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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1957年，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提出“在15年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的口号，中国受前苏联的影响，也相继提出了“在15年内，要与苏联赶超美国同步，全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继而，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就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济加速运动，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大跃进运动是一场无视我国客观经济基础，盲目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高速度的全民大生产运动。
（一）指导思想上的“赶超”战略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有着明显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苏联共产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二是毛泽东等我党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导和推动。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口号提出后，就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15年内，我们要与苏联赶超美国同步，全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李富春在此次会议上对赶超英国的主要指标和可能性作了具体论证，并提出了调整中共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随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又进一步宣传了15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的思想集中反映在1958年1月，他写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这就违背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反“反冒进”逐步升级，经济指标越定越高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二五期间要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增长1倍，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设想。
但是，在怎样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上，党内的确存在着不同意见。1956年初，针对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作了很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之后，八大一次会议正确地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批评“反冒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宣称，1956年是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社论指责“反冒进”的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这篇社论第一次在党报上使用“大跃进”一词。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在批语中建议给“大跃进”这一口号发明者授予“一号博士”头衔。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进一步重申和肯定1956年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批评了“反冒进”。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9省2市书记会议）、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都严厉批评了反冒进。这些会议在对“反冒进”和“右倾保守”的不断升级的批判中，完成了全党对“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
尤其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冒进和反冒进的不同意见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毛泽东尖锐地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提出，要在经济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根据南宁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月3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它实际上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成都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生产计划要有两本账”的观点（即中央和地方计划工作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可公布的账，一本是期成的、不公布的账），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本账，即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许多”的“一个多快好省的账”。成都会议的第二本账，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议又一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及薄一波、李先念等人被迫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提出：“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国家经济计划指标不断刷新，超英赶美的时间继续提前。6月钢铁工业部门开始拟定“大跃进”目标，1958年的钢产量由820万吨升至850万吨、1000万吨，最后订为1070万吨。与此同时，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农业会议，提出各自的农业“大跃进”指标。此时，毛泽东的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也一步步提前。6月2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次日，在《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批示说，“超过英国一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了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大跃进运动由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高速度开始而拉开了帷幕。
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一）各地、各部门纷纷制定“跃进”计划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根据会议的精神，对各部向中央汇报的“跃进”指标作了研究，并经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
《要点》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可能不需5年即可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可能3年基本实现。
《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力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要点》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生产指标、新建项目的部署方案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是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的，要以钢为纲，带动其他指标。《要点》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年增长45％、农业年增长21％是完全可能的。
《要点》认为，要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关键是1959年要较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工业方面，钢产量要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过日本、英国；农业方面，粮食要超过6000亿斤，棉花产量超过6000万担。
6月17日，毛泽东对“二五”计划要点作了指示，称赞“这是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要点》提出后，6月16日，李先念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的要点》的报告，提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4000亿元，财政支出4340亿元的总计划。在支出计划中，生产性支出安排占到80％以上。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告对1958年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过高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搞1100万吨。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产钢计划》。该计划称，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将可能争取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6月22日，毛泽东批阅了农业部6月中旬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二五”期间农业所要达到目标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粮、棉产量在5年中都要翻一番。这些高指标的设想和提出，成为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跃进”决策的重要基础。
在提出这些高指标的同时，1958年的夏收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浮夸风。广东汕头和贵州金沙分别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和3025斤的纪录。特别是在7月初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浮夸风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6月30日报道河南遂平县小麦亩产3530斤；7月23日报道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麻城县和福建南安县早稻和花生亩产分别达到36900斤、10000斤；到了9月18日，各媒体竞相报道四川郫县、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分别高达82525斤和130434斤。这样的数字，就连毛泽东也不相信。
