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宗棠与李鸿章同为晚清重臣，是举时代轻重的历史人物。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嘉庆十七年农历十月初七）出生，生肖属猴;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农历正月初五）出生，生肖属羊。
　　左宗棠诞生地在湖南湘阴县左家塅，李鸿章诞生地在安徽合肥肥东乡，两人不但论年龄相差十一岁，出生地也相隔千里之外。如果不是同时出任朝廷大员，合作共事，原本不大可能存在交集。
　　晚清的时势与政局，将从学问到政見到外交完全反道而行的两个人，逐步笼进到朝堂同一片屋檐之下。从左宗棠1852年10月8日进入湖南巡抚衙门主持军事时起，到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后的1901年11月7日去世结束，近半个世纪，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的梁柱人物，舍左、李再无他人。
　　但左、李之间，学问、政见、外交大不相同。左、李之争，既有朋友间的“意气之争”，亦见同僚间“派系之争”的痕迹，但两人主要还是针对国事、兵略的“政见之争”。虽然在淮系方面存在利益共同体，但湘系方面利益团体过于松散，最终没有升级为“朋党之争”。
　　左宗棠历年来没有经营出利益集团，原因诸多，一定程度上也因为他缺乏“朋党党员”。与科班出身，依靠恩师曾国藩过硬的政治资源与现成的军事基础才得以迅速发迹的李鸿章比较，左宗棠更像一个民间隐士抓住时机趁势而起，将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聚拢，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孤胆英雄。
　　左宗棠由民间草野书生入仕，儒学的“忠孝廉节”是他十分明显的一根信仰主线。左氏迟至四十岁才出山办事，中年后又迅速发迹，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荣、典赏每每逾越常规，这让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图回报，当然不愿利用名位、声望来谋求个人利益。
　　作为“先秦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时习得儒学的“诚意、正心”，规牢了他毕生的忠心。他为官办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韩法家”，前者是理想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左宗棠这样总结融理想与现实合一的人生心经：“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
　　崇朴尚诚，左宗棠对事业、对朝廷的忠心，某些时候达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当一个人对一门学说忠诚到完全“无我”的程度，便是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学大于忠于朝廷，这从他同治十二年（1873）大胆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将慈禧太后安插的亲信、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拉下马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跟草野民间成长的举人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早年考中进士，仕途虽然也有一些艰阻，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最为顺畅。
　　学问优长的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的地方，偏偏就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这跟李鸿章科场十分顺畅大约有一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补什么”，“越是拥有，越不珍惜”，李鸿章本人的经历能印证这点。
　　早年在京师、安徽两地为官，李鸿章见惯了官场的“套路”跟“忽悠”，内心对那些写在书本上的道义，其实已经是不信了的。在现实无数次的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看懂了，也看破了，他相信成功唯一需要的是依靠实力。一旦事权到手，他不惜打破传统，大胆起用清一色的大老粗，根本没将学问放到眼里。
　　实用至上的李鸿章，为官的心路转折，发生在知天命之年。二十岁到五十岁，怀满腹学问的李鸿章只是看不上“书呆子”，除了迷信官阶势利，他什么也不相信;但到五十岁那年，他连封赏给自己官阶势利的朝廷，也都发自内心地不相信了。
　　年轻时以“诗言志”梦想拜相封侯的李鸿章，毕生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因此他的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条件一旦具备，他开始迷醉于漫无节制的虚荣，似乎这是唯一实在且靠得住的东西。
　　同治十年（1871），四十八岁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这年，直隶地区暴雨成灾，河道决口，农田被淹。就在这种“饥黎满目，生计毫无”的情势下，李鸿章却开始不合时宜地筹备“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的五十寿辰庆典。第二年，2月13日，李鸿章五十寿辰正日（虚岁）。部属亲朋、同僚故旧纷至沓来，大家送寿联、致颂辞，极尽阿谀，有人吹捧他“武功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他并不觉得肉麻，一并笑纳。祝寿当天排场可谓冠盖如云，李鸿章在保定接受属员、亲友“谒贺迎寿”，筑台演戏、大摆宴席。据目睹现场盛况的赵烈文纪录：当时总督衙门内外“宾客盈门，烛爆如山，组绣成队”，“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观摩之后，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里不无讥讽地加上一句感叹：“噫！繁盛至于极矣！”在乱世残阳照壁的布景里，这种酒池肉林的盛景，同饥民蔽野的惨相，形成鲜明对照。
　　因为不愿意身体力行曾国藩理学的“诚”字，李鸿章为人修养远不如师，他的自我克制力被意气冲开，平日里的自我修饰能力，比一个普通老百姓甚至不会更好。官阶势利、虚荣炫耀，这些都属于普通人性中的贪婪跟欲望，李鸿章一样也没有落下。经元善有两句话评价李鸿章，可谓一语中的：“前半生勋业，后半截世故。”“未来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当境付物。”
