名类似感染者中，有3名妇女和1名男子及其3个小孩。这名男子从未发生过同性性行为，但他多年前在非洲的安哥拉同一个女人有过艳遇。
1981年晚些时候，纽约。神秘疾病继续在美国肆虐，而且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纽约发现的3名神秘疾病感染者并不全都是同性恋者，但他们都曾经注射过毒品。
这些毒瘾巨大的人一天大概要注射2～3次海洛因。如果是可卡因的话，则需要5-7次。通常情况下，注射毒品用的针管和针头在吸毒者中间轮流共同使用，因此，疾病被交叉感染是完全可能的。
致命疾病的阴云笼罩在美国的各个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被诊断出患有这种可怕的绝症。人们变得神经质，不时地触摸自己的腋下，担心淋巴有没有肿胀；一旦某人被诊断出身患这种疾病，立刻会受到朋友和家庭的冷遇和歧视。公众对瘾君子和同性恋者的态度更加恶劣，社会偏见日益加剧。
海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面对神秘疾病的威胁毫无抵御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地医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一种日渐消瘦的怪病。许多病人瘦成了皮包骨，而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和加勒比海其他国家一样，海地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廉价的休闲旅游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海地的外汇收入，同时也促使性行业的制度化。面对日益贫困的生活，大量无望的海地农村青年将从事卖淫活动作为他们挣钱的唯一出路。
1983年，CDC将海地新移民与有多个性伙伴的男同性恋者、静脉注射吸毒者以及血友病人一起列为四种高危群体。一些美国母亲不让其子女到有海地人子女读书的学校上学；黑皮肤并有着法文名字的家庭被人从他们租住的房屋里逐出；许多海地裔美国公民找工作时，常常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地裔而被拒绝；佛罗里达南部一个帮助就业的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收到了写有“雇用海地人而帮助传播艾滋病”的歧视性口号，以及写有“非法犯罪的海地狗来了美国才有艾滋病”等侮辱性词语的信件。从此，对海地人的怪罪成为与艾滋病流行相伴随的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其结果是将已经处于崩溃境地的海地经济推向更深的深渊，使本来已经非常贫困的海地百姓生活更加无望。
找到罪魁祸首
就在大家都认为艾滋病只会发生在男同性恋者和瘾君子身上的时候，1981年年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医院发布了一名婴儿身染神秘疾病的报告。这个婴儿在被输血之后出现了与成年患者一模一样的症状——血液中的CD4T细胞消失，免疫力极其低下。医生迅速查找到供血者的资料，但当医生试图联系这名献血者时，却发现此人已经死于艾滋病。
医生们这才意识到，献血和输血也会导致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方式能使疾病在整个美国传播，那么同样也能传播到全世界。如果确是如此的话，人类无疑就大难临头了!
事实上，这种醒悟来得太迟了。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爆发，其实只能被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情形，而固体血液制品才是真正的炸弹——成千上万人的血浆被采集、混合后装瓶销售，再注入其他人的体内。许多贫困者以卖血为生， 更危险的是，为了钱瘾君子也会去卖血，而血液制品企业也不拒绝同性恋者献血。
1983年，CDC终于建立起了最新的实验室，开始对神秘疾病进行全面研究。随后，CDC知道了导致这种疾病的病因是一种病毒，病毒的体积非常小，其传播途径包括血液、性行为以及母婴传播。在CDC看来，一场灾难就在眼前，很多人将成为污染血液的牺牲品。
1984年，首先发现并成功分离出了这种病毒的人是法国的卢克·蒙塔尼医生和美国的罗伯特·盖洛医生。
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专门研究逆转录病毒与癌症关系的蒙塔尼及其研究组于1983年首次从一位罹患晚期卡波基氏肉瘤的年轻男同性恋病人的血液及淋巴结样品中，分离出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他们发现，这种病毒不同于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而是一种慢病毒，他们将之命名为“免疫缺陷相关病毒”(IDAV)。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蒙塔尼当时的合作者——罗伯特·盖洛及其属下也从一些细胞株系中分离出新病毒，并将之命名为“IIIB／H9型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IIIB／A9)o盖洛小组首次于1984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有关这种病毒的论文。
随后盖洛前往法国，提供IIIB／H9与蒙塔尼的IDAV比较，结果发现两株病毒完全一样。
1986年，该病毒的名称被统一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由于该病毒是患者后天获得的，因此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其英文缩写为AIDS，读作“艾滋”，所以这种病后来被普遍简称为“艾滋病”。那么，艾滋病毒究竟起源于哪里呢?在首个艾滋病例出现25年后，科学家才证实，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起源于中非的一种灵长类动物——黑猩猩。 科学家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灵长类携带有它们自己版本的艾滋病毒，它们身上的艾滋病毒叫做SIV，但除了一个例外，人们只是在保护区内的大猩猩身上发现有这种病毒，尤其是在西非的一种大猩猩种群里。人们过去不知道这种病毒在野外生存的猩猩身上的分布情况，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基因或地域上的多样性，这使人们很难确定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传至人类的。
有证据显示，已知的首位感染艾滋病毒者是一名来自刚果的男子。科学家们猜想，生活在非洲乡村的某个人被大猩猩咬伤或者在屠宰大猩猩时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人随后将病毒传给他人。由于萨纳加河长期以来是一条重要的商业水路，这种病毒最终传播至整个刚果。
