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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他言辞犀利，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他是一个经常处于风口浪尖的人，而这也无疑使他成为了舆论焦点，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一切，皆源于他的个性使然。他客观地揭示了一些经济学现象的本质，直中要害。比如：中国经济已陷入两难境地；中国的经济迟早要出问题等。近日，记者从茅于轼先生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他为什么选择经济学等方面对他进行了专访。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走进了茅于轼先生位于北京南沙沟小区的家里。首先接待记者的是他的夫人赵燕玲女士。她热情地把记者迎进客厅后说，我去房间把他喊出来。一会儿，茅于轼先生从里面屋子走出来，在我旁边的沙发坐了下来，一边将拿在手里的助听器往耳朵上戴，一边说：“我耳朵听力不行，你说话声音要大点。”
因为之前在一次论坛上见过茅于轼先生，相互间做过简短交流，因此，这次的见面，没有生疏感。茅于轼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你有啥问题，直接问吧。”说这话时，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
祖母和伯父茅以升都对我影响不小
茅于轼先生是一位87岁的耄耋老人，多年来活跃于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有人甚至称他为社会活动家。对此，记者问茅于轼先生，这是否是受著名的桥梁专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伯父茅以升的影响？
“对自己影响比较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伯父，一个是祖母。”茅于轼先生表示，不光他与伯父茅以升的关系密切，两家的来往本身就密切。而这其中有个原因，茅以升住的地方与他住的地方很近。那时，茅以升住在东单的胡同里，他住在王府井。
茅于轼先生说，茅以升是我爸爸的哥哥，而且他的专业是工程，我的专业也是工程，所以有很多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聊。他对我的影响在于，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他对很多事情能够有特别的见解。比如，他对中国的工程教育，提出过“习而学”的模式，他的想法很有创造性。“习而学”的思想源自《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而我祖母对我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她对教育的重视，使我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我爸爸这辈人中，留学生很少，不像现在，但我祖母非常有远见。我祖父是六十岁去世的。当时家庭并不富裕，但她还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出去留学。茅以升是老二，还有个老大，我爸爸是老五，中间老三、老四夭折了。我童年时，我祖母就教我写大字，今天我能写大字卖钱，与祖母有关。
半路转行是时代造成
茅于轼先生原本研究铁道科学最后转向研究经济学，这个跨度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提及原因，他表示，这是时代造成的。
茅于轼先生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受父亲影响，1946年，茅于轼先生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研究。1950年毕业后，他舍弃上海滩的繁华，响应国家号召，到艰苦地方建设祖国，主动报名，远赴千里之外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在那里，他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当火车司机。
1955年，茅于轼先生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饱尝饥饿的滋味。“所以我分外珍惜粮食，这也是我对中国的耕地特别关注的原因。”“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茅于轼先生这才正式踏上经济学研究之路。1979年，他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被学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那个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我需要找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茅于轼先生说，我本来学工程，后来我发现工程的用处远远没有经济学对国家的用处大，所以我对经济学逐渐感兴趣，于是开始转向。另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的数学很好，大学毕业后，学了四年的数学，我又把经济学看成个数学问题，我得出了经济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学是离不开数学的。可以说没有一篇论文不用数学的。我的数学很好，所以就通过数学进入到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先生申请调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先生与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是个纯粹的民间研究机构，茅于轼先生也因此游走在主流经济学家之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民间经济学者”。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交流平台