　　随着年齿日增，权势日益烜赫，不信朝廷、不信书本的李鸿章耽逸习气和虚荣心暴露无遗，这为他成为晚清衰世的“裱糊匠”铺垫好最后一级台阶。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异：“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实用主义”取代一切，头顶没有信仰，内心没有自律，带来后果也需要自己内心慢慢消化。梁启超在作《李鸿章传》时，也忍不住要批评他“不学无术”。
　　李鸿章在生时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意思是自己不尚空谈，只知埋头实干。但他并没有看到，“实用主义”的办事手段之外，人还需要超越实用的理想。
　　比较去看，曾国藩是“禹墨为体，黄老为用”，左宗棠是“孔孟为体，申韩为用”。李鸿章呢？“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全被一句“以实心办实事”概括，只有路径，不见方向，最终无法收到“旋乾转坤”实效。 　　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直到晚年才自省到这点。他拿自己跟恩师曾国藩比较，不无惭愧地说：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曾国藩晚年时，曾以自身多年阅历、心得提醒李鸿章，要他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这给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的道路方向，一两个仰望头顶星空的人，凭借自己的学理洞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找到出路，让千百个应和者呼应跟从，实现个人的时代使命。以李鸿章此后的作为对照，曾国藩身后三十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这句嘱托。
　　因此，对李鸿章学问新旧驳杂，内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纯，他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用得着梁启超那句评价：“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二

　　比较之下，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国时势而起，属“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造就时势的英雄”。
　　虽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依照逻辑最合情合理地推断：中国如果从1860年到1901年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如果中国从1852年到1885年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同样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他。
　　但左宗棠存在的问题，同样在他的崛起起点时已经注定。作为草野民间成长出来的独立士人，他独有的“清气”与个人素质中的“明澈”，让他的家国事业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却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够跟进与延续，因为能有他的天资禀赋又同时遭逢崛起机遇的人，万中无一。
　　左宗棠所赏识或提携的人才中，办事能力超强是共同的，但个性大都失之偏狭。以史实辅证，他所赏识的吴可读，是一个不惜“尸谏”慈禧的人，让人感觉多少失之迂腐;左宗棠在甘肃贡院四千考生中发掘的解元安维峻，霹雳正义，时人议论失之刚烈。因此，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在生时栽培、提携起来的各地督抚级官员同为十二人，但在陶铸身后人才，尤其是改善官场环境氛围方面，左宗棠与李鸿章一样存在程度上的不足。
　　光绪五年（1879），张佩纶与张之洞一次聊天后，在《涧于日记》中，以陶澍身后影响为例，专门论及晚清人才，其中有两段评述值得今人参照：其一，“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其二，左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计才太刻，相度不宏，绝无传衍衣钵者”。
　　放进中国大历史中观照，左宗棠主要事功在军政，在用官治民方面，他虽然取得诸多成功，但跟历史上的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作为类似，一代而终。
　　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变后世学问、陶冶风俗最见现实功效的地方，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技术类“实学”的风气之先。他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当年所习的理工技术知识，成为所有新式学堂传授的主课。对三千年来一直缺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左宗棠无意中起到了先知与拓荒者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点，是才高气大。《清史稿》作者赵尔巽对这点曾有过写实的评述：李鸿章一生“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左宗棠少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先天相同的禀赋，后天表现又大有不同：
　　李鸿章生平自负于才气，将自己看得高人一头，对部下习惯以金钱、官爵之类利益刺激加以笼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因此，社会上那些自恃有风骨、重操守的人才，都不乐意附从他，替他办事。
　　左宗棠同样自负于才气，少年时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办事后，他的才气转化成进取的锐气，刚毅过人，身先垂范，部属对他都发自内心地由衷敬佩，自愿鞍前马后跟从他，效死疆场，建功立业。待左宗棠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之后，也免不了顾盼自雄，以“天下第一”自居，虽然“惕励”如他，内心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克制。
　　通過比较左、李“自负于才气”，大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少年自负式的意气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备的一种强烈自信资质，毕竟成年后事业道路无论顺逆，事实上都充满了坎坷，遍布着荆棘。少年意气是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朦胧初心，也是出人头地的原始动力，它支撑着人在事业的道路上不畏艰巨、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