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以平常心和恬淡的心境缓解了年轻人内心的紧张感，给予引导年轻人面对生活采取达观豁然的态度，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慰藉。同时，他的文风自然平实，符合年轻人对“自然”生活状态的向往。因此今天的年轻人更热爱汪曾祺。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 年轻人 热爱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已如隔世之音。资讯发达，媒介多元的今日，直接冲击感官的图像和音频获得了更多的受众，作家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捧，追随的读者日益稀少。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仍受年轻人热捧的纯文学作家之一。细察之，汪曾祺回应了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内心需求。
当下年轻人生活的社会进入了指数变化时代，现在和未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化让许多年轻人无所适从。成长二十余年间，世界早已天翻地覆。父辈的经验已成古人言。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难免体验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错位。对生活有越多的渴望，越有挫折的风险。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也许只是祝词。
此时不少年轻人开始抱怨时代的认可不够，缺乏上升渠道，但本质上源于自身缺乏积淀，无法交出有价值的成果。导演大师黑泽明虽然主要从事影视，但也始终强调阅读，在纪录片《黑泽明的电影人生》，他提到“今天的年轻人不读书……要是没有丰富的储备，你就无法去创造……创造源于记忆。记忆是你的创造之源，你不可能无中生有，无论它是来自阅读，还是来自你的亲身体验，你脑子里有东西，才可能去创造。”没有厚积无以薄发。碎片化的阅读风行，而深度阅读匮乏。躁动的鼓点在跳跃，而冷静的思索被淹没。不读经典成为通病。
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通过重读汪曾祺，走近经典，在经典中获得精神的支持力，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经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新文学试图启蒙大众，但不可能要求大众都有能力和兴趣去靠近极具有思辨力和精神洗礼性的作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机制就要求文学批评者在选择和建构作品经典性的时候考量到大众认知水平和审美感受力。而汪曾祺的作品一方面以炉火纯青的语言造诣广受学者肯定，另一方面又以其题材的生活化和语言的韵味为读者喜爱，频繁登上各大书籍电商销售热榜。在学院派与大众审美之间，获得了少见的通融渠道。
读者之所以选择汪曾祺，当然不能排除网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维惯性——趋易的阅读习惯。当然，易读并不是作品的缺点，而是汪曾祺淡然达观的人生态度下的产物。年轻人阅读汪曾祺，实际上是通过阅读的方式靠近“生活家”，体察社会生活。汪曾祺的作品没有刻意的教化，但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中，管窥生活的饱满多姿。
同时，汪曾祺看似“佛系”的生活态度恰恰给予年轻人以人生观的启发。与老一辈相比，当下的年轻群体熟练地在网络表达自我，他们一面渴望宣泄现实的压力又一面担心宣泄不当受到秩序化生活的反击，因此惯于采用娱乐化的自嘲。大多通过调侃的方式疏解自我的压抑感。互联网的弹幕、豆瓣、微博等成为他们制造“狂欢”的“广场”。巴赫金将中世纪的人们生活状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一个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2]但这种两面化的生活状态，实则是个体难以自我调适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征。若缺乏正确引导，年轻人容易陷入以‘嘲弄讽刺’为主要特征的犬儒主义心态。而这样的引导并不能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能完成，需要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
汪曾祺经历人世沧桑，阅过的苦难远超今天多数年轻人，但他以豁达的人生观看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人间气候。如同《端云》[1]破相的端云沦为粗使丫头本是人间悲剧，却因祸得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的哲学并非“糊弄学”，而是回归平常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当肉体的安稳不再，唯有平常心可以化为坚强的后盾。汪曾祺给年轻人一碗高级“鸡汤”，镇定驱寒。
然而这碗鸡汤里头不全是温补，还带着点苦味。他的苦并无妨害，倒是丰富了味觉。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检测，有苦为衬，人性之甘甜更见滋味。雪中送炭，有雪之寒更见炭之暖。汪氏以“散文化”[3]的叙事，讲述《岁寒三友》中三个人生境遇悬殊的朋友没有导向阶层分化，而是以卖田黄石资助潦倒朋友的温暖结局将友情又回拢到了一起。可见，汪曾祺并不主张借区别于他人的拉踩式行为获得优越感的生活姿态。他的内心崇尚的是人道主义的温情。
他并不讳言人间苦难，不过他的苦难里有温暖，符合人性深处的趋暖性。单纯而羞涩的乡土恋情在他的笔下羞涩地萌芽，有别于今日性话语的直露无隐。小英子与明海的小脚印，锡匠和巧云的复杂心事，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波澜若有若无地拍打读者的情绪。
