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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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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四月，耶鲁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应普林斯顿大学之邀发表当年度的塔纳人类价值讲座。阿克曼向在场听众并且最终是向美国宪法学者乃至整个社会敲响了一声宪法的警钟：“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暑假过后，哈佛大学出版社于十月份出版了阿克曼的同名新著《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Bruce Ackerm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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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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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期
其他文献
“学术”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是，要说清楚却实属不易，尤其是当我们把它纳入到一个东西方的差异语境下。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起源，在我国应该追溯到晚清的西学东渐，这里的西学显然指涉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罗志田提及，早在一八九六年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便将西学归为两类，“理科”的众多学科为“学”，而诸如“史志、官制、学制、法制一类，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
春节前上海传来讯息:友人朱小平埋头多载写就的一百三十多万字巨著问世了,我为之兴奋。日前朱小平特地赴京送来样书给老友胡德平,同时邀德平和我月内赴沪出席他此著的发行式。可惜,胡兄即将出访,同时我也将公干赴外调研而不能应邀成行,兴奋之余也甚抱愧,在此谨向朱小平致歉。 世纪初，中央统战部在山东威海召开探讨我国物流发展研讨会上我与朱小平相识。七八年来经常长谈彻夜,或晤面或在电话中。从经济到历史,从国内到
身穿条纹囚服，左胸缝着囚号155915，德国总理默克尔神情悲愤地隔着铁丝网向外张望。她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这当然不是真的，而是波兰一份畅销周刊近期的封面。由于一部德国电视剧将德国人描述为二战“受害者”，引起波兰人不满，就借着恶搞默克尔发泄。可怜的默克尔就这样“中枪”。 所谓恶搞，是指用滑稽、搞笑等方式表达出自己心里对某些人物和事物的看法，如今在西方，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对政要的恶搞花样百出
现在看来，仅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面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体制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确切含义至少应当包括：一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社会主体同样也多元化，并按一定秩序组成生活共同体。利益协调、共识认同等构成秩序的基础；二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体制要在市场失灵，尤其是在资本权力失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约束，防止利益过度集中。除此之外，社会体制还取决于人类社会
一 一九五七年初春鸣放时，梁思成身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出任全国及北京市人大、政协多个职务，并没有在学校、京城官场上公开发表“过激”的言论，甚至反而显出难得的静默。但是一到外地，受整体形势的鼓动，情绪一时失控之下，难免还会说出一些“张扬”的言语。 当年三四月鸣放最热闹的时节，梁思成随民盟中央负责人胡愈之等人到沈阳，胡出面邀请几位沈阳的民盟盟员进行座谈。与会的几位沈阳教授都反映在“百家争鸣”中，
辛辛苦苦当演员 上世纪50年代，刘晓庆出生在四川涪陵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左邻右舍都知道，刘家大女儿调皮捣蛋得出奇，越是禁止的事她越要做，游泳、爬树、拔邻居家的萝卜……一天到晚疯玩，还经常逃学。为了监管她的行动，父母和老师联手做了一张表格，把刘晓庆每天离家、到校、放学、到家的时间全部记录下来，但还是管不住她。刘晓庆宁愿在树上“搭窝”也不回家。 “那时我挨了好多打，但随便怎么打都不求饶。有一次母亲把
一九八五年我读了新版的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增订本）》，书中有几处论到清代蒙古族诗人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其时我因教学需要，正在研究法式善的诗文，知道他还有一部诗话著作，系钞本，到当时北京柏林寺的原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也没寻觅到。钱先生既然在书中谈到这部“诗话”，心想他一定知道此书的下落，便冒昧地写信向钱先生求教。出乎意料，几天以后收到复函： 尧坤同志教席：奉书敬悉。《梧门诗话》经眼者，忆亦是转钞本，
无论东方西方，都曾经有一个时期将语言看做神圣的。《圣经》中的“太初有道”之“道”即“语言”，也即神。神通过命名创造了世界；在古希腊，人的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由能说话来规定的；中国古人也一度把语言当做崇拜的对象。《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制字成功之时，“天雨粟，鬼夜哭”。因为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从此能开万物之智、显圣贤之秘，能记古今之治乱、著人物之贤奸。人们感叹道：若天下无字，万古如长夜。由于文字有
“底层叙事”应该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极端化体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底层叙事”，它的伸张度就非常有限。也正因为比较极端，所以它可能是直接地面对了并且只书写了还在为吃饱肚子奔忙的人群，于是，“底层叙事”总给人的印象是太政治化，或者像有人说的是“新左翼文学”。进而会让有些人担心这类文学会因具体的“政治性”而走得太远。这种认知即便不是过虑，也是对“底层”与“底层叙事”应有内涵的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