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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组建钞厂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
为了组建印钞厂，朱毅选派了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督察长吴福海去上海，目的是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物色技术人员和采购机器物资等。吴福海是江苏常州人，上海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他曾在这里参加过1925年“五卅”大罢工和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去学习，1930年回国后领导工人运动。但此时的上海，除“租界”外都被日本人占领，吴福海接受任务后经过乔装打扮去了上海。
胡金魁对这些技师十分照顾，他们的工资都是以上海的市场价按月发放，另外还有生活补贴，标准远远高于军、师首长的伙食标准。这里空气清新，水质好，盛产优质稻米和各种水产。胡金魁还经常给他们讲长征故事，他见多识广、风趣幽默、温文尔雅，很快赢得了那些来自大上海的青年们的好感，改变了一些人原先认为他是“土包子”的看法。他的工作也使这些人提高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认识。
在这之前，胡金魁还派我去学习雕刻技术，郭琪良学习整版技术，以后又派王静和郭琪良一起学习。我们在短时间里掌握了各门技术，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胡金魁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转眼三四个月过去了，从上海来的一部分技师提出要回上海，在胡金魁的再三挽留下，整版师周志德放弃了回上海的打算。朱介生、周敖荣，还有朱介生的妻子顾月珍也表示支持丈夫的选择。这些技师为以后苏中区、华中地区乃至后来山东地区的华东地区的印钞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江淮印钞，初具规模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发展需要，江淮印钞厂搬到七八公里之外的宝应县西安丰区，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址在湖边的一个半岛上，东、南、北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北边还有一条通航大河，西边是陆地，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基础条件和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为了方便群众和印钞厂保密安全的需要，厂址之内的群众全部搬离，原来的居民住宅都被充分利用。
进入印钞厂，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河南是胡金魁的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制版、凸印、裁切，检票、打包等车间，还有财务、统计、政教、俱乐部、医务室等办公室。河北有雕刻、整版、照相、警卫各部宿舍，还有凸印、湿纸、烘纸等车间。
为了打破日伪的封锁，解决印钞纸紧张的问题，苏中区领导抽调了一部分懂行和半懂行的同志进行研究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研发出一种用麦秆为主要原料的纸浆，生产出的纸拉力强度、耐磨性、抗水性等指标基本符合印钞纸要求。这种纸不用漂白，保持原色，用它印出的钞票不易被假冒。
新厂的设备也作了更新和增强，原来的用玉米芯和木炭等做燃料的双飞轮换成了一台16匹的柴油发电机组，电镀槽也增加了好几个。焕然一新的厂址内，还有篮球、排球、乒乓球场地，休息日可以听到悠扬的琴声、歌声和高昂的“加油”声。
转眼到了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处于胜利前夕。四月底，传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的消息，全厂职工深受鼓舞。这时的印钞厂不但加速印制“江淮币”，而且还要设计、刻制“华中银行币”，准备在江苏、浙江、安徽发行，流通范围还包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发行范围比原来大好多倍。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银行”，不久江淮印钞厂改名为“华中印钞厂”。
印钞事业，后继有人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所属的江南、皖江、淮北、盐阜等印钞厂以及造纸厂、铁工厂等先后合并到华中印钞厂。
正当同志们以极大的热情日夜赶印“华中币”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般的做法是，当原版雕刻好后，由整版工作人员将原版打锡班版并接成凸版印刷的要求，进行镀铜制成铜板。因为铜板较软，不耐磨，印不了多少就被磨平了，所以要在镀好铜的铜板上还要镀上一层铬，铬硬不易磨损，而且印出的成品清晰度高。但当时在镀铬时出了问题，本来按工艺要求要用几百小时的铬层只用几个小时就脱层了。是电压、电阻的问题，还是镀液的配方不对，一时搞不清楚。
经过厂里的土洋专家集中攻关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听谁说，军部财政经济部长朱毅的夫人陶涛是化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厂领导把她请来，和厂里的整版部的技术人员周志德、周敖荣、郭琪良，机修厂王龙宝等人共同研究，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原因，解决了难题。此后数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情况。
华中局还从各地参军的青年中抽调了一批优秀青年到印钞厂学习，还从华中建设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充实到印钞厂，其中翟英和卢坚（女）学习雕刻。卢坚不久调走，翟英天赋极好，而且在绘画、篆刻受其画家姨夫熏陶，后经过朱介生、华继坛师傅的点拨进步很快。
一个集设计、雕刻、整版、凹印、凸印、胶印、检票、检号、整卷、包装，附之以电力、造纸、机械制造修理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印钞企业基本建成。新四军根据地的印钞厂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先后参阅了范仲云、郑耀祖、张瀛、燕萍等同志的著作和回忆文章，启迪和教益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编辑：陈畅鸣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