面对这些荒唐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纸、广播大加宣传。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的著名科学家甚至不顾科学规律，还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些荒谬报道的可信性。8月22日，安徽省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随后，广东、四川亦宣布自己是千斤省。对这种“大跃进”形势，毛泽东非常兴奋，对8月初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只要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这种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亦给北戴河会议提供了极不真实的数据，使会议的决策建立在高度浮夸的基础之上。
（二）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出席。
北戴河会议重点讨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主要指标》提出，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3516—3706亿元，比已经严重脱离实际的1958年预计完成数还要增长68％。《意见》书提出，要在“二五”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据此目标，“二五”计划意见书对1962年的产量指标，提出了以8000万吨钢为纲的第一本账方案和以1亿吨钢为纲的第二本账方案。这两个方案的钢产量，分别比1957年的实际数增加13.9倍和17.7倍。其他指标也大幅度提高。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9年各项指标，除将粮食压缩到8000亿斤和1万亿斤以外，其他各项均予以肯定。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比1958年更大跃进的计划”。这一决定同时肯定了国家经委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北戴河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对全国“以钢为纲”的“大跃进”风潮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北戴河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对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积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而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决议》对办社的具体步骤、规模也作了具体规定。
北戴河会议关于钢铁翻番的决定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作出，为在实际工作中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造成全局性的错误，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狂热的大炼钢铁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地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直接指挥。中央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和催促大办钢铁。中央还肯定了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的作法。8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百万人。最高峰时达到9000万人。工人、农民、商店职工、学校师生、机关干部，纷纷上阵。在大炼钢铁高潮中，全国上下共建各种小洋炉、小土炉上百万座，广大群众纷纷参与土法炼钢，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致使大片山林被毁掉。不少地方群众把家里烧饭用的铁锅投入炼钢炉；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各个部门也“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到了10月份，钢的日产量高达10万吨、铁的日产量高达37万吨。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1070万吨钢的指标已经完成。实际上，这其中有几百万吨是基本上不能用的土钢土铁。
以钢以纲，一切为大炼钢铁让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挤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首先，它严重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我国的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各种经济关系十分紧张，工农业比例失调。这期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明显失调，钢铁工业一花独放，其他工业一片萧条。其次，它造成了空前的国家财政困难和商品市场紧张。大大超过国力的工业建设和财政支出，导致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必需的各种商品严重短缺。第三，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高估产和高征收，使农村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践踏和侵犯，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农村粮食生产急剧滑坡，三年间粮食产量分别仅为4000亿斤、3400亿斤和2870亿斤，1960年的产量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第四，由于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非正常死亡情况极为严重。
大跃进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它给人们留下的痛苦与教训，则是我们永远必须记取的。
（摘自《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大跃进运动是一场无视我国客观经济基础，盲目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高速度的全民大生产运动。
（一）指导思想上的“赶超”战略
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有着明显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苏联共产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二是毛泽东等我党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导和推动。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口号提出后，就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15年内，我们要与苏联赶超美国同步，全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李富春在此次会议上对赶超英国的主要指标和可能性作了具体论证，并提出了调整中共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随后，《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又进一步宣传了15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不断革命”的思想集中反映在1958年1月，他写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这就违背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反“反冒进”逐步升级，经济指标越定越高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二五期间要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增长1倍，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设想。
但是，在怎样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上，党内的确存在着不同意见。1956年初，针对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作了很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之后，八大一次会议正确地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批评“反冒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宣称，1956年是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社论指责“反冒进”的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这篇社论第一次在党报上使用“大跃进”一词。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在批语中建议给“大跃进”这一口号发明者授予“一号博士”头衔。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进一步重申和肯定1956年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批评了“反冒进”。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9省2市书记会议）、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都严厉批评了反冒进。这些会议在对“反冒进”和“右倾保守”的不断升级的批判中，完成了全党对“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
尤其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冒进和反冒进的不同意见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毛泽东尖锐地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提出，要在经济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根据南宁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月3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它实际上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成都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生产计划要有两本账”的观点（即中央和地方计划工作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可公布的账，一本是期成的、不公布的账），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本账，即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许多”的“一个多快好省的账”。成都会议的第二本账，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会议又一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及薄一波、李先念等人被迫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提出：“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国家经济计划指标不断刷新，超英赶美的时间继续提前。6月钢铁工业部门开始拟定“大跃进”目标，1958年的钢产量由820万吨升至850万吨、1000万吨，最后订为1070万吨。与此同时，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农业会议，提出各自的农业“大跃进”指标。此时，毛泽东的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也一步步提前。6月2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次日，在《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批示说，“超过英国一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了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大跃进运动由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高速度开始而拉开了帷幕。
