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青年语文教师，在此，我想讲一些我们语文教师的感受。
　　一、认识我们的“饭碗”
　　就语文教师而言，“语文”就是我们的饭碗。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对语文显得无知。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培养出国学大师来，现在称得上国学大师的都是在建国以前接受的基础教育。没有国学大师的潜在原因就是没有语文。恢复高考后，语文虽然占有一定的权重，但只能在“数理化”的夹缝中孤独前行，因为这是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这让语文不可避免的退居二线。
　　正当语文教师们憋屈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是1997年《中国青年报》、《北京文学》、《羊城晚报》等媒体发起的“有关中小学语文”的专题讨论。这次讨论最典型的结论是“误尽苍生是语文”。语文教师们一下子就傻眼了，这边正憋着一肚子委屈呢，那边又挥过来当头一棒。很多兢兢业业的语文教师开始说不，加入到捍卫尊严的行列中来。但遗憾的是不但没有说服对方，反倒迎来了致命一击。这一击就是第二轮交锋的结果——“误尽苍生是语文老师”。这个屎盆子不偏不倚地扣在了语文教师的头上，并大有“跳进黄河洗不清”之势。
　　语文教师统统败下阵来，那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败下阵来就“以头抢地耳”吧！如果那样的人家更会嘲笑我们没有体育精神，输了就气急败坏。所以语文教师们开始思考困惑的症结。
　　此后很多有良知有学养的语文教师静下心来反思，比较典型的是李振村先生（2007）写的《语文为什么失去了魅力》——
　　原来，不是语文没有了魅力，而是我们的语文教育阉割了语文，让语文成为一只“风干的丝瓜”，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弹性，失去了自然的绿色和气息。于是，语文在不知不觉间“死”掉了，或者说接近“死”掉。
　　还有2007年江西一考生的作文《语文，想说爱你不容易》，更体现了应试环境下语文的悲哀和语文教师的无奈——
　　语文是钥匙；语文是财富；语文是宝藏。然而，语文在我们生存的空间游离，咫尺天涯——语文，想说爱你不容易。在长辈们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浪声中，80后的我们开始趋理弃文。
　　再看2010年上海六所高校自主招生测试，竟有四所不考语文，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歆耕的《语文“被下岗”之后》一文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
　　语文在四所高校招考测试中“被下岗”，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人文素质和教育机制对人文教育的极度不重视。招生方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英语不好往往没有前途”。曾几何时别的学科都是必要的，母语教育却成了首先要减去的“负担”。
　　教师的冷静思考、学生的真情告白、媒体的综合评价，算是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困惑的症结，可是想挽狂澜于既倒又谈何容易。
　　二、还有学习的勇气
　　上文谈到要“认识语文”，那么认识以后要化为自觉的语文行动，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学习。我总是想我们还能底气十足地站在讲台上，跟孔子享用同一个称号（老师），倒不是因为我们像业界说得那样拥有“一桶水”，而是因为我们还有学习的勇气。
　　傅佩荣先生对《论语》有一段有趣的解读：
　　子路第一次遇见孔子时，身上穿着野猪皮，头上插着公鸡毛，何其招摇。孔子说：“你想学习吗？”子路说：“南山有一种竹子，不须揉烤加工就很笔直，削尖后射出去，能穿透犀牛的厚皮，所以天赋异秉的人又何必经过学习呢？”孔子说：“如果在箭尾安上羽毛，把箭头磨得锐利，箭不是能射得更深更远了吗？”子路听后拜谢说：“真是受益良多。”
　　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可以看出学习的必要性。
　　不过当今语文界的余映潮老师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教师学习的范例，他在武汉《成才》教育月刊上有这样的表述：
　　我第一次上公开课，却是在满了50岁以后。中语界的很多同仁都知道，我是一个“过了50岁才学讲课”的人。
　　1993年（当时46岁），我开始为湖北大学《中学语文》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中学语文教例品评100篇”。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第一个由一个人坚持写了八年的专栏。
　　余老师四十六岁给《中学语文》写专栏，五十岁学讲课，这种学习的勇气才是我们追慕的典范，用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表达我们的敬仰是完全可以的。
　　具备学习的勇气才能像顾明远先生谈到的那样具备“教师气质”。他的《教师的气质》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做老师的人，是要有气质的。有些老师一眼看上去，就像个老师。有些人看上去，就不像老师，像一个暴发户。还有一些老师不像暴发户，像个老板娘。”
　　只有真正明白了“教师学习”的道理，才可能体会到孔子的弟子们在一起讨论时说的“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受到国君的尊重”。这就是学习给人带来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
　　笔者以为，对于青年语文教师而言，认识我们的“饭碗”才不至于迷失自我，拥有并保持学习的勇气才不至于黔驴技穷，追求教育的境界才不至于贻害后生。
　　★作者单位：云南罗平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