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至2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中国。中日两国在2018年初的这次外交互动，被外界解读为两国关系持续改善的一个迹象。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河野太郎时表示，在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重温条约精神，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妥善管控分歧，使今年成为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的机遇之年。
　　“机遇之年”，也是中国发出的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在世界大国中，中日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相向而行”，做出改善双边关系的姿态，有一个相互试探、逐步酝酿的过程。从这个过程，才能看出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何在，为何2018年可能成为“机遇之年”。
　　相向而行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该条约缔结20周年、30周年的1998年和2008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都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两次访问，也成为那个阶段中日关系由冷转暖的转折点。把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文件周年纪念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契机，是中日外交的一个特点，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两国高层的政治默契。
　　这次河野太郎访华期间，中日双方都提到了“40周年”。1月22日在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安倍首相也提到了这一点，表示希望在合适的时间访华，并实现中国领导人尽早访日。这一切，都使政治默契有了转化为外交行动的可能性。
　　李克强总理会见河野太郎时，两人不约而同使用了“相向而行”。此前中方多次对日方提过这一表述，但从中国的角度看，安倍政府此前在行为上“背道而驰”的成分总多于“相向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开始回暖的过程，也是安倍政府开始朝“相向而行”靠拢的过程。
　　安倍政府“相向而行”的第一个信号，是对中国“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2017年5月中旬，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安倍派出了以“知华派”重量级政治人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首的代表团与会。安倍政府的这一举措，与此前以对抗性的姿态看待“一带一路”的做法拉开了距离。
　　2017年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日本。在这次访问中，从安倍本人到其内阁的官房长官、外相、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自民党干事长，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以及前首相福田康夫、前议长河野洋平等日本重要政界人士，都与杨洁篪进行了会晤。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日“相向而行”。
　　據日本媒体报道，正是在那次访问中，安倍政府提出了2018年实现中日领导人互访的想法。
　　接下来的6月5日，安倍首次在公开场合对“一带一路”做出积极表态。7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借出席德国汉堡G20峰会的机会实现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安倍主动提出，日本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合作，借此改善两国关系。
　　2017年11月，在越南的APEC峰会与菲律宾的东盟系列峰会期间，安倍首相先后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实现了会晤。日本媒体注意到，日本首相在一次外访中与中国两位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情况并不多见，认为这是中日关系回暖的重大信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的那些峰会期间，安倍刻意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低调，更没有像此前那样公开指责中国。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安倍提出“打造新时代日中关系的基础”，并当面邀请习近平尽早访问日本。习近平回应称，中日关系改善进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双方应该是顺势而为，拿出更大的决心，付出更大的努力，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由此可见，正是2017年中日尤其是日方一系列的“相向而行”，为2018年两国关系改善奠定了基础。同样的道理，判断中日关系回暖能否持续，是否继续“相向而行”仍将是一个风向标。
　　动力何在
　　中日关系开始迈出改善的步伐，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是个重要的分析切入点。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让日本逐渐认识到其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外交层面，如果安倍政府不改变对抗性的态度，中日关系即便改善，幅度和空间也会很有限。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因素。“安倍经济学”事实上扮演了自民党多次大选中的“助选器”。但近年来，“安倍经济学”已经尽显疲态，失去了发展后劲。为了继续稳定执政，安倍需要对其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刺激日本经济增长。
　　去年11月在越南与习近平会晤期间，安倍提议中日两国探讨在第三国开展合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第三方合作最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领域，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习近平在去年5月会见二阶俊博时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寻找“一带一路”商机，与中国企业探索合作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第三方合作得以顺利实施，不仅有可能成为中日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还有助于拓展两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中日建交以来，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双边外交关系恶化的期间，压舱石仍在发挥作用。近年来，日企在华投资大幅下滑，与高峰时期的2011年相比已经下降57%。但日企在华投资的存量依然庞大，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依然举足轻重。
　　根据相关数据，2016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总数超过7万家，远远超过外国在华企业数量排名第二的美国（8000多家）。80%的在华日企称实现了盈利，其中26%的盈利比在日本国内多。日本贸易振兴会2016年1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52.8%的在华日企将维持在中国的经营规模，另有40.1%表示将扩大在华业务，计划缩减业务或撤离中国市场的仅占7.1%。
　　去年中日关系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并稳定向好，日本企业界的作用不容忽视。2017年4月中旬，日本经团联牵头成立了官方与民间协作的“交流促进实行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借“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4月底，安倍政府就宣布将派政要出席5月的“一带一路”峰会。 　　经济因素提供的动力，在逻辑上属于中日双边层面的范畴。但中日关系向来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两国都表现出改善关系的意愿，与“特朗普因素”不无关系。特朗普入主白宫对中日两国的外交都造成了影响，不同的只是受影响的程度。
　　为了应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稳定包括对日关系在内的周边关系，对中国来说更显迫切。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降低，甚至出现孤立主义倾向，对安倍政府的“冲击”远比对中国要大得多。
　　长期以来，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甚至贸易政策，都以日美同盟为依托。特朗普的“不可预测”，促使安倍需要通过改善对华外交，来为日本战略环境增加“可确定性”。或许安倍本人并无太大对华示好的动力，但“特朗普冲击”迫使他不得不软化“中国心结”。
　　从日本舆论的分析看，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朝核问题。朝鲜近年来在核导技术上的突破，给日本造成的危机感是不言而喻的。1月22日在国会讲话时，安倍把朝鲜核导开发问题，视为二战以来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严峻、紧迫的安全威胁”。
　　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斯蒂芬·纳吉日前撰文称，安倍明白，朝核危机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缓和日中关系，有可能鼓励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压力。日本《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也分析称，毫无疑问，确保朝鲜半岛稳定的需求，推动了中日关系走向稳定。“长远来看，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东京与北京改善关系。”
　　乍暖还寒
　　“我们注意到日方近来在对华关系上释放的正面信息，但两国关系在积极面增多的同时，仍面临不确定因素，可谓乍暖还寒。”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河野太郎时这样说。“乍暖还寒”也是对目前中日关系现状的恰当评价。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安倍政府的行为还停留在试探性的阶段，本质上并没有上升到对华外交政策的层面。目前的“积极态度”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存在不确定性。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安倍政府对中国牵头的亚投行，态度依然谨慎和消极，间或还在暗中较劲。安倍对华外交“战略竞争”的底色并非消褪。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关系都会带有明显的战略竞争特点，这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在释放对华改善关系善意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着力经营“价值观同盟”，推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方安全合作”。
　　近年来安倍外交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把重点要么放在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要么放在印度、澳大利亚等与中国出现外交摩擦的国家。这些不可避免都会增加中国对安倍政府的战略疑虑，不利于中日战略互信的构建。
　　在钓鱼岛问题上，截至目前安倍政府并没有展现出实质性的合作姿态。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再起波瀾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2016年底，日本悄悄把对台湾事务机构“交流协会”，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中国对日本今后这样的“小动作”，不可能视而不见。
　　从安倍开始，日本开始进入政治人物代际更替的阶段。也就是说，活跃在日本政坛上的，大多数都是二战后出生的政治人物。某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老一辈政治人物即将彻底退出政治舞台，更关注如何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新生代，正在主导日本未来的方向。一个更加“正常”的日本，给中日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比确定性更大。
　　从日本的角度看，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具有“不确定性”，但目前东京可以“确定”的是日美同盟对日本的战略价值。特朗普1月30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安倍政府能否与中国相向而行，中日关系能否走出乍暖还寒，我们拭目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