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石志坚采访地点:上海市某监狱
　　采访对象:解瑛瑛(化名)入监缘由: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刑期:有期徒刑9年
　　
　　好像知道迟早会有人来找她,来挖掘她的故事。解瑛瑛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珍藏了不少与乔妈妈的故事……
　　
　　和往常一样,那天我照例去监狱的教学楼,为一些外地籍犯人补习初小文化课。突然,监狱教育课的队长带领一群志愿者走了进来。教育科的张科长把我介绍给了他们,说我原毕业于一所师范学院,后来在上海的一家公司搞业务接洽工作。现在利用我有教师职称的特长,帮其他犯人补习文化。
　　我不好意思与他们对视,低着头。我知道自己是个犯人,遇见不相识的人更显得窘迫和失落。这时人群当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开口问我:“进来几年了?”“5年了。”她又问我:“还剩几年?” 我压住喉咙,轻声地回答说:“还有3年。我原判9年,前年减了1年刑。”我生怕被坐在底下的犯人听到,不管怎么样,我好坏在这些学生们的眼里也是一名教师。教师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否则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当时队长要用我的特长,请我出来担任犯人的教师,我说什么也不愿意。自己做人并不光彩,有什么资格给别人传授知识呢!而队长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份美差,这也是你的改造任务。”我才勉强同意。
　　那位中年妇女接下来说我样子不像犯人,倒像一个言传身教的教师。我有些疑惑,她的话是在讽刺还是在赞扬呢?我不由定睛看了她一眼。她烫着短发,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显得简洁干练。
　　
　　解瑛瑛的声音十分好听,而且有磁性。她应该像她曾经选择就读师范学院那样,选择教师的职业。想起这个,她酸楚地一笑说:离开学校我才知道没有什么应该的事,只有做好应变的准备……
　　
　　那个中年妇女就是乔妈妈,她对我十分感兴趣,想等我刑满释放后,请我到她那里的街道为外地民工扫盲,上文化课,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尴尬地说:“这不太可能,在监狱里为其他犯人上文化课,是我在改造。而今后一旦成了自由人,我没有这个勇气去干这个职业。受教的学生知道我是一个从监狱里走出来的老师,谁还会愿意安心地坐下来听我讲课?再说,社会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监狱里走出来的人,还能容忍我们走上授业解惑的讲台吗?”
　　这时,张科长出来打圆场,“现在谈这些问题可能太远了,但你解瑛瑛,也不应该忘记帮教志愿者的这份情意。”
　　告别了志愿者后,我刚要开始讲课,突然,乔妈妈又退了回来。她打着招呼问我姓名、岁数和籍贯等情况。走后还把我拉到门外,对我说:“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通过你们的队长和我联系。”
　　那晚,我想了很多,而临走前的那一段话,把我的思绪搅得翻滚不断。
　　直到第二次,她又来监狱看我,我才知道她是一名个体户老板,专营餐饮业,赚了不少钱。现在她想为社会做些公益事情,听说她想把在老百姓那里赚的钱回报给老百姓,旁边的人都叫她乔老板。我不好这样叫,就改叫她乔老师。这次她见到我时与上次完全不一样,可能上次人多言杂。这次在管教队长的引荐后,她就亲切地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一条长凳上,与我一起坐下,拉起了家常。她说:“如果上次不是听了你们张科长介绍你与家人有一段难以弥补的裂痕的话,我也不会这么着急来见你,想在你痛苦的时候帮你一把。”
　　
　　她突然停下,问记者要不要倒一杯开水。人们可以发觉,她不仅声音好听,笑起来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微微上翘也十分漂亮。这么甜美的姑娘,怎么会与父母协调不好关系呢?
　　
　　我与母亲没有什么矛盾,而恨的是我父亲。人的心理有时十分古怪,越是亲近的人一旦闹了别扭,越是显得特别恨。我师范学院毕业后,父亲对我说:“放弃做教师的理想吧!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办公司,他愿意接受你去他那里工作。一来可以照顾你,二来也可以让你留在大城市,做个上海人!”我说我对公司内的钱、数字甚至人际关系都不感兴趣。母亲在一旁劝我:“你爸爸为你好,全都为你前途着想!”我听了父母的话,放弃了回东北老家的机会,在父亲朋友郭叔叔那里谋了一个职业。我从一个普通的员工,被很快提拔为分管接洽业务的副主任,起先我以为这是郭叔叔在有意培养我,但后来接二连三的事让我一直不安心,常常做噩梦。我就把资金运作中一些不正当的内幕告诉给父亲听,想求得他的指点,没想到父亲不分青红皂白批评我:“你年纪轻,又缺乏办公司的经验,听你郭叔叔的话没错!”