到了1985年，也就是在第一例艾滋病被发现4年之后，至少有50万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恐惧扩散到了全美。在田纳西州，一名12岁的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恐慌的父母立刻让孩子离开了学校；在印地安那州，一名14岁的血友病人不幸感染艾滋病毒后，被逼退学，甚至还有人试图朝他的家中开枪：而最可悲的事件发生在佛罗里达，一户人家的房子被人烧毁，因为这家人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如何消除公众的恐慌?在疾病四处横行却没有疫苗、没有有效药物的情形下，教育成为唯一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穷国的男人们纷纷远离故土，到富裕的国家去寻求工作机会。他们来到南非，来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金矿。这些来自艾滋病泛滥的国家的外来劳工住在拥挤不堪的旅社，每座金矿的周围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街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商店。从旅社到商店的路上，坐满了等客上门的妓女，而树丛便是妓女们进行交易的场所。这些靠出卖肉体过活的女人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尽管每天同不同的人发生性行为，但她们从来不使用安全套。
就这样，到1990年，已有多达百分之一的南非人感染了艾滋病。
在南非那些贫穷落后、人口稠密的地区，艾滋病加速蔓延。越来越多的儿童一出生就成了艾滋病患者，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往往将这些儿童挡在门外。
仍是超级瘟疫
出生于中国台湾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一直试图解开艾滋病毒的迷雾：为什么艾滋病毒的潜伏期可以长达数年之久?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尝试用新技术来检测艾滋病人血液中病毒的数量。他们发现，病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并不安分，恰恰相反，这些病毒时时刻刻在与病人的免疫系统作斗争。它们每天都在大量地自我复制，直到完全将免疫系统击溃。但艾滋病毒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又常常出错，因此，用药物阻断病毒的自我复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开始是单用一种抗病毒药物，后来发现这样治疗很容易让病毒产生耐药性，从而影响疗效。于是，何大一和他的团队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治疗方法。
1996年，何大一首先提出将3种最先进的蛋白酶抑制药组合在一起使用、从而让艾滋病毒难以产生抗药性的方法，即“鸡尾酒疗法”，又称“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法”。这种方法可使血浆中的病毒明显减少，甚至可以达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并且可以长期维持疗效。此外，经过治疗后，还可使被艾滋病毒破坏的人类免疫功能获得恢复或部分恢复。这种联合用药的方法可以有效延缓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发病时间，延长艾滋病人的寿命。
“鸡尾酒疗法”使何大一在当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尽管这种治疗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点，比如无法彻底清除血液中的艾滋病毒，而且药物的价格非常昂贵等，但在美国这种方法还是被大量应用于临床治疗。
在2000年7月出版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了一份由世界各国50多个组织的5000多名科学家联合签名的郑重声明。在这份声明中，科学家们重申了他们一致支持的一个科学观点，那就是——艾滋病是由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即HIV引起的。以刊登科学论文著称的《自然》杂志刊登这样的声明还是第一次，而5000多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一个科学论点，这在医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如今，有大约4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由于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病毒。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有人吸毒，艾滋病就会如影随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艾滋病已经夺去了200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用“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的费用，大约是每人每年16000美元。如此昂贵的治疗，无论如何是穷人无法承担的。
自从艾滋病毒第一次被发现以来，它在人类身上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异，这就意味着开发艾滋病“广谱”(普遍有效)药物的难度越来越大。尽管在经过非常昂贵的治疗之后，艾滋病或许已经不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绝症，但是这“昂贵”二字意味着它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无治(无钱治疗)之症”，对不少国家来说它依然是一种非常劳民伤财的超级瘟疫。包括“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相信，只有等到开发出普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彻底战胜这一疾病。不过，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挑战，更何况就算有了这种疫苗，要把它推广至全球的难度也仍然很大。难怪何大一说：“我本人看不到艾滋病从全球消失的那一天，我的儿女肯定也看不到这一天。”
总之，人类与艾滋病的抗争还将继续。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卸任前所说：“让我们誓言遵守承诺，不仅在这一天、这一年、明年如此，而是要天天如此，直至战胜这一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