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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达到4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9%，同时74.7%以上的随迁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
2012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市公布了异地高考过渡方案。进城务工人员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有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可参加2014年高职考试录取，
政策公布后，最为沮丧的莫过于高二、高三随迁子女的家长。因为随迁子女在北京考本科的大门，依然紧闭。
“很失望。”高二学生家长园梅对记者说，“我原本以为，北京会将门槛設得很高，但终究有人可以符合条件，但没想到是‘铁板’一块。”
我们不是高考移民
1999年，园梅的丈夫因项目合作从河南来到北京。四年后，园梅带着儿子与丈夫团聚。如今，儿子就读于北京市东城区某重点中学，成绩优秀。
“如果他在北京考，—本没问题。但回河南的话……河南高三考生前两年是90多万，北京才七八万人。最重要的是，孩子是在这上的小学中学高中，两地教材、试卷都不一样。”
在北京和上海，高考更容易是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北京、上海分别有26所和9所“211工程”高校（全国共112所），7所和3所“985工程”高校（全国共32所），36所和9所中央部委属院校（全国共111所），且有不少高校在属地招生的比例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
园梅说，来北京多年，虽然无北京户口，但也无太大不便，除了孩子的高考。儿子对老家已经没有概念，生活和一般的北京孩子没有两样，周末就和一帮孩子出去踢球。
在内心里，园梅希望北京像上海一样推出积分制。
“我们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有居住证，两人纳税都超过10年，孩子的北京学籍有8年。我爱人是高级工程师，高级职称；我是高级教师，中级职称。”她认真地历数种种可能开出的条件，还算上了两人的学历，“如果有明确的门槛，我们肯定能达到。”
但北京的过渡方案几乎浇灭了她的信心。她的失望逐渐变成了愤慨：“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只能考高职？”
像园梅这样的非京籍人口，北京市目前有700多万。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达到4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9%，同时74.7%以上的随迁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
在儿子上初三时，园梅就得知无法就地参加高考，但她并不担心。“每年出台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我们肯定能等得到。”随着孩子上了高中，她的心情越来越焦灼。
2011年，她加入了一个争取孩子在京高考权利的志愿者QQ群。现在QQ群已经扩展到60个，有1000多人。
他们大多来京多年，有房有车，重视子女教育，既不能接受孩子回家成为留守儿童，也不甘于孩子只能在北京考高职。其中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
“如果北京担心容纳不了，不能—下子把大门打开，可以慢慢来，但不能连个门缝都没有。我们不是突然转学来的高考移民，而是在这生活了十几年，已经扎根，应该有条件地被允许就地高考。事实上，现在通过学籍联网，对于高考移民技术上是可以防范的。”园梅说。
现在，园梅在家里很少提及异地高考的事情，更不会在家里接受记者采访，怕给孩子带来压力。学校的老师也很体谅，从不在班上提异地高考的事情。
“但很快地也要面对了”，园梅说。她看到一些家长送孩子出国，有些心动，但一年三四万美元的花费让她犹豫。
“其实很多人也是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的”，“园梅”说。她和丈夫正商量要不要把郑州的一套房子卖掉，作为孩子出国的部分学费。
2010年，得知在北京高考无望后，崔女士的女儿在高三第一学期独自回到山东老家，在当地一所高中住校备考。
1999年，崔女士因所在粮食企业不景气，与爱人一起从山东来到北京，在私企担任会计。十多年间，她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取得了北京市“绿卡”，女儿得以在北京顺利地参加了初考和中考。在高中班主任提醒下，女儿才知道自己必须回老家高考。