为了组建印钞厂，朱毅选派了苏北行政委员会保安处督察长吴福海去上海，目的是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物色技术人员和采购机器物资等。吴福海是江苏常州人，上海是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他曾在这里参加过1925年“五卅”大罢工和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去学习，1930年回国后领导工人运动。但此时的上海，除“租界”外都被日本人占领，吴福海接受任务后经过乔装打扮去了上海。
胡金魁对这些技师十分照顾，他们的工资都是以上海的市场价按月发放，另外还有生活补贴，标准远远高于军、师首长的伙食标准。这里空气清新，水质好，盛产优质稻米和各种水产。胡金魁还经常给他们讲长征故事，他见多识广、风趣幽默、温文尔雅，很快赢得了那些来自大上海的青年们的好感，改变了一些人原先认为他是“土包子”的看法。他的工作也使这些人提高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认识。
在这之前，胡金魁还派我去学习雕刻技术，郭琪良学习整版技术，以后又派王静和郭琪良一起学习。我们在短时间里掌握了各门技术，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是胡金魁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转眼三四个月过去了，从上海来的一部分技师提出要回上海，在胡金魁的再三挽留下，整版师周志德放弃了回上海的打算。朱介生、周敖荣，还有朱介生的妻子顾月珍也表示支持丈夫的选择。这些技师为以后苏中区、华中地区乃至后来山东地区的华东地区的印钞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江淮印钞，初具规模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发展需要，江淮印钞厂搬到七八公里之外的宝应县西安丰区，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址在湖边的一个半岛上，东、南、北是一望无际的芦苇，北边还有一条通航大河，西边是陆地，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基础条件和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为了方便群众和印钞厂保密安全的需要，厂址之内的群众全部搬离，原来的居民住宅都被充分利用。
进入印钞厂，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河南是胡金魁的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制版、凸印、裁切，检票、打包等车间，还有财务、统计、政教、俱乐部、医务室等办公室。河北有雕刻、整版、照相、警卫各部宿舍，还有凸印、湿纸、烘纸等车间。
为了打破日伪的封锁，解决印钞纸紧张的问题，苏中区领导抽调了一部分懂行和半懂行的同志进行研究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研发出一种用麦秆为主要原料的纸浆，生产出的纸拉力强度、耐磨性、抗水性等指标基本符合印钞纸要求。这种纸不用漂白，保持原色，用它印出的钞票不易被假冒。
新厂的设备也作了更新和增强，原来的用玉米芯和木炭等做燃料的双飞轮换成了一台16匹的柴油发电机组，电镀槽也增加了好几个。焕然一新的厂址内，还有篮球、排球、乒乓球场地，休息日可以听到悠扬的琴声、歌声和高昂的“加油”声。
转眼到了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处于胜利前夕。四月底，传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的消息，全厂职工深受鼓舞。这时的印钞厂不但加速印制“江淮币”，而且还要设计、刻制“华中银行币”，准备在江苏、浙江、安徽发行，流通范围还包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发行范围比原来大好多倍。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银行”，不久江淮印钞厂改名为“华中印钞厂”。
印钞事业，后继有人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所属的江南、皖江、淮北、盐阜等印钞厂以及造纸厂、铁工厂等先后合并到华中印钞厂。
正当同志们以极大的热情日夜赶印“华中币”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般的做法是，当原版雕刻好后，由整版工作人员将原版打锡班版并接成凸版印刷的要求，进行镀铜制成铜板。因为铜板较软，不耐磨，印不了多少就被磨平了，所以要在镀好铜的铜板上还要镀上一层铬，铬硬不易磨损，而且印出的成品清晰度高。但当时在镀铬时出了问题，本来按工艺要求要用几百小时的铬层只用几个小时就脱层了。是电压、电阻的问题，还是镀液的配方不对，一时搞不清楚。
经过厂里的土洋专家集中攻关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听谁说，军部财政经济部长朱毅的夫人陶涛是化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厂领导把她请来，和厂里的整版部的技术人员周志德、周敖荣、郭琪良，机修厂王龙宝等人共同研究，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原因，解决了难题。此后数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情况。
华中局还从各地参军的青年中抽调了一批优秀青年到印钞厂学习，还从华中建设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吸收一批知识青年充实到印钞厂，其中翟英和卢坚（女）学习雕刻。卢坚不久调走，翟英天赋极好，而且在绘画、篆刻受其画家姨夫熏陶，后经过朱介生、华继坛师傅的点拨进步很快。
一个集设计、雕刻、整版、凹印、凸印、胶印、检票、检号、整卷、包装，附之以电力、造纸、机械制造修理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印钞企业基本建成。新四军根据地的印钞厂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先后参阅了范仲云、郑耀祖、张瀛、燕萍等同志的著作和回忆文章，启迪和教益颇多，在此一并致谢）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