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不经意间，《电影评介》已经走过三十年的历程了。三十年啊!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对于她，我们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的付出，时至今日仍还有太多太多的牵挂……
1982年底，我调到贵州省电影公司工作。分配到《电影评介》编辑部(当时是省电影公司的一个科室)上班。这是一个团结合作、吃苦耐劳的团队。在这里，我认识了作风严谨、一丝不苟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乙一老师。我第一次改稿，对标点符号的“放纵”，就被他逮个正着；在这里，我认识了虽历经岁月沧桑、但一辈子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第二任主编陈庐山老师，是他对我的信任，让我第一次朦朦胧胧、战战兢兢的“闯”到“百花奖、金鸡奖”的颁奖现场，采访了当年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杨再葆等获奖演员，并请他们给我刊题字留念。当拿着一大堆“战利品”向编辑部交差时，我的自信心犹然而升；在这里，我认识了思想活跃、性格倔强的副主编(美编)彭褡汉老师，无论刊物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他永远都十分乐观，并以此感染着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在这里。我还认识了第三任主编罗运琪，他是省文化厅主管电影的领导，他敏锐的思想和眼光，为《电影评介》开阔眼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四任主编刘斯奇从事艺术研究工作很长时间，虽然以前不是研究电影的，但接手《电影评介》后，很快进入角色。使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改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悉心关怀下，我健康、快乐地在编辑部工作了17年。与其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集体，还不如说我们更象一个大家庭。我们忧愁共担、喜乐共享。大家像兄妹、像朋友、像亲人。
记得1986年，省电影公司要提拔我去当办公室主任，我哭着不干，还发脾气。公司经理觉得奇怪?别人当官都高兴，为什么你还哭鼻子?还要发脾气?他哪里知道，我真不愿意离开编辑部这个融洽、和谐的集体!最后，公司同意了我的请求。
在编辑部工作的日子里，多少次，我们挑灯夜战，商讨着如何开拓视野、寻找突破；多少次，我们为一篇文章的取舍，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刊物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上北京、闯上海，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当每月发行量节节攀升，最高时月发行量达到52万份、盈利3475元时，我们欢心雀跃；当读到读者那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当刊物得到各级领导和读者的肯定时，一切一切的甘苦我们都觉得十分值得。
在我们三十年前进的路上，有许多蕴藏在我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提及的；
1982年10月，刊物发行量突破52万。全年盈利34万元，被贵州省文化局评为电影系统先进集体：
1983年7月，创办全国第一家电影知识刊授班，此后三年，共收全国学员六千多人：
1986年4月，被上海工人评为全国最喜欢的电影刊物之一，《大众电影》第一，《电影评介》名列第二：
1987年，《电影评介》第100期时，已累计发行量超过2000万份，成为全国唯一以大量篇幅发表群众影评的公开发行刊物。
1990年5月，广电部电影局在无锡召开全国首届电影报刊工作会议，《电影评介》受到大会表彰，并作了大会专题发言。
1990年8月，由《电影评介》编辑部牵头，在贵阳召开“北京、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贵阳”六城市群众影评研讨会，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发来贺电。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到会讲话。
《电影评介》连续六年推荐我省影评作者参加全国影评大赛，取得优异的成绩。刊物多次获先进集体奖和组织奖。
此外，在这几十年中，《电影评介》开展了几次很有影响的学术讨论：(1)由电影《翔》的上演，引发对影视界“老演少可以休矣!”的讨论，引起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晓棠的关注。(2)刊登上海作者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引发对谢晋电影的大讨论。同时，刊登对《天云山传奇》的意见，谢晋导演嘱咐副导演给《电影评介》回信感谢。(3)由电影《寡妇村》的上映，引发对新时期“性禁区”和“床上戏”的讨论。(4)对领袖银幕形象“人”与“神”的讨论。(5)对电影本性的探讨。这些讨论，在电影界和读者中反响很大，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十年来，《电影评介》已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直言不讳、敢讲真话，为广大喜爱电影的理论工作者、影评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园地。时至今日，《电影评介》已为我国的电影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和业余影评人，遍及全国三十各省市。有的已成为我国电影界的专家。