“山东是‘高考重灾区’，且要多考一门，教材难度也不同。女儿的第一反应是问我能不能弄到户口。我打听了，太难了，50万元也不一定弄到。我告诉孩子，大不了回去复读一年，一样能考好学校，这样最多多花二三万元，你一个人就为家里省下几十万。人多经历一些受用一生，换个环境读中学，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等等，后来时间一长她也认可了。”崔女士说。
女儿第一年高考失利。所幸她埋怨不多，复读后考上了青岛某二本院校的—本专业，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对于这个结果，崔女士表示“还好吧”。她说，女儿虽未表态，但内心多少还是有点遗憾，原本在通州某中学年级前十名的她，理想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会计专业。
崔女士说：“从纳税的角度说，我们这十多年来的各种税都交给了北京市，并没有返还到我们的真正户籍地，包括买房的契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平日消费里隐含的企业增值税等等，”
“地方过度保护产生的特权，不仅给外地孩子的高考带来不便，长远来说也影响到本地孩子的竞争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谁来说都有好处。”崔女士平静但坚决地表示。
出国，还是不出？
因为有一个上高三的儿子，和一个有美国国籍的前妻，阿当这一年的心情大起大落，五味杂陈。
阿当的儿子就读于北京一所知名重点中学，成绩在年段前五十名，数理化成绩最为突出。该校每年上北大和清华的都有七八十人。
阿当以儿子为荣，但没有户口，孩子就得回老家高考。阿当不忍，咬咬牙决定花钱让孩子出国。高一下学期，儿子转到了该校为出国学生开設的国际班。
该班授课以美国高考（SAT）为目标，对语言要求很高，但数理化很简单。孩子只能抛弃自己原有的优势，恶补自己最大的短板——英语。 一年后，阿当同时收获了两个好消息，一是依据美国法律规定，孩子满16岁可以随母亲直接获得美国绿卡；二是北京市允许“外侨子女”参加高考，不仅如此，还能加10分。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峰回路转的局面，阿当啼笑皆非，“我们当初是被逼出国的，现在又成了受欢迎的了。早知道有这个绿卡政策，我就不让他转去国际班了。”
令阿当为难的是，如果选择拿绿卡，他必须签下同意孩子出国的书面文件，相当于将孩子的抚养权转交给前妻。而且孩子以美国身份申请学校，国外大学并不欢迎，因为无法收取高昂的留学生学费。
如果选择在北京高考，孩子已经在国际班上了一年多，教材内容、难度和普通班完全不同。“老师说，只有年段前5名的孩子，才可能同时兼顾两类考试。”
阿当自嘲，“跟着我是北京的随迁子女，跟着他妈妈是美国的随迁子女。两头不待见啊！”
阿当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头一批下海的人，下海前是安徽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深圳扑腾了几年后，1995年，阿当跟随到北大读博的妻子从安徽来到北京，干起个体户，现在经营着一家草莓园。儿子在北京出生后不久，妻子出国，之后两人离异。
阿当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儿子出国高考学费的事儿，与前妻和现在的妻子都有过不少矛盾。儿子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也难免被牵扯到家庭事务里，曾经一个人躲着哭。
“我们这拨人算是最早的一批流动人口。大部分人如今混得不错，有房有车，但没户口。孩子都正上初中高中，这几年集中地遭遇了异地高考的问题。回去当留守儿童也不可能，毕竟也都想着精英教育，剩下的路也就是出国了。”阿当说。
尽管为难，留给阿当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半年内不做决定，绿卡就作废了。
阿当虽然犯愁，但仅“能在北京高考，还加10分”这一点，已经让QQ群里的不少家长羡慕不已。他的戏剧性经历，一时间传为“佳话”。
“园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阿当说：“要是你儿子不参加北京高考，能把那十分加给我儿子，该多好！”
显然，尽管她对当前的过渡政策十分不满，但并未完全放弃希望。她给阿当看了手机里儿子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的照片，关切地询问，这个能不能加分。
她告诉记者，《北京市异地高考工作方案》中有一条，自2014年起，有稳定职业及住所，随迁子女有北京学籍且有连续高中三年学习年限的考生，可以选择“借考”。
“如果‘借考’是指在北京考试、回河南录取，那分数如何折算，两地问如何协调，都还没有细则。”她说，“我们现在就想细则快一点出台，不管多苛刻，至少可以参照着做准备，早做打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茫然地等待。”