　　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却让我无法收场,而那个郭叔叔却推得一干二净。被送进拘留所的第一天起,我就恨我的父亲,如果没有他强加于我的选择,安排我在上海工作,如果我向他透露我的怀疑,能及时得到他指点迷津的话,我就不会有阴差阳错的人生,就不会走进监狱这个地方。
　　有一次中秋节前,队长说有人来探视。当我刚跨进会见大厅,就看见妈妈远在候见厅门口等着,手里还提着一盒月饼。我真想放开喉咙叫一声多时没见的妈妈,可一见到旁边还有我的父亲,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突然间委屈、冤枉、伤感,什么滋味都一下子涌了上来,我拔腿就往回跑,不管后面队长怎么叫我,我却不回头,一口气跑到监房大门,冲进自己的监舍,扑倒在床上就放声地哭出来……
　　我实在无法原谅父亲,让我刚开始走向社会就惨重地摔了一跤,要不我可能早就成为一名学生尊重的教师,早就在外自由自在地生活。
　　这是我离开父母身边以后唯一一次看到他们,其实我很想见我的母亲,但由于我父亲在一边,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事后听队长说,当时父亲很伤心很郁闷,抱住候见厅内的水泥柱子深深地垂下了头,流下了眼泪。回去后不久,他的高血压病又犯了,突发脑溢血,造成了半身不遂。
　　
　　“乔老师得知你现在与家人的这些情况后,她是怎么想的呢?”记者问道。解瑛瑛用两个手指擦拭着慢慢从眼眶里挤出的泪水,轻声地说:乔老师很关心我,给我留下联系方式和通信的地址,还说有机会要去东北看看我的父母亲。
　　
　　与乔老师接触多了,我渐渐地开始依恋像妈妈一样年龄的乔老师。乔老师也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坦率地提出了她的看法。说我既懂事又不懂事。说我懂事吧,现在懂得了好坏之分,尝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说我不懂事吧,事到如今还不懂得父母的真正用心,还不懂得去宽慰他们,做儿女的是无法割舍与父母的一片亲情。
　　有一次,她真的去我东北的家,回来后与我谈了不少我父母的一些状况。她说我父母是很传统、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把苦难推给别人,说我母亲在身体也不好的情况下,还在默默照料我父亲。他们知道女儿已经很不幸了,不能再让家里的不幸延续。听了乔老师传递给我的家中情况,我不能不再次打开尘封的记忆。从前我做错事的时候,父母没有半句怨言和责备,仍是疼爱我、庇护我。为什么这次父亲好事没做好,我就不认他了呢?就会滋生这么大的狠心来断绝亲情呢?想到这里,我不由紧紧抱住眼前的乔妈妈,放声大哭起来。乔妈妈轻声地说,就放声地哭吧,好让泪水彻底清洗自己的心灵。
　　
　　“听你队长说,乔老师自己也有一个女儿,而且正在本市一家名牌大学读书。” 她大概是听出了记者这个话题的用意,尴尬地一笑说:起先我以为她可能有私心,现在我感到内心很愧疚,也很渺小。
　　
　　上个月的一天,我30岁生日。其实进了监狱根本没有心思过生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拿着教材走进教室。突然队长跟了进来,紧接着宣布一个决定:“今天上午,我们临时搞一个活动,请每位学生参加。”大家不由面面相觑,我更是感到奇怪。就在大家想猜队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时,我的主管队长高声宣布:“今天是解瑛瑛30岁生日,借这次上课的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共同祝她生日快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接下来队长又说:“你们看谁来了?”我回头一看,只见乔老师笑盈盈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大的蛋糕。队长对大家说:“我们也没有想得那么周到,还是昨天晚上乔老师打来电话,她说明天是解瑛瑛的30岁生日。我想在监狱里为她办一个生日庆祝会,询问干警是不是允许。值班队长马上请示监区领导,监区领导又请示了监狱长。监狱长说,只要有利于犯人改造就好,也应该保护社会帮教志愿者的积极性。”
　　乔老师忙把话接了过来:“其实你们当中的每一位,如果在家里,你们的父母或者亲人都会帮助你们记住这一天。因为30岁是一个人生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你们在大墙内度过,但也是一个人的特殊经历。”这时我的眼睛彻底模糊了,满脸布满了泪水,一下子扑进了乔老师的怀里,放声地叫唤:“乔老师,你就是我的妈妈!”乔老师抚摸我埋在她胸前的头,亲切地说:“我真想让你叫我一声妈妈,但我不希望在监狱里听到。我希望你哪一天走出大墙后,在外面响响亮亮地叫我一声妈妈!”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采访手记
　　采写完“大墙内一段特殊的母女情”后,我突然想到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社会多种资源聚集在封闭森严的监狱内,是不是会产生浪费?一群特殊的帮教志愿者,把关爱渗透进被法律惩罚的罪犯中间,是不是值得?
　　媒体曾报道一则杀人犯得到社会好心人帮助的新闻,引起了不少民众的微词,尤其是被害者家属的抗议。我理解和同情类似被害者家属的呐喊,我也希望社会凝聚各种爱的力量,帮助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和受害者。毕竟,爱是无私的,爱是无疆的。帮助一个家庭,拯救一个灵魂,均是蓝天下爱心所及。关键是我们这些采访者,抱着什么动因、什么角度、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