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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往读此书，乐于看学生辈勾勒出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画像。学生笔墨风姿各有不同，有儒雅的，有深透的，有直言的，也有端着架子放不下的，执笔者不同，便要你综合地来看这幅画像。不过客观讲，学生写老师或老师写学生，都未必合适。因为关系一定，话便不好说。当年戴震婉拒姚鼐拜师，说古代的所谓“友”，“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戴震全书》第六册，P373，黄山书社，1995)表面的原因也是不愿为师生名分所牵制，愿留一友，不愿多一个白发门生。然而今日重读，观老师如何言传身教，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学术权威，再对比今日之学风与今日之境况，感慨也多。
前一段读到周振鹤的《评教授为什么用量化标准》(《南方周末》2009年2月4日)。文章说：“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为什么过去凭几篇论文就可以评上教授而现在不行?因为过去学术水平的高低自有公论，一篇优秀的论文可以胜过几部无用的专著。”“在学术权威性已经流失的今天，没有人说了算，那么量化考核就自然大行其道了。”
学术界没有权威，这个问题是应该怪师父还是怪徒弟?今天在文史研究领域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有一大批人，以四五十岁的为主，第一看不起古籍整理，认为校注、笺证的著作不算著作，自以为研究性的论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分量重。可拿一页白文给他，标点都加不对。第二看不起考证学，认为是下死功夫，死下功夫，繁琐考证，乾嘉末流；是旧斧头，钝了，过时了；不用脑袋做学问，用屁股做学问；还给他们取名说“记忆性文化族群”。读这本书，可以驳斥这两个方面的偏见，廓清思想。
二
先看看前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柴德赓回忆说：“他(陈垣)教学生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要学生自己去找，自己去点，然后到他那里去对。他要学生核对书中材料是否真实，来源如何。他曾经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一书把引用别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标点。陈先生就要求学生去标点，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懂得目录学的最有效的办法。”(《励耘书屋问学记》，P28。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种子就是这样播撒出去的，难道“皇皇之华”是凭空从湿地里冒出来的吗?史树青也回忆说：“先生教授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隔年开一次。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埼亭集》为课本，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先生对各生标点的原文和考证的文字，一一认真修改。通过修改，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帮助。”(P78)
现在大学里的教授有哪一位是这样授课的?就算扩招以后生源大不如前，学生的根柢不好，但一大把人里面总归会有一两颗读书的种子吧。没有合适的土壤，没有悉心的栽培，全靠种子自己发芽，“权威”无从产生。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陈垣颇受人诟病。陈寅恪《诗存》中至少有两首诗讥刺他这位年长十岁的老朋友。但有一件事，陈垣死活不肯跟风。1957年1月4日，陈垣为《历史研究》杂志审查罗尔纲《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写下《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死活不肯承认旧考据是“不科学”的。择善固执，令人肃然。(《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
其门弟子在回忆文章中也不避嫌猜忍不住感慨：“解放以来，有些人研究历史，不下这基本功夫，鄙夷校勘、考证为不足道，满足于东抄西抄，沿讹踵谬而不自知，难怪他们写的东西经不住考验。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亲受业于先生之门的人，自己下的功夫既不深，没有作出成绩，更不能将薪火传给下一代，真是太愧对先生了!”(P158)
《旧唐书》上说，唐文宗大和二年，刘蒉在制科考试中以“国亡”告皇上，最后落第。李邰说：“刘蒉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也。”千年以后，陈氏弟子以“学亡”告天下，不知天下诸公如何回答?