和QQ群里许多家长一样，她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祈祷自己就是那个能赶上政策班车的“幸运儿”。
（文中“园梅”为网名）
2012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市公布了异地高考过渡方案。进城务工人员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有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可参加2014年高职考试录取，
政策公布后，最为沮丧的莫过于高二、高三随迁子女的家长。因为随迁子女在北京考本科的大门，依然紧闭。
“很失望。”高二学生家长园梅对记者说，“我原本以为，北京会将门槛設得很高，但终究有人可以符合条件，但没想到是‘铁板’一块。”
我们不是高考移民
1999年，园梅的丈夫因项目合作从河南来到北京。四年后，园梅带着儿子与丈夫团聚。如今，儿子就读于北京市东城区某重点中学，成绩优秀。
“如果他在北京考，—本没问题。但回河南的话……河南高三考生前两年是90多万，北京才七八万人。最重要的是，孩子是在这上的小学中学高中，两地教材、试卷都不一样。”
在北京和上海，高考更容易是个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北京、上海分别有26所和9所“211工程”高校（全国共112所），7所和3所“985工程”高校（全国共32所），36所和9所中央部委属院校（全国共111所），且有不少高校在属地招生的比例接近教育部规定的30%上限。
园梅说，来北京多年，虽然无北京户口，但也无太大不便，除了孩子的高考。儿子对老家已经没有概念，生活和一般的北京孩子没有两样，周末就和一帮孩子出去踢球。
在内心里，园梅希望北京像上海一样推出积分制。
“我们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有居住证，两人纳税都超过10年，孩子的北京学籍有8年。我爱人是高级工程师，高级职称；我是高级教师，中级职称。”她认真地历数种种可能开出的条件，还算上了两人的学历，“如果有明确的门槛，我们肯定能达到。”
但北京的过渡方案几乎浇灭了她的信心。她的失望逐渐变成了愤慨：“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只能考高职？”
像园梅这样的非京籍人口，北京市目前有700多万。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随迁子女达到41.9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9%，同时74.7%以上的随迁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
在儿子上初三时，园梅就得知无法就地参加高考，但她并不担心。“每年出台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我们肯定能等得到。”随着孩子上了高中，她的心情越来越焦灼。
2011年，她加入了一个争取孩子在京高考权利的志愿者QQ群。现在QQ群已经扩展到60个，有1000多人。
他们大多来京多年，有房有车，重视子女教育，既不能接受孩子回家成为留守儿童，也不甘于孩子只能在北京考高职。其中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
“如果北京担心容纳不了，不能—下子把大门打开，可以慢慢来，但不能连个门缝都没有。我们不是突然转学来的高考移民，而是在这生活了十几年，已经扎根，应该有条件地被允许就地高考。事实上，现在通过学籍联网，对于高考移民技术上是可以防范的。”园梅说。
现在，园梅在家里很少提及异地高考的事情，更不会在家里接受记者采访，怕给孩子带来压力。学校的老师也很体谅，从不在班上提异地高考的事情。
“但很快地也要面对了”，园梅说。她看到一些家长送孩子出国，有些心动，但一年三四万美元的花费让她犹豫。
“其实很多人也是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的”，“园梅”说。她和丈夫正商量要不要把郑州的一套房子卖掉，作为孩子出国的部分学费。
2010年，得知在北京高考无望后，崔女士的女儿在高三第一学期独自回到山东老家，在当地一所高中住校备考。
1999年，崔女士因所在粮食企业不景气，与爱人一起从山东来到北京，在私企担任会计。十多年间，她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取得了北京市“绿卡”，女儿得以在北京顺利地参加了初考和中考。在高中班主任提醒下，女儿才知道自己必须回老家高考。
“山东是‘高考重灾区’，且要多考一门，教材难度也不同。女儿的第一反应是问我能不能弄到户口。我打听了，太难了，50万元也不一定弄到。我告诉孩子，大不了回去复读一年，一样能考好学校，这样最多多花二三万元，你一个人就为家里省下几十万。人多经历一些受用一生，换个环境读中学，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等等，后来时间一长她也认可了。”崔女士说。
