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他信仰西方经济学，之后他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1988年是林毅夫的分水岭。
　　无论哪个领域的翘楚，在其一生中，大抵总要经历几次里程碑式的转折。就像经济学家林毅夫改过两次名字，每一次都在他的人生节点上。
　　第一次，他把本名林正义改为林正谊。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林毅夫还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为蒋介石政权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怒不可遏，从人人艳羡的台湾大学退学，转到军校当兵。第二次，他把林正谊改为林毅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金门游到大陆，几经辗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但在林毅夫自己看来，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节点并非上面两个，而是更晚一些的1988年。
　　1988年是林毅夫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第二年，是他踌躇满志、决心将西方经济理论付诸中国实际的一年，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深刻了解何为“国情”的一年。
　　在此之前，林毅夫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师夷长技”上。这是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求的道路。出国时，林毅夫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他所就读的芝加哥大学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殿堂，林毅夫特地带去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1987年回国时，林毅夫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世界最先进的理论，足以改造中国经济，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
　　1988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率，按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林毅夫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利率，增加投资成本，让人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和消费，社会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
　　然而，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减少需求，看起来是一种“不理性、愚笨”的方式，却引发了林毅夫的深刻思考：“从1978年到1987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9.9%。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那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
　　经过仔细了解，林毅夫才知道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密集的行业里，如果把利率提高，大型国企就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只能给予财政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于是就要增发货币，结果还是通货膨胀。
　　林毅夫这才意识到，西方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提高经济效率、恢复市场均衡。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采取的措施当然也不一样。
　　1988年对林毅夫来讲是一个分水岭，他从一个笃信“西天取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根据国情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他告诫自己必须把现有理论抛开，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考虑采取怎样的措施。
　　齐白石有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百年来，世界上多少人、多少政府、多少民族都在“学”与“似”之间徘徊，从跟随到引领者寥寥，从引领到开创者几无先例。然而所谓大国之魄力，必然敢在满目从众者中坚定自己的信念与意志，借鉴而非照搬，直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走过5000年而香火不灭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面对这种特殊性，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最终没有选择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尤其是在中国国企改革方面。
　　按西方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国有制度，因此一些经济学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则认为，产权是否私有与企业自身能力并无必然关系，私有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否透明有效。因此，他一直强调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资深副行长，当时世界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状况触目惊心。如何缩小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林毅夫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他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说：“我认为贫穷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现状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接近：社會相对稳定，劳动力丰富、成本低，政府也相对有效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国家要摆脱贫困，可以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2011年8月，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接受林毅夫的建议，亲自来华举办招商活动。两个月后，广东一家企业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代表处，两条生产线很快建立起来，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从中国进口，而600名工人都是当地的。2012年10月，工厂开始赢利，年底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出口企业。以今日“一带一路”的眼光来看，林毅夫此举是一次基于国情而有的前瞻性举动。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是能预判发展趋势的。
　　在外界看来，对于中国和中国经济，林毅夫一直是坚定的乐观派，他自己却说：“我不是乐观派，而是客观派，但大家都悲观，客观就变成乐观了。”在他眼中，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被感情所左右的文字表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这正是他40年前游过海峡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