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发展模式恰恰证明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不断改进，实践环保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双赢。等到节能方案帮人们省了钱、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之后，节能意识也随之更加深入人心。
　　从一个完全依赖能源进口的丹麦，到一个“全欧洲最节能”的丹麦，欧洲“环保标兵”丹麦一直以其独特的增长模式为世人提供良好的参照模板。2005年，丹麦的GDP比1990年增长了75％，能源消费增长却几乎为零，这一奇迹般的增长模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康妮：首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通过价格机制来促使节能。其次，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人们对气候变化了解越多，就更加愿意珍惜环境。我相信向人们解释珍惜环境的理由并不困难，如果地球需要在未来支持90亿的人口，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寻找节能方案和更智能的方案。人们终将意识到，在资金和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浪费资源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有责任向人们解释这些，让他们了解到自己是如何与环境紧密关联的。
　　
　　中国的挑战
　　《南风窗》：中美现在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前两位的国家，而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中国又因为是发展中国家而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您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现象?
　　康妮：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领域 做出更多的贡献，它应该立即着手开展节能方案。现在的问题是，只要美国不节能减排，中国就不会节能减排，因为中国会问，为什么是我们?我相信由奥巴马主导的新政府会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节能减排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处理也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省钱，可以创造更多的“绿色就业”机会，有专家预测，如果美国能够更认真地对待环境问题，将在国内创造出400～500万个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中国也并不是索马里那样的非洲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也应该在节能减排中承担自己的责任。诚然，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理应比中国做得更多，因为中国还在高速发展当中。但是，要知道，欧盟27国的碳排放量只占到全世界总量的14％，即便我们100％地削减碳排量，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作为，也于事无补。最重要的是，大国们必须有所行动，否则全球减排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南风窗》：“先污染后治理”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您怎么看?
　　康妮：我倒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有很多前车之鉴可以参照，又有先进的技术可以利用。所谓“先污染后治理”都是我们这些欧洲国家所经历过的，我们也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对环保认真起来。我们的经验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非常昂贵，并且污染时间越久，结局越难收拾。中国完全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量地缩短或者跳过这个阶段，为什么不现在就使用污水处理设施?为什么不现在就为汽车排放设定标准?
　　《南风窗》：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要解决它，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康妮：从短期来看，最容易得到回报的举措就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尤其在经济仍然高速发展的阶段。应当制定一定的标准，辅以政策支持，并有效地利用市场。在此过程中，执行能力很重要。
　　《南风窗》：在中国，环保部门没有执法权，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也没有强制权，那么在丹麦，政府如何处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
　　康妮：首先我们对企业设有准入条件，如果你想在某个行业有所发展，必须符合一定的排放标准才能申请进入。即便已经进入某个行业，如果违背这些标准，政府仍有权力关闭违规企业，吊销其执照。企业对这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也会认真对待所有来自政府的建议，否则代价过于高昂。这些都写在法律与法规之中。
　　《南风窗》：您对中国的环保NGO有何看法和建议?
　　康妮：我对中国本土的NGO并不算太熟悉，但是我昨天刚刚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代表处进行了一场气候对话。我认为，NGO积极加入到环境问题中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与NGO保持持续联系并获得反馈是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