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寒心，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段玉裁为戴东原作年谱，说：“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此也许适用于戴氏，然并非公理颠扑不破。如今那么多二国手、三国手，怎么就教不出大国手?所以“教”字上有问题。
三
陈垣去世后，邵循正为他写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不知有无微词。
1954年陈去信问杨树达在干什么，杨说在“法高邮”；陈又去信说“法高邮不若法韶山”。高邮，指二王；韶山，不言而喻。
陈寅恪的弟子唐长孺评价陈寅恪说：“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王钱作后尘。”王指王鸣盛，钱指钱大昕。(《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P466，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前面不作殿军，后面甘为后尘，可作对比。
蔡尚思回忆：“陈师曾在与友人书中，自述其史学思想的变化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遵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目知录》，今年又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P24)
我们看到，陈垣走了一条从“精密考证”到“有意义的考证”的路。陈寅恪序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虽日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正是其意义所在。《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皆可作如是观。而《通鉴胡注表微》是踵钱大昕《通鉴胡注辨证》而成，则明显矣；钱大昕曾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陈垣研读顾炎武亦踵其后。作不作“殿军”暂且不论，陈垣由考据起端当为定论，一生成绩亦由是起家。
所谓“有意义的史学”，从特征上来看，自然摆脱了清代学者支离破碎、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学风，但反过来想一想，没有乾嘉作根柢，一上来就追求“有意义的史学”，那就如同小孩子还不会走就赶着去跑。这种高兴而慌张的学问，容易摇身晃倒。我们今天就好似要将陈垣先生的路倒过来走，一心要出自己的专著。陈先生这条路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值得我们借鉴。解放以来，批判繁琐考证，强调有意义的学术，但在文史哲人才培养这一方面，倒逐渐显出不足。缺乏最初的严密训练，导致了后来的根基不稳和无根游谈。于是援外以救内，谈炫西洋之学，为自己贴科学的标签。陈寅恪 引用的“不树新义，未负如来”，呈现新的内涵。又，二十几岁的学子就立誓发愿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书未读过，便作高谈。蔡尚思回忆：“直到一九三三年，还来书教导我道：‘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P8)为什么会趋之若鹜，究其因，有趣自是其一，轻松更是关键。考据学是极其辛苦的，我们从陈垣弟子关于点读《日知录》的记述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义理”之追求，搞不好更像“想象力的游戏”。
提到考证，除了“繁琐考证”之外，还容易让人理解为囿于书斋而不出，脱离现实，“以书堆证书堆”，于是考证学被人看作是“纸上考古”。其实不是。看陈垣的做法，柴德赓回忆：“《四库全书》修成后，有的书很少有人翻过，所以切过后，尚未分开，页与页还粘在一起。他曾经带领几个中学生到馆内，专门去点页数。”(P27)又说：“抗战时期，他发现一块地方有明末遗民的语录，但这些材料在一个小庙里，而这座小庙破破烂烂，有几百年没有人进去了，灰尘很厚，蚊子特别大，特别多，老先生他就先打了预防针，然后进庙里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里翻啊看啊，吃了饭又去了。凡是什么地方发现有材料他总是不管远近，不辞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么书，他就废寝忘食地去读。”(P38)可见傅斯年所谓“动手动脚”亦不过考证学题中之义。
我们把王国维取地下出土之物与书上之材料互证的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后来又称叶舒宪有所谓“三重证据法”，只是称谓上的强调，本皆考证之义，反对“静坐书斋”而已。史学大师陈援庵教会我们何谓完整的考证学。
四
否定考证学是由批判胡适引起的，后来思想解放，这思想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从思想上轻视考证学到今天教学上不注意训练学生扎实的考据基本功，如今产生不了学术的权威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人们应该说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程千帆就把自己的外孙女送到陈尚君那里去学考证，不正是看到这一点吗?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教学上的努力，似乎还未曾有人“出力傻干”，陈门弟子“愧对”之责还萦绕耳边。
