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帆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中国日益卷入全球性事务，除了争取力量优势外，我们是否准备得足够充分呢？从软权力的角度而言，我们既要向美国学习，也要向古人学习。
　　“软权力”是相对“硬权力”而言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约瑟夫·奈。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参与辩论美国是否衰落的过程中，否定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的权力本质和构成只是在发生变化。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仅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近十多年来，奈在多种场合解释了他的“软权力”概念。结合美国的实际，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软权力”优势。“硬权力”是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
　　美国虽然面临霸权的困境，但是，其软权力的全球影响，应该为中国所重视。要做美国的对手很容易，但要做善于向它学习的朋友很难。此为“洋为中用”。
　　就“古为今用”而言，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种软权力体制。近代以来，受“弱国无外交”之深刻教训的影响，自洋务运动而至今日，中国在硬权力的构建上面已经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而软权力的构建正落后于硬权力的发展。
　　建立在儒家文化软权力基础上的朝贡体制首先是一种礼仪体制。礼仪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依据。礼仪在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理想方面发挥了政治权力的作用。
　　中国的朝贡体制与西方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殖民体制是不同的。中国不谋求对附庸国的直接政治统治，而只是通过册封实现政治管辖；中国不对附庸国殖民，相反，谋求对他们的文化影响，希望他们认同中国的中心地位和优势；中国不对附庸国进行经济剥削，相反，通过“薄纳厚赠”，藩属国反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种关系是互有所求的：中国获得心理满足和边境安全，而藩属国则借助中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乃至国防上的安全保障。
　　朝贡体制建立于中国在东亚的文化优越性基础上，是古代中国软权力的真实而成功的实践。尽管西方的坚船利炮终结了这个体制，但是并没有终结这个体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开启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文化基因，应该成为国家走向世界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软权力构建方面曾经有过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首先是领导人个人魅力和个性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着过去150年从未有过的“软权力”。比如，毛泽东的游击战鼓舞了拉丁美洲、非洲与东南亚的游击战士，他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激起了广泛的共识，他发动的“文化革命”则是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的精神源头之一。但是，当时的情形不是常规状态，不能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战略。
　　而邓小平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是渐进式的改革模式。邓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说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魅力可以成为软权力。这是有益的经验。当代“第四代”领导人在塑造亲民形象上是较为成功的。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加强软权力建设的重要手段。
　　其次，国内政策也可以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权力：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形象收益。在ＳＡＲＳ后期中国的负责任表现，也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最后，对国际上承担义务并坚持付诸实施，也是中国加强软权力的重要举措。比如，中国作为核大国，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加入ＷＴＯ时，承诺市场开放和进行国内法制经济的建设。宣布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高姿态，更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软权力意识。
　　因此，中国在软权力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