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的《开心辞典》开办“开心学国学”的栏目，这又引起了社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将国学庸俗化，会把国学变成一场闹剧云云。这当然也有自身的道理，这些人的担心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为什么东西一旦流行，就难免庸俗，一旦普及，就难免流于片面。这都是世间的常态。在“开心学国学”还未开办之初就加以提醒，引起警觉，也自有积极的意义。但由此就说国学不能普及，不能“开心”，却又难免有偏执的一面。这其实就误解了学问的真意，把普及和专业混成了一谈。
　　其实天下的任何学问，无论国学还是现代的科学，其专业的领域在现代的学科的体制下部是少数专业人士研究的范围。这些学问在今天其实都有门槛，很难说有外行人能够轻易闯入，因为学科有自己的传统，知识自有专业的积累和学术训练的必要。进入专业领域的事情，就一定有一个“知识共同体”在。学术的判断和知识的积累都得由这个共同体来给出判断。所以，钱钟书先生的意见就是精辟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句话常常有人引证，来当做学问不可普及的证据，其实钱先生指的是专业的研究。这个“二三素心人”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基础，能够“商量培养”学问。但其实这是指的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里的分工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一定的准备和训练，没有对于学术的前沿的基本了解，就随便信口开河、指点江山，当然就会露怯。所以，有时候专业人士常常会觉得和公众交流有困难，在自己的学科里是常识的事情，在公众或者媒体里就可能是惊世骇俗的言论。所以，学术上的共同体，往往就只是在学界里，一旦越出界限，引起的有时候还不止是变成“俗学”的庸俗化，也可能是公众的愤怒。现在“经济学家”引起的一些公众的意见，其实就有专业人士和公众的隔阂造成的问题。因此，学有渊源，术有专攻自然是明明白白的道理。
　　但其实学术也不能仅仅如此，它也需要普及，需要公众的了解，需要社会的关注，仅仅有“二三素心人”的学问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二三素心人”的研究的成果却也需要让社会了解。“俗学”也不是天大的罪名，其实也有其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在。就连诸如基因科学这样的高度专业化的学问，也需要有人把它普及给公众。因为学问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东西，它的成果其实会对于社会产生影响，社会公众既有权利也有责任了解情况，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的一部分。因为，研究当然是少数人做的，但研究的后果却是需要社会来承担的，无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都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有的直接，如转基因的农产品是否有害，试管婴儿引起的复杂的伦理问题等等。有的潜移默化，如国学对于人的精神的滋养。专业的研究当然重要，普及和公共化也不是可有可无。当然还有可以让一些专业领域的“常识”转化为公共领域里的“常识”的意思，让公众多知道一点专业的知识，有益无害。也可以避免公众和专家的隔阂，对于大家都会有好处。其实学问里就天然地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同时普及学问还会使得更多的人对此感兴趣，让专业领域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新的人才的进入。不少大科学家或者大学问家都是从看一些普及读物发生兴趣之后才发奋学习，进入专业领域的。我们仅仅说学问是专业的，其实也是一孔之见。
　　国学中当然有许许多多专门的学问需要专业人士的研究，但国学里当然也有许多文化的基础知识和有趣的常识，可以为公众所理解。因此，大家都知道易中天和于丹老师并非国学的当行专门的学者，却是很好的国学的普及者。他们的贡献其实也是自有其意义。其实这和“二三素心人”并无矛盾之处。就连钱钟书先生本人，虽然强调学问的专业的性质，但是呼吁“普及钱钟书”的舒展先生编的《钱钟书论学文选》也得到了钱先生的首肯。其实这部书也有不少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就看到过范旭仑先生尖刻而精博的批评。而钱先生的《围城》改编电视剧的时候，钱先生也对于剧组“热情精心通力合作”。说明就是钱先生这样的学问家，也并不是对于普及没有一点兴趣的。
　　用各种形式普及国学，让更多的人对于国学感兴趣，其实没有什么坏处。所以，开心学国学，也不过是普及的另一种形式，提醒不要过于庸俗是必要的，但说根本不必做，就太过于夸张了。对这些事，大家心态可以平和一些，先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