读此书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也可以说是疑问，就是12篇文章中没有陈述的回忆文章。陈述是陈门早期弟子，依我看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陈寅恪1942年就曾为其《辽史补注》作序。纪念陈垣的文集里没有陈述的片言只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往读此书，乐于看学生辈勾勒出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画像。学生笔墨风姿各有不同，有儒雅的，有深透的，有直言的，也有端着架子放不下的，执笔者不同，便要你综合地来看这幅画像。不过客观讲，学生写老师或老师写学生，都未必合适。因为关系一定，话便不好说。当年戴震婉拒姚鼐拜师，说古代的所谓“友”，“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戴震全书》第六册，P373，黄山书社，1995)表面的原因也是不愿为师生名分所牵制，愿留一友，不愿多一个白发门生。然而今日重读，观老师如何言传身教，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学术权威，再对比今日之学风与今日之境况，感慨也多。
前一段读到周振鹤的《评教授为什么用量化标准》(《南方周末》2009年2月4日)。文章说：“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为什么过去凭几篇论文就可以评上教授而现在不行?因为过去学术水平的高低自有公论，一篇优秀的论文可以胜过几部无用的专著。”“在学术权威性已经流失的今天，没有人说了算，那么量化考核就自然大行其道了。”
学术界没有权威，这个问题是应该怪师父还是怪徒弟?今天在文史研究领域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有一大批人，以四五十岁的为主，第一看不起古籍整理，认为校注、笺证的著作不算著作，自以为研究性的论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分量重。可拿一页白文给他，标点都加不对。第二看不起考证学，认为是下死功夫，死下功夫，繁琐考证，乾嘉末流；是旧斧头，钝了，过时了；不用脑袋做学问，用屁股做学问；还给他们取名说“记忆性文化族群”。读这本书，可以驳斥这两个方面的偏见，廓清思想。
二
先看看前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柴德赓回忆说：“他(陈垣)教学生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要学生自己去找，自己去点，然后到他那里去对。他要学生核对书中材料是否真实，来源如何。他曾经要学生去读顾炎武的《日知录》。《日知录》一书把引用别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而且不加标点。陈先生就要求学生去标点，找出哪些是引文，从什么地方引来的，这样不仅读了《日知录》，而且也读了其他很多有关的书。这是懂得目录学的最有效的办法。”(《励耘书屋问学记》，P28。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种子就是这样播撒出去的，难道“皇皇之华”是凭空从湿地里冒出来的吗?史树青也回忆说：“先生教授史源学实习，是历史系三、四年级及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隔年开一次。都有很多学生听讲。此课的讲授方法，有时是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鲒埼亭集》为课本，每周选讲文章一篇，讲前各生需手抄原文，自行标点断句，并找出文章的史料来源，逐条考证，然后由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各生每次考证原稿，交先生批改，下周上课发还。先生对各生标点的原文和考证的文字，一一认真修改。通过修改，对学生研究历史以及撰写论文的方法都有很大帮助。”(P78)
现在大学里的教授有哪一位是这样授课的?就算扩招以后生源大不如前，学生的根柢不好，但一大把人里面总归会有一两颗读书的种子吧。没有合适的土壤，没有悉心的栽培，全靠种子自己发芽，“权威”无从产生。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陈垣颇受人诟病。陈寅恪《诗存》中至少有两首诗讥刺他这位年长十岁的老朋友。但有一件事，陈垣死活不肯跟风。1957年1月4日，陈垣为《历史研究》杂志审查罗尔纲《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写下《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死活不肯承认旧考据是“不科学”的。择善固执，令人肃然。(《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
其门弟子在回忆文章中也不避嫌猜忍不住感慨：“解放以来，有些人研究历史，不下这基本功夫，鄙夷校勘、考证为不足道，满足于东抄西抄，沿讹踵谬而不自知，难怪他们写的东西经不住考验。我感到遗憾的是，像我这样亲受业于先生之门的人，自己下的功夫既不深，没有作出成绩，更不能将薪火传给下一代，真是太愧对先生了!”(P158)
《旧唐书》上说，唐文宗大和二年，刘蒉在制科考试中以“国亡”告皇上，最后落第。李邰说：“刘蒉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也。”千年以后，陈氏弟子以“学亡”告天下，不知天下诸公如何回答?