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一）各地、各部门纷纷制定“跃进”计划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根据会议的精神，对各部向中央汇报的“跃进”指标作了研究，并经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
《要点》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可能不需5年即可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可能3年基本实现。
《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力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要点》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生产指标、新建项目的部署方案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是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的，要以钢为纲，带动其他指标。《要点》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年增长45％、农业年增长21％是完全可能的。
《要点》认为，要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关键是1959年要较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工业方面，钢产量要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过日本、英国；农业方面，粮食要超过6000亿斤，棉花产量超过6000万担。
6月17日，毛泽东对“二五”计划要点作了指示，称赞“这是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要点》提出后，6月16日，李先念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的要点》的报告，提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4000亿元，财政支出4340亿元的总计划。在支出计划中，生产性支出安排占到80％以上。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告对1958年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过高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搞1100万吨。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产钢计划》。该计划称，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将可能争取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6月22日，毛泽东批阅了农业部6月中旬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二五”期间农业所要达到目标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粮、棉产量在5年中都要翻一番。这些高指标的设想和提出，成为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跃进”决策的重要基础。
在提出这些高指标的同时，1958年的夏收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浮夸风。广东汕头和贵州金沙分别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和3025斤的纪录。特别是在7月初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浮夸风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6月30日报道河南遂平县小麦亩产3530斤；7月23日报道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麻城县和福建南安县早稻和花生亩产分别达到36900斤、10000斤；到了9月18日，各媒体竞相报道四川郫县、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分别高达82525斤和130434斤。这样的数字，就连毛泽东也不相信。
面对这些荒唐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报纸、广播大加宣传。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的著名科学家甚至不顾科学规律，还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些荒谬报道的可信性。8月22日，安徽省第一个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随后，广东、四川亦宣布自己是千斤省。对这种“大跃进”形势，毛泽东非常兴奋，对8月初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只要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这种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亦给北戴河会议提供了极不真实的数据，使会议的决策建立在高度浮夸的基础之上。
（二）北戴河会议的“跃进”决策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出席。
北戴河会议重点讨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主要指标》提出，1959年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3516—3706亿元，比已经严重脱离实际的1958年预计完成数还要增长68％。《意见》书提出，要在“二五”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据此目标，“二五”计划意见书对1962年的产量指标，提出了以8000万吨钢为纲的第一本账方案和以1亿吨钢为纲的第二本账方案。这两个方案的钢产量，分别比1957年的实际数增加13.9倍和17.7倍。其他指标也大幅度提高。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9年各项指标，除将粮食压缩到8000亿斤和1万亿斤以外，其他各项均予以肯定。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比1958年更大跃进的计划”。这一决定同时肯定了国家经委提出的“二五”计划指标。北戴河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以及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对全国“以钢为纲”的“大跃进”风潮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北戴河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对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积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而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决议》对办社的具体步骤、规模也作了具体规定。
北戴河会议关于钢铁翻番的决定和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决议的作出，为在实际工作中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造成全局性的错误，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狂热的大炼钢铁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地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直接指挥。中央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和催促大办钢铁。中央还肯定了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的作法。8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百万人。最高峰时达到9000万人。工人、农民、商店职工、学校师生、机关干部，纷纷上阵。在大炼钢铁高潮中，全国上下共建各种小洋炉、小土炉上百万座，广大群众纷纷参与土法炼钢，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致使大片山林被毁掉。不少地方群众把家里烧饭用的铁锅投入炼钢炉；大中型钢铁企业也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各个部门也“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到了10月份，钢的日产量高达10万吨、铁的日产量高达37万吨。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1070万吨钢的指标已经完成。实际上，这其中有几百万吨是基本上不能用的土钢土铁。
以钢以纲，一切为大炼钢铁让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挤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首先，它严重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我国的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和39.6％，各种经济关系十分紧张，工农业比例失调。这期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明显失调，钢铁工业一花独放，其他工业一片萧条。其次，它造成了空前的国家财政困难和商品市场紧张。大大超过国力的工业建设和财政支出，导致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必需的各种商品严重短缺。第三，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高估产和高征收，使农村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受到严重践踏和侵犯，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农村粮食生产急剧滑坡，三年间粮食产量分别仅为4000亿斤、3400亿斤和2870亿斤，1960年的产量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第四，由于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非正常死亡情况极为严重。
大跃进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它给人们留下的痛苦与教训，则是我们永远必须记取的。
（摘自《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