女儿第一年高考失利。所幸她埋怨不多，复读后考上了青岛某二本院校的—本专业，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对于这个结果，崔女士表示“还好吧”。她说，女儿虽未表态，但内心多少还是有点遗憾，原本在通州某中学年级前十名的她，理想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会计专业。
崔女士说：“从纳税的角度说，我们这十多年来的各种税都交给了北京市，并没有返还到我们的真正户籍地，包括买房的契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平日消费里隐含的企业增值税等等，”
“地方过度保护产生的特权，不仅给外地孩子的高考带来不便，长远来说也影响到本地孩子的竞争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谁来说都有好处。”崔女士平静但坚决地表示。
出国，还是不出？
因为有一个上高三的儿子，和一个有美国国籍的前妻，阿当这一年的心情大起大落，五味杂陈。
阿当的儿子就读于北京一所知名重点中学，成绩在年段前五十名，数理化成绩最为突出。该校每年上北大和清华的都有七八十人。
阿当以儿子为荣，但没有户口，孩子就得回老家高考。阿当不忍，咬咬牙决定花钱让孩子出国。高一下学期，儿子转到了该校为出国学生开設的国际班。
该班授课以美国高考（SAT）为目标，对语言要求很高，但数理化很简单。孩子只能抛弃自己原有的优势，恶补自己最大的短板——英语。 一年后，阿当同时收获了两个好消息，一是依据美国法律规定，孩子满16岁可以随母亲直接获得美国绿卡；二是北京市允许“外侨子女”参加高考，不仅如此，还能加10分。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峰回路转的局面，阿当啼笑皆非，“我们当初是被逼出国的，现在又成了受欢迎的了。早知道有这个绿卡政策，我就不让他转去国际班了。”
令阿当为难的是，如果选择拿绿卡，他必须签下同意孩子出国的书面文件，相当于将孩子的抚养权转交给前妻。而且孩子以美国身份申请学校，国外大学并不欢迎，因为无法收取高昂的留学生学费。
如果选择在北京高考，孩子已经在国际班上了一年多，教材内容、难度和普通班完全不同。“老师说，只有年段前5名的孩子，才可能同时兼顾两类考试。”
阿当自嘲，“跟着我是北京的随迁子女，跟着他妈妈是美国的随迁子女。两头不待见啊！”
阿当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头一批下海的人，下海前是安徽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深圳扑腾了几年后，1995年，阿当跟随到北大读博的妻子从安徽来到北京，干起个体户，现在经营着一家草莓园。儿子在北京出生后不久，妻子出国，之后两人离异。
阿当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儿子出国高考学费的事儿，与前妻和现在的妻子都有过不少矛盾。儿子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也难免被牵扯到家庭事务里，曾经一个人躲着哭。
“我们这拨人算是最早的一批流动人口。大部分人如今混得不错，有房有车，但没户口。孩子都正上初中高中，这几年集中地遭遇了异地高考的问题。回去当留守儿童也不可能，毕竟也都想着精英教育，剩下的路也就是出国了。”阿当说。
尽管为难，留给阿当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半年内不做决定，绿卡就作废了。
阿当虽然犯愁，但仅“能在北京高考，还加10分”这一点，已经让QQ群里的不少家长羡慕不已。他的戏剧性经历，一时间传为“佳话”。
“园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阿当说：“要是你儿子不参加北京高考，能把那十分加给我儿子，该多好！”
显然，尽管她对当前的过渡政策十分不满，但并未完全放弃希望。她给阿当看了手机里儿子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的照片，关切地询问，这个能不能加分。
她告诉记者，《北京市异地高考工作方案》中有一条，自2014年起，有稳定职业及住所，随迁子女有北京学籍且有连续高中三年学习年限的考生，可以选择“借考”。
“如果‘借考’是指在北京考试、回河南录取，那分数如何折算，两地问如何协调，都还没有细则。”她说，“我们现在就想细则快一点出台，不管多苛刻，至少可以参照着做准备，早做打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茫然地等待。”
和QQ群里许多家长一样，她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祈祷自己就是那个能赶上政策班车的“幸运儿”。
（文中“园梅”为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