茅于轼先生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从创办至今有20多年了，作为一家民营机构，有独立的声音，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可贵的，这对中国经济、社会都非常需要，这也说明它是成功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吸纳了当前不少有创造性、有独立性的经济学家、学者，而且都是体制外的，靠什么把他们吸引过来呢？茅于轼先生说，是因为独立的声音。我们给他们一个发言的平台，他们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广告、发表文章。而我们是不同于政府的声音。这个就是天则所存在的价值。文章主要是在天则研究所的网站上发，也有双周一次的学术会。这些独立的声音有机会在我们会上讲出来，这个会议有记录，记录后在网上发布，所以这是一个给独立学者的机会，也是经济学家和学者之间的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挨骂也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早在几年前，茅于轼先生曾写过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一出，引来了不少骂声。几年过去了，记者再次问起是否还坚持这个观点时，他说，挨骂也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记者问：为什么？茅于轼先生表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两个都不能少。你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国家没有富人，全都是穷人。也就是说，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保护富人，都是穷人了，你想变富人的机会都没有了，想法都没有了。 事实上，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知者甚多，为穷人办事，却很少为人所知。比如，茅于轼先生创办了“扶贫基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等，他还为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更直接的是捐款。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而不是一味坚持公有制。因为引进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茅于轼先生说。
近两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搞得企业想找投资方向都难，因为赚钱的路都给政府垄断了，你进不去。这个跟世界的发展潮流也不符合。要保护财产，保护人身，给他充分的自由，给财产充分的自由，让他的资金都有自由流动的机会，自由流动就能够找到最佳的配置。
为什么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自由国家？不管是土地，是资本，是人，都能够自由。我们改革成功也是因为扩大了自由。原来农民不能进城，现在不但可以进城，还可以创业，还可以出国。有了这些自由，我们的效率就提高了。
教育与医疗不能靠市场
“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是有争论的。所有的服务在市场里面都是产业化的。你的吃、穿、用、居、住、行都是产业化的，都是商业提供给你的。按照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你能吃到烤面包，是面包师想要赚钱，所以你能吃到烤面包。这是他要为你服务。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都是这样的。教育为什么不同？”茅于轼先生说，教育涉及到公平问题，这跟医疗一样。如果你不管公平的问题，那教育和医疗都该市场化，那大家只知道赚钱就对了。如果教育产业化，你拿钱买教育，你没钱，不能受教育，这怎么行呢？没钱不能看病，这也不行的。所以教育和医疗就不能完全靠市场，主要靠政府。但教育和医疗难以实现它的公平性，这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全世界对医疗的问题有好多的方案，但是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但还是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差别是永远的，差别就造成了不公平的问题。这也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效率是不考虑公平，完全靠市场，那是发展得非常快的，但对底层的人非常不利。所以有公平，就不能完全靠市场，市场的效率就降低，这是个永远的问题，是相互牵扯、相互制约的一个问题。
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
早在2008年，茅于轼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当时，在场的国家粮食储备局一位原局长听后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茅于轼的结论“经不起讨论”。几年过去后，记者再次问起茅于轼先生，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茅于轼先生表示，三年自然灾荒饿死那么多人，是不是缺耕地？当然不是，从解放到现在六十年，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我们现在吃得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不但吃粮食，还吃用粮食做饲料生出来的肉、蛋、牛奶等各式各样的食品，无疑是吃得更好更多了，但耕地却减少了，你怎么解释？
这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商业的进步。商业进步减少了粮食的紧张，很多人不懂，懂的只是袁隆平提高了粮食产量，认为他了不起。当然，他是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商业。从各省的粮食自给，到各省之间的粮食交换，这个是商业问题，是商业解决了大问题。
过去要求粮食自给，意思就是说各个省之间没有粮食交换，因此有粮食生产优势的省份发挥不出优势来，粮食生产有劣势的省份只能忍受它的劣势，不外购，这是愚蠢的。当时我们还说不要跟国际上的粮食市场发生贸易关系。这个愚蠢与不允许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是一样的。 所以粮食安全不是靠耕地，而是靠贸易交换。所以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是完全没必要的。它的坏处是土地用途转换要审批，创造出寻租贪污的机会，而且妨碍了土地的合理使用。设置这个红线，是有害的，它妨碍了地尽其用，人尽其才。
一般人总认为土地加劳动能够产出粮食。所以土地越多，劳动越多，粮食也越多。相反，土地或劳动越少粮食也越少。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
解决土地紧张的方法是用好每一块土地，绝不要用错。土地的用途很多。如果用得不恰当，就会浪费土地资源，使土地更紧张。划一条红线恰好妨碍了土地的合理使用，加剧了土地的紧张。怎样能使土地用好？让市场来作决定。一块土地做什么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计划决定，不是18亿亩这个非市场的命令做决定。
中小食品企业的发展受阻是面临不公平竞争
在业界，中小食品企业被比喻为“长不大的企业”，由此也道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艰难。中小食品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茅于轼表示，只有把全部的国企私有化。因为中小企业面对的是不公平竞争。