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寒心，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段玉裁为戴东原作年谱，说：“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此也许适用于戴氏，然并非公理颠扑不破。如今那么多二国手、三国手，怎么就教不出大国手?所以“教”字上有问题。
三
陈垣去世后，邵循正为他写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不知有无微词。
1954年陈去信问杨树达在干什么，杨说在“法高邮”；陈又去信说“法高邮不若法韶山”。高邮，指二王；韶山，不言而喻。
陈寅恪的弟子唐长孺评价陈寅恪说：“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王钱作后尘。”王指王鸣盛，钱指钱大昕。(《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P466，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前面不作殿军，后面甘为后尘，可作对比。
蔡尚思回忆：“陈师曾在与友人书中，自述其史学思想的变化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遵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目知录》，今年又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P24)
我们看到，陈垣走了一条从“精密考证”到“有意义的考证”的路。陈寅恪序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虽日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正是其意义所在。《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皆可作如是观。而《通鉴胡注表微》是踵钱大昕《通鉴胡注辨证》而成，则明显矣；钱大昕曾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陈垣研读顾炎武亦踵其后。作不作“殿军”暂且不论，陈垣由考据起端当为定论，一生成绩亦由是起家。
所谓“有意义的史学”，从特征上来看，自然摆脱了清代学者支离破碎、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学风，但反过来想一想，没有乾嘉作根柢，一上来就追求“有意义的史学”，那就如同小孩子还不会走就赶着去跑。这种高兴而慌张的学问，容易摇身晃倒。我们今天就好似要将陈垣先生的路倒过来走，一心要出自己的专著。陈先生这条路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值得我们借鉴。解放以来，批判繁琐考证，强调有意义的学术，但在文史哲人才培养这一方面，倒逐渐显出不足。缺乏最初的严密训练，导致了后来的根基不稳和无根游谈。于是援外以救内，谈炫西洋之学，为自己贴科学的标签。陈寅恪 引用的“不树新义，未负如来”，呈现新的内涵。又，二十几岁的学子就立誓发愿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书未读过，便作高谈。蔡尚思回忆：“直到一九三三年，还来书教导我道：‘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P8)为什么会趋之若鹜，究其因，有趣自是其一，轻松更是关键。考据学是极其辛苦的，我们从陈垣弟子关于点读《日知录》的记述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义理”之追求，搞不好更像“想象力的游戏”。
提到考证，除了“繁琐考证”之外，还容易让人理解为囿于书斋而不出，脱离现实，“以书堆证书堆”，于是考证学被人看作是“纸上考古”。其实不是。看陈垣的做法，柴德赓回忆：“《四库全书》修成后，有的书很少有人翻过，所以切过后，尚未分开，页与页还粘在一起。他曾经带领几个中学生到馆内，专门去点页数。”(P27)又说：“抗战时期，他发现一块地方有明末遗民的语录，但这些材料在一个小庙里，而这座小庙破破烂烂，有几百年没有人进去了，灰尘很厚，蚊子特别大，特别多，老先生他就先打了预防针，然后进庙里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里翻啊看啊，吃了饭又去了。凡是什么地方发现有材料他总是不管远近，不辞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么书，他就废寝忘食地去读。”(P38)可见傅斯年所谓“动手动脚”亦不过考证学题中之义。
我们把王国维取地下出土之物与书上之材料互证的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后来又称叶舒宪有所谓“三重证据法”，只是称谓上的强调，本皆考证之义，反对“静坐书斋”而已。史学大师陈援庵教会我们何谓完整的考证学。
四
否定考证学是由批判胡适引起的，后来思想解放，这思想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从思想上轻视考证学到今天教学上不注意训练学生扎实的考据基本功，如今产生不了学术的权威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人们应该说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程千帆就把自己的外孙女送到陈尚君那里去学考证，不正是看到这一点吗?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教学上的努力，似乎还未曾有人“出力傻干”，陈门弟子“愧对”之责还萦绕耳边。
读此书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也可以说是疑问，就是12篇文章中没有陈述的回忆文章。陈述是陈门早期弟子，依我看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陈寅恪1942年就曾为其《辽史补注》作序。纪念陈垣的文集里没有陈述的片言只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