当下的个体时刻体验着自己的渺小，在价值多元化的大潮中迷乱。但也正是如此，小人物的细微体验取代精英话语的宏大奇观，成为文明的独特记忆。人物虽小，仍有声音的存在。在汪氏小说里，可以看到一群对生活非常投入的人。陈相公们、陶先生们都是渺小如蚁的平凡人，他们的愿望朴素而又真诚。但他们的卑微并不指向锱铢必较和自暴自弃。最本分的个体身上保有父辈遗留下来的优秀品质，生动地生活着。就像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一群平凡无奇者，亲切地上演着最日常的世俗景观。
但是汪曾祺写世俗并不俗，倒带有一点雅致。尤其他的散文着力于发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带着无功利的美感自觉，有著对于世俗成规的逾越，呈现人性的率真和自然的洒脱。也因此，汪曾祺散文的受欢迎度远胜于他的小说。热爱汪曾祺文字的人希望获得的不是扣人心弦的故事会快感，而是沉浸于汪曾祺的笔力撑起的一方悠然自得的天地。消泯了价值判断之后，世界红即是红，绿即是绿，一切都是最本真的模样。小人物没有被时代异化，他们不是小蚂蚁也不是被抽动的陀螺。背井离乡的无名小贩与来去有时的候鸟也相差无几。
这种美感最令人称道之处在其文字没有矫饰，素颜对人，依旧天生丽质。网络心灵鸡汤的自欺欺人和语言的粗躁早就不足以抚慰人心。就像对美颜相机和持妆假面审美疲劳的年轻人突然看到丁真俊朗的朴素面孔为之吸引，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给年轻人带来的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亲切感。生活细物、人间烟火、民间鲜活方言、老庄哲学等等素材经文火慢炖，方熬出一锅炉火纯青的汪曾祺美文。
汪曾祺写生活的散文最受欢迎。尤其是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散文《五味》。中国人讲究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精确测量，中国人对酸甜苦辣咸的“少许”和“适量”的把握尤见功力。汪曾祺能以寥寥数语，不加褒贬地道明食物之味。看似平实的语言背后是热忱的生命，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势。如今年轻作家闭门写作常有铆足劲儿的刻意痕迹，但适得其反，虚构过度的生活根本立不住脚。而汪曾祺写散文贴着生活写，俨然繁华落尽的自然陈说。仿佛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将自己生活过的一切娓娓道来。
人如其文。若记流水账则枯燥乏味，而技法过甚则反噬其文。散文这一文体虽然门槛低，但最考验写作者的人生境界。散文藏不住自己，生活的态度和性情躲不过读者的雪亮眼睛。今日一些作文者首先写作态度就不诚实，为文时“硬作”、作伪，并无多少真性情。写游记故作古人姿态，乡愁亦无病呻吟，仔细盘问，并无古趣也无乡人之寡欲，怎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唯有汪曾祺的生活，过成了他散文的样子。一人成一文，无可替代。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著;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70.
[3]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02）：116-126.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 年轻人 热爱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已如隔世之音。资讯发达，媒介多元的今日，直接冲击感官的图像和音频获得了更多的受众，作家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捧，追随的读者日益稀少。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仍受年轻人热捧的纯文学作家之一。细察之，汪曾祺回应了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内心需求。
当下年轻人生活的社会进入了指数变化时代，现在和未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化让许多年轻人无所适从。成长二十余年间，世界早已天翻地覆。父辈的经验已成古人言。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难免体验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错位。对生活有越多的渴望，越有挫折的风险。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也许只是祝词。
此时不少年轻人开始抱怨时代的认可不够，缺乏上升渠道，但本质上源于自身缺乏积淀，无法交出有价值的成果。导演大师黑泽明虽然主要从事影视，但也始终强调阅读，在纪录片《黑泽明的电影人生》，他提到“今天的年轻人不读书……要是没有丰富的储备，你就无法去创造……创造源于记忆。记忆是你的创造之源，你不可能无中生有，无论它是来自阅读，还是来自你的亲身体验，你脑子里有东西，才可能去创造。”没有厚积无以薄发。碎片化的阅读风行，而深度阅读匮乏。躁动的鼓点在跳跃，而冷静的思索被淹没。不读经典成为通病。
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通过重读汪曾祺，走近经典，在经典中获得精神的支持力，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经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新文学试图启蒙大众，但不可能要求大众都有能力和兴趣去靠近极具有思辨力和精神洗礼性的作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机制就要求文学批评者在选择和建构作品经典性的时候考量到大众认知水平和审美感受力。而汪曾祺的作品一方面以炉火纯青的语言造诣广受学者肯定，另一方面又以其题材的生活化和语言的韵味为读者喜爱，频繁登上各大书籍电商销售热榜。在学院派与大众审美之间，获得了少见的通融渠道。