从国企来讲，有很多优惠。首先是贷款，银行贷款给国企是没有风险的，但贷给私企是有风险的，这下就把私企卡住了，没有资金运作。所以应该把全部的国企私有化。凭竞争，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途径。我写了一篇文章《不要迷信公有制》。文章中提到，首先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它们占用了巨大资源，无论是资金、土地、矿藏或各种配额，可是产出却很低。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平，还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其次是国企内部贪污腐化，这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就要解放思想。经济学的原理就是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它是损失效率的。效率好的企业，没有机会上来，是不公平竞争。私有企业竞争不过国有企业。只有全部私有化，中小企业的发展才有出路。
家庭对事业有很大贡献
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茅于轼先生说，我的家庭对我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的家庭是非常圆满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都生活得不错。在教育子女上，我花了很多心思，儿子的教育都是我管的。因为他上学时遇到“文革”，学校里学不到东西。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之后，他就考上了，他就靠我的教育。
说到这里，茅于轼先生得意地呵呵笑了起来。
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的赵燕玲女士说，家里事他基本不管，洗衣擦地都是我干。1958年，大跃进，我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以后想复职，因为各种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可以复职了，我年纪也大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所以我就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工作。我支持他的事业。我们是1955年结婚的，现在钻石婚都过了。
赵燕玲和茅于轼是远房亲戚，赵是茅“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他称之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茅则是赵“姑妈儿子的三次方”。是茅于轼的姑妈的舅妈把他们拉在一起的。
赵燕玲说，最初我对茅于轼并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一是他在齐齐哈尔工作，从苏州到齐齐哈尔太远了。二是介绍人说他在开火车。在我脑子里头，一个开火车的司机，满脸黑灰，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对我是一见钟情。是他给我写了头一封信的时候，我父亲看到了这封信，觉得这个小伙子非常有才华，字又好、文又好。所以我父亲说，这个人，缺点就是一个远，优点就是家庭的背景比较了解；第二个是比较有才华，所以到后来经过交往以后，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才华、有个性、又是一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从这方面来讲，我看上的是他的优点。缺点就是工作单位太远。优点是改变不了的，但缺点是可以改变的。到现在，通过六十一年的证明，我这条路还是选对的。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走进了茅于轼先生位于北京南沙沟小区的家里。首先接待记者的是他的夫人赵燕玲女士。她热情地把记者迎进客厅后说，我去房间把他喊出来。一会儿，茅于轼先生从里面屋子走出来，在我旁边的沙发坐了下来，一边将拿在手里的助听器往耳朵上戴，一边说：“我耳朵听力不行，你说话声音要大点。”
因为之前在一次论坛上见过茅于轼先生，相互间做过简短交流，因此，这次的见面，没有生疏感。茅于轼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你有啥问题，直接问吧。”说这话时，他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
祖母和伯父茅以升都对我影响不小
茅于轼先生是一位87岁的耄耋老人，多年来活跃于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有人甚至称他为社会活动家。对此，记者问茅于轼先生，这是否是受著名的桥梁专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伯父茅以升的影响？
“对自己影响比较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伯父，一个是祖母。”茅于轼先生表示，不光他与伯父茅以升的关系密切，两家的来往本身就密切。而这其中有个原因，茅以升住的地方与他住的地方很近。那时，茅以升住在东单的胡同里，他住在王府井。
茅于轼先生说，茅以升是我爸爸的哥哥，而且他的专业是工程，我的专业也是工程，所以有很多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聊。他对我的影响在于，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他对很多事情能够有特别的见解。比如，他对中国的工程教育，提出过“习而学”的模式，他的想法很有创造性。“习而学”的思想源自《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而我祖母对我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她对教育的重视，使我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我爸爸这辈人中，留学生很少，不像现在，但我祖母非常有远见。我祖父是六十岁去世的。当时家庭并不富裕，但她还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出去留学。茅以升是老二，还有个老大，我爸爸是老五，中间老三、老四夭折了。我童年时，我祖母就教我写大字，今天我能写大字卖钱，与祖母有关。
半路转行是时代造成
茅于轼先生原本研究铁道科学最后转向研究经济学，这个跨度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提及原因，他表示，这是时代造成的。
茅于轼先生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铁道机械专家茅以新。受父亲影响，1946年，茅于轼先生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攻铁道机车研究。1950年毕业后，他舍弃上海滩的繁华，响应国家号召，到艰苦地方建设祖国，主动报名，远赴千里之外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在那里，他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当火车司机。