之所以能有这些成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夏(衍)公曾嘱《电影评介》一定要坚持文艺“二为”方向，把刊物办好，成为宣传电影、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原广电部部长艾知生曾嘱办公厅致函《电影评介》许多文章写得不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呼声。原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曾给《电影评介》题词为《电影评介》是电影报刊百花园中得一枝山杜鹃。她火红、鲜艳、颇具特色。希望山杜鹃的园丁们更加对她辛勤培育、护理、浇灌，使她深叶茂。不断开出新的花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贵州籍老红军陈沂给《电影评介》记者说：任何时候，不要把刊物的特点丢掉……贵州出名的有茅台酒，希望你们也象茅台酒那样打出去。几十年来，还有不少电影界的专家学者给《电影评介》极大的支持，象陈荒煤、陈播、钟惦棐、罗艺军、郑雪莱、秦裕权、章柏青以及我们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的领导。
如今，编辑部的老同志都已经离开刊物退休在家。我也离开编辑部做着其它工作。但是，那些温馨的记忆成了我们心灵深处永久的珍藏。我们时时刻刻牵挂和关注着刊物的每一点变化和进步。与七、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做刊物难度更大。市场的变化、读者口味的变化、电影的变化考验着刊物的领导们。他们每一步都在艰难跋涉、苦苦探索。欣喜的是，我们看到《电影评介》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特色和个性。电影评论的文化本性本不考虑市场效应和商业得失，文化批评的任务只着眼于作品本身。但是，残酷的市场和利润指标又是做刊物的人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这之间的矛盾，使得领导们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电影这个行业是有责任的。这种责任，就是确定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它把国家和世界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有这些既有责任，又有眼光、守土有责的领导和同仁，《电影评介》与我国的电影事业一样，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试图用一种较为随意的方式来纪录《电影评介》走过的某一段经历。想说的话似乎远远没有说完。说什么呢?与其说是怀念过去，更愿说是寄希望于未来。希垫《电影评介》能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迈着稳健、开放的脚步，逐步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接受洗礼、接受考验；希望四十年、五十年……我们还能看到《电影评介》，还能与她相聚在某个地方，进行心与心的碰撞和交流。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但愿大家能从中感受到我对她的祝福和期待。我永远都是《电影评介》的忠实读者，因为我与她真情永在!
1982年底，我调到贵州省电影公司工作。分配到《电影评介》编辑部(当时是省电影公司的一个科室)上班。这是一个团结合作、吃苦耐劳的团队。在这里，我认识了作风严谨、一丝不苟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乙一老师。我第一次改稿，对标点符号的“放纵”，就被他逮个正着；在这里，我认识了虽历经岁月沧桑、但一辈子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第二任主编陈庐山老师，是他对我的信任，让我第一次朦朦胧胧、战战兢兢的“闯”到“百花奖、金鸡奖”的颁奖现场，采访了当年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杨再葆等获奖演员，并请他们给我刊题字留念。当拿着一大堆“战利品”向编辑部交差时，我的自信心犹然而升；在这里，我认识了思想活跃、性格倔强的副主编(美编)彭褡汉老师，无论刊物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他永远都十分乐观，并以此感染着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在这里。我还认识了第三任主编罗运琪，他是省文化厅主管电影的领导，他敏锐的思想和眼光，为《电影评介》开阔眼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四任主编刘斯奇从事艺术研究工作很长时间，虽然以前不是研究电影的，但接手《电影评介》后，很快进入角色。使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改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悉心关怀下，我健康、快乐地在编辑部工作了17年。与其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集体，还不如说我们更象一个大家庭。我们忧愁共担、喜乐共享。大家像兄妹、像朋友、像亲人。
记得1986年，省电影公司要提拔我去当办公室主任，我哭着不干，还发脾气。公司经理觉得奇怪?别人当官都高兴，为什么你还哭鼻子?还要发脾气?他哪里知道，我真不愿意离开编辑部这个融洽、和谐的集体!最后，公司同意了我的请求。
在编辑部工作的日子里，多少次，我们挑灯夜战，商讨着如何开拓视野、寻找突破；多少次，我们为一篇文章的取舍，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刊物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上北京、闯上海，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当每月发行量节节攀升，最高时月发行量达到52万份、盈利3475元时，我们欢心雀跃；当读到读者那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当刊物得到各级领导和读者的肯定时，一切一切的甘苦我们都觉得十分值得。