读者之所以选择汪曾祺，当然不能排除网络时代培养起来的思维惯性——趋易的阅读习惯。当然，易读并不是作品的缺点，而是汪曾祺淡然达观的人生态度下的产物。年轻人阅读汪曾祺，实际上是通过阅读的方式靠近“生活家”，体察社会生活。汪曾祺的作品没有刻意的教化，但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中，管窥生活的饱满多姿。
同时，汪曾祺看似“佛系”的生活态度恰恰给予年轻人以人生观的启发。与老一辈相比，当下的年轻群体熟练地在网络表达自我，他们一面渴望宣泄现实的压力又一面担心宣泄不当受到秩序化生活的反击，因此惯于采用娱乐化的自嘲。大多通过调侃的方式疏解自我的压抑感。互联网的弹幕、豆瓣、微博等成为他们制造“狂欢”的“广场”。巴赫金将中世纪的人们生活状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一个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2]但这种两面化的生活状态，实则是个体难以自我调适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征。若缺乏正确引导，年轻人容易陷入以‘嘲弄讽刺’为主要特征的犬儒主义心态。而这样的引导并不能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能完成，需要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
汪曾祺经历人世沧桑，阅过的苦难远超今天多数年轻人，但他以豁达的人生观看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人间气候。如同《端云》[1]破相的端云沦为粗使丫头本是人间悲剧，却因祸得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的哲学并非“糊弄学”，而是回归平常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当肉体的安稳不再，唯有平常心可以化为坚强的后盾。汪曾祺给年轻人一碗高级“鸡汤”，镇定驱寒。
然而这碗鸡汤里头不全是温补，还带着点苦味。他的苦并无妨害，倒是丰富了味觉。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检测，有苦为衬，人性之甘甜更见滋味。雪中送炭，有雪之寒更见炭之暖。汪氏以“散文化”[3]的叙事，讲述《岁寒三友》中三个人生境遇悬殊的朋友没有导向阶层分化，而是以卖田黄石资助潦倒朋友的温暖结局将友情又回拢到了一起。可见，汪曾祺并不主张借区别于他人的拉踩式行为获得优越感的生活姿态。他的内心崇尚的是人道主义的温情。
他并不讳言人间苦难，不过他的苦难里有温暖，符合人性深处的趋暖性。单纯而羞涩的乡土恋情在他的笔下羞涩地萌芽，有别于今日性话语的直露无隐。小英子与明海的小脚印，锡匠和巧云的复杂心事，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波澜若有若无地拍打读者的情绪。
当下的个体时刻体验着自己的渺小，在价值多元化的大潮中迷乱。但也正是如此，小人物的细微体验取代精英话语的宏大奇观，成为文明的独特记忆。人物虽小，仍有声音的存在。在汪氏小说里，可以看到一群对生活非常投入的人。陈相公们、陶先生们都是渺小如蚁的平凡人，他们的愿望朴素而又真诚。但他们的卑微并不指向锱铢必较和自暴自弃。最本分的个体身上保有父辈遗留下来的优秀品质，生动地生活着。就像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一群平凡无奇者，亲切地上演着最日常的世俗景观。
但是汪曾祺写世俗并不俗，倒带有一点雅致。尤其他的散文着力于发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带着无功利的美感自觉，有著对于世俗成规的逾越，呈现人性的率真和自然的洒脱。也因此，汪曾祺散文的受欢迎度远胜于他的小说。热爱汪曾祺文字的人希望获得的不是扣人心弦的故事会快感，而是沉浸于汪曾祺的笔力撑起的一方悠然自得的天地。消泯了价值判断之后，世界红即是红，绿即是绿，一切都是最本真的模样。小人物没有被时代异化，他们不是小蚂蚁也不是被抽动的陀螺。背井离乡的无名小贩与来去有时的候鸟也相差无几。
这种美感最令人称道之处在其文字没有矫饰，素颜对人，依旧天生丽质。网络心灵鸡汤的自欺欺人和语言的粗躁早就不足以抚慰人心。就像对美颜相机和持妆假面审美疲劳的年轻人突然看到丁真俊朗的朴素面孔为之吸引，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给年轻人带来的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亲切感。生活细物、人间烟火、民间鲜活方言、老庄哲学等等素材经文火慢炖，方熬出一锅炉火纯青的汪曾祺美文。
汪曾祺写生活的散文最受欢迎。尤其是充满市井烟火气的散文《五味》。中国人讲究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精确测量，中国人对酸甜苦辣咸的“少许”和“适量”的把握尤见功力。汪曾祺能以寥寥数语，不加褒贬地道明食物之味。看似平实的语言背后是热忱的生命，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势。如今年轻作家闭门写作常有铆足劲儿的刻意痕迹，但适得其反，虚构过度的生活根本立不住脚。而汪曾祺写散文贴着生活写，俨然繁华落尽的自然陈说。仿佛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将自己生活过的一切娓娓道来。
人如其文。若记流水账则枯燥乏味，而技法过甚则反噬其文。散文这一文体虽然门槛低，但最考验写作者的人生境界。散文藏不住自己，生活的态度和性情躲不过读者的雪亮眼睛。今日一些作文者首先写作态度就不诚实，为文时“硬作”、作伪，并无多少真性情。写游记故作古人姿态，乡愁亦无病呻吟，仔细盘问，并无古趣也无乡人之寡欲，怎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唯有汪曾祺的生活，过成了他散文的样子。一人成一文，无可替代。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著;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70.
[3]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02）：116-126.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