1955年，茅于轼先生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他饱尝饥饿的滋味。“所以我分外珍惜粮食，这也是我对中国的耕地特别关注的原因。”“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茅于轼先生这才正式踏上经济学研究之路。1979年，他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被学界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
“那个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我需要找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茅于轼先生说，我本来学工程，后来我发现工程的用处远远没有经济学对国家的用处大，所以我对经济学逐渐感兴趣，于是开始转向。另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的数学很好，大学毕业后，学了四年的数学，我又把经济学看成个数学问题，我得出了经济学里面最基本的道理。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学是离不开数学的。可以说没有一篇论文不用数学的。我的数学很好，所以就通过数学进入到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茅于轼先生申请调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主攻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
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先生与制度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是个纯粹的民间研究机构，茅于轼先生也因此游走在主流经济学家之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民间经济学者”。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交流平台
茅于轼先生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从创办至今有20多年了，作为一家民营机构，有独立的声音，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可贵的，这对中国经济、社会都非常需要，这也说明它是成功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吸纳了当前不少有创造性、有独立性的经济学家、学者，而且都是体制外的，靠什么把他们吸引过来呢？茅于轼先生说，是因为独立的声音。我们给他们一个发言的平台，他们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广告、发表文章。而我们是不同于政府的声音。这个就是天则所存在的价值。文章主要是在天则研究所的网站上发，也有双周一次的学术会。这些独立的声音有机会在我们会上讲出来，这个会议有记录，记录后在网上发布，所以这是一个给独立学者的机会，也是经济学家和学者之间的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挨骂也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早在几年前，茅于轼先生曾写过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一出，引来了不少骂声。几年过去了，记者再次问起是否还坚持这个观点时，他说，挨骂也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记者问：为什么？茅于轼先生表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两个都不能少。你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国家没有富人，全都是穷人。也就是说，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保护富人，都是穷人了，你想变富人的机会都没有了，想法都没有了。 事实上，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知者甚多，为穷人办事，却很少为人所知。比如，茅于轼先生创办了“扶贫基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等，他还为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更直接的是捐款。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而不是一味坚持公有制。因为引进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茅于轼先生说。
近两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搞得企业想找投资方向都难，因为赚钱的路都给政府垄断了，你进不去。这个跟世界的发展潮流也不符合。要保护财产，保护人身，给他充分的自由，给财产充分的自由，让他的资金都有自由流动的机会，自由流动就能够找到最佳的配置。
为什么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自由国家？不管是土地，是资本，是人，都能够自由。我们改革成功也是因为扩大了自由。原来农民不能进城，现在不但可以进城，还可以创业，还可以出国。有了这些自由，我们的效率就提高了。
教育与医疗不能靠市场
“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是有争论的。所有的服务在市场里面都是产业化的。你的吃、穿、用、居、住、行都是产业化的，都是商业提供给你的。按照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你能吃到烤面包，是面包师想要赚钱，所以你能吃到烤面包。这是他要为你服务。所有的衣食住行全都是这样的。教育为什么不同？”茅于轼先生说，教育涉及到公平问题，这跟医疗一样。如果你不管公平的问题，那教育和医疗都该市场化，那大家只知道赚钱就对了。如果教育产业化，你拿钱买教育，你没钱，不能受教育，这怎么行呢？没钱不能看病，这也不行的。所以教育和医疗就不能完全靠市场，主要靠政府。但教育和医疗难以实现它的公平性，这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全世界对医疗的问题有好多的方案，但是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但还是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差别是永远的，差别就造成了不公平的问题。这也就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效率是不考虑公平，完全靠市场，那是发展得非常快的，但对底层的人非常不利。所以有公平，就不能完全靠市场，市场的效率就降低，这是个永远的问题，是相互牵扯、相互制约的一个问题。