在我们三十年前进的路上，有许多蕴藏在我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提及的；
1982年10月，刊物发行量突破52万。全年盈利34万元，被贵州省文化局评为电影系统先进集体：
1983年7月，创办全国第一家电影知识刊授班，此后三年，共收全国学员六千多人：
1986年4月，被上海工人评为全国最喜欢的电影刊物之一，《大众电影》第一，《电影评介》名列第二：
1987年，《电影评介》第100期时，已累计发行量超过2000万份，成为全国唯一以大量篇幅发表群众影评的公开发行刊物。
1990年5月，广电部电影局在无锡召开全国首届电影报刊工作会议，《电影评介》受到大会表彰，并作了大会专题发言。
1990年8月，由《电影评介》编辑部牵头，在贵阳召开“北京、上海、哈尔滨、西安、武汉、贵阳”六城市群众影评研讨会，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发来贺电。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到会讲话。
《电影评介》连续六年推荐我省影评作者参加全国影评大赛，取得优异的成绩。刊物多次获先进集体奖和组织奖。
此外，在这几十年中，《电影评介》开展了几次很有影响的学术讨论：(1)由电影《翔》的上演，引发对影视界“老演少可以休矣!”的讨论，引起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晓棠的关注。(2)刊登上海作者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引发对谢晋电影的大讨论。同时，刊登对《天云山传奇》的意见，谢晋导演嘱咐副导演给《电影评介》回信感谢。(3)由电影《寡妇村》的上映，引发对新时期“性禁区”和“床上戏”的讨论。(4)对领袖银幕形象“人”与“神”的讨论。(5)对电影本性的探讨。这些讨论，在电影界和读者中反响很大，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十年来，《电影评介》已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直言不讳、敢讲真话，为广大喜爱电影的理论工作者、影评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园地。时至今日，《电影评介》已为我国的电影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和业余影评人，遍及全国三十各省市。有的已成为我国电影界的专家。之所以能有这些成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夏(衍)公曾嘱《电影评介》一定要坚持文艺“二为”方向，把刊物办好，成为宣传电影、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原广电部部长艾知生曾嘱办公厅致函《电影评介》许多文章写得不错，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呼声。原广电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曾给《电影评介》题词为《电影评介》是电影报刊百花园中得一枝山杜鹃。她火红、鲜艳、颇具特色。希望山杜鹃的园丁们更加对她辛勤培育、护理、浇灌，使她深叶茂。不断开出新的花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贵州籍老红军陈沂给《电影评介》记者说：任何时候，不要把刊物的特点丢掉……贵州出名的有茅台酒，希望你们也象茅台酒那样打出去。几十年来，还有不少电影界的专家学者给《电影评介》极大的支持，象陈荒煤、陈播、钟惦棐、罗艺军、郑雪莱、秦裕权、章柏青以及我们贵州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的领导。
如今，编辑部的老同志都已经离开刊物退休在家。我也离开编辑部做着其它工作。但是，那些温馨的记忆成了我们心灵深处永久的珍藏。我们时时刻刻牵挂和关注着刊物的每一点变化和进步。与七、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做刊物难度更大。市场的变化、读者口味的变化、电影的变化考验着刊物的领导们。他们每一步都在艰难跋涉、苦苦探索。欣喜的是，我们看到《电影评介》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特色和个性。电影评论的文化本性本不考虑市场效应和商业得失，文化批评的任务只着眼于作品本身。但是，残酷的市场和利润指标又是做刊物的人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这之间的矛盾，使得领导们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电影这个行业是有责任的。这种责任，就是确定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它把国家和世界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有这些既有责任，又有眼光、守土有责的领导和同仁，《电影评介》与我国的电影事业一样，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试图用一种较为随意的方式来纪录《电影评介》走过的某一段经历。想说的话似乎远远没有说完。说什么呢?与其说是怀念过去，更愿说是寄希望于未来。希垫《电影评介》能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迈着稳健、开放的脚步，逐步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接受洗礼、接受考验；希望四十年、五十年……我们还能看到《电影评介》，还能与她相聚在某个地方，进行心与心的碰撞和交流。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但愿大家能从中感受到我对她的祝福和期待。我永远都是《电影评介》的忠实读者，因为我与她真情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