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
早在2008年，茅于轼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当时，在场的国家粮食储备局一位原局长听后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茅于轼的结论“经不起讨论”。几年过去后，记者再次问起茅于轼先生，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茅于轼先生表示，三年自然灾荒饿死那么多人，是不是缺耕地？当然不是，从解放到现在六十年，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我们现在吃得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不但吃粮食，还吃用粮食做饲料生出来的肉、蛋、牛奶等各式各样的食品，无疑是吃得更好更多了，但耕地却减少了，你怎么解释？
这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商业的进步。商业进步减少了粮食的紧张，很多人不懂，懂的只是袁隆平提高了粮食产量，认为他了不起。当然，他是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商业。从各省的粮食自给，到各省之间的粮食交换，这个是商业问题，是商业解决了大问题。
过去要求粮食自给，意思就是说各个省之间没有粮食交换，因此有粮食生产优势的省份发挥不出优势来，粮食生产有劣势的省份只能忍受它的劣势，不外购，这是愚蠢的。当时我们还说不要跟国际上的粮食市场发生贸易关系。这个愚蠢与不允许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是一样的。 所以粮食安全不是靠耕地，而是靠贸易交换。所以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是完全没必要的。它的坏处是土地用途转换要审批，创造出寻租贪污的机会，而且妨碍了土地的合理使用。设置这个红线，是有害的，它妨碍了地尽其用，人尽其才。
一般人总认为土地加劳动能够产出粮食。所以土地越多，劳动越多，粮食也越多。相反，土地或劳动越少粮食也越少。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
解决土地紧张的方法是用好每一块土地，绝不要用错。土地的用途很多。如果用得不恰当，就会浪费土地资源，使土地更紧张。划一条红线恰好妨碍了土地的合理使用，加剧了土地的紧张。怎样能使土地用好？让市场来作决定。一块土地做什么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计划决定，不是18亿亩这个非市场的命令做决定。
中小食品企业的发展受阻是面临不公平竞争
在业界，中小食品企业被比喻为“长不大的企业”，由此也道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艰难。中小食品企业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茅于轼表示，只有把全部的国企私有化。因为中小企业面对的是不公平竞争。
从国企来讲，有很多优惠。首先是贷款，银行贷款给国企是没有风险的，但贷给私企是有风险的，这下就把私企卡住了，没有资金运作。所以应该把全部的国企私有化。凭竞争，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途径。我写了一篇文章《不要迷信公有制》。文章中提到，首先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它们占用了巨大资源，无论是资金、土地、矿藏或各种配额，可是产出却很低。由于资源使用的不公平，还损及了社会其他经济成分获得资源的机会，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证明。其次是国企内部贪污腐化，这在私企里面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就要解放思想。经济学的原理就是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它是损失效率的。效率好的企业，没有机会上来，是不公平竞争。私有企业竞争不过国有企业。只有全部私有化，中小企业的发展才有出路。
家庭对事业有很大贡献
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茅于轼先生说，我的家庭对我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的家庭是非常圆满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都生活得不错。在教育子女上，我花了很多心思，儿子的教育都是我管的。因为他上学时遇到“文革”，学校里学不到东西。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之后，他就考上了，他就靠我的教育。
说到这里，茅于轼先生得意地呵呵笑了起来。
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的赵燕玲女士说，家里事他基本不管，洗衣擦地都是我干。1958年，大跃进，我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以后想复职，因为各种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可以复职了，我年纪也大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所以我就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工作。我支持他的事业。我们是1955年结婚的，现在钻石婚都过了。
赵燕玲和茅于轼是远房亲戚，赵是茅“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他称之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茅则是赵“姑妈儿子的三次方”。是茅于轼的姑妈的舅妈把他们拉在一起的。
赵燕玲说，最初我对茅于轼并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一是他在齐齐哈尔工作，从苏州到齐齐哈尔太远了。二是介绍人说他在开火车。在我脑子里头，一个开火车的司机，满脸黑灰，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对我是一见钟情。是他给我写了头一封信的时候，我父亲看到了这封信，觉得这个小伙子非常有才华，字又好、文又好。所以我父亲说，这个人，缺点就是一个远，优点就是家庭的背景比较了解；第二个是比较有才华，所以到后来经过交往以后，认识到他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才华、有个性、又是一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从这方面来讲，我看上的是他的优点。缺点就是工作单位太远。优点是改变不了的，但缺点是可以改变的。到现在，通过六十一年的证明，我这条路还是选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