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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天下之本的农业，对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更是重中之重。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2月19日至20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着重提到“农业供给侧”，农村会议更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这份意见，有望成为2017年中央1号文件。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对于担负农业供给侧改革基层组织者与施行者重任的县域而言，农业供给侧又该如何落子？
积压的玉米与紧俏的牛羊
2016年12月14日，新疆库尔勒市，牛羊肉价格上涨。新疆兴农网的消息显示，当日，羊肉零售价约43元/公斤，比上月上涨1—2元/公斤；牛肉零售价约55元/公斤，比上月上涨2—3元/公斤。
分析牛羊肉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活牛羊出栏少，牛羊货源紧俏，收购量相对减少；二是气温下降，牛羊肉需求明显增加；三是气候原因使进入山區购买牛羊交通不便，牛羊运输成本增加。
另一边，作为饮料之一的玉米，市场价格却不升反降：12月中旬，北方港口玉米收购价格暂弱势稳定于1530—1570元/吨，对吉林和部分黑龙江玉米的限收则成了新常态。港口收购价格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即从自新粮开秤以来最高的1735元/吨一路回落。广东港口同样如此，辽吉玉米成交价格贴于成本浮动在1700—1720元/吨，而此前高点是11月中旬的2030—2060元/吨。
一升一降，农业端的供给矛盾显露无遗。
“要着力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此次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农”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农业的长远发展。
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12连增，尤其是玉米，从2003年的1.15亿吨上升到2015年的2.24亿吨，翻了近一番，有关部门透露，目前我国的粮食库存已经超过了3亿吨。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的粮食净进口量也达到2.2亿吨，供需缺口加大和粮食生产过剩并存，这种悖论说明：粮食生产结构出现了问题，农业的供给侧已经发生了偏差。
鉴于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2016年11月1日，四川省政府发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四川农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在推进农产品有效供给、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品牌农业发展和市场开拓、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和农业生态保护与治理六个方面发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四川还提出，要在巩固粮油、生猪等优势基础上，大力发展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道地药材、草食性牲畜、地方名优水产品等市场紧缺优质农产品。同时，打造休闲农业景区、农业主题公园、农业风情小镇，5年内规模经营主体、主要获证农产品和农资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集中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作为全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四川，已走在全国前列。
“三权分置”的土地重构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从合到分间，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帷幕，从此，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创新精神的标杆。到2012年，小岗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0200元。
历史的车轮滚过30余年，如今，中国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正让新一代农民从土地上离开，“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想种地”“谁来种地”成了困扰农村的难题之一。
34年前有安徽小岗村，34年后有四川五星村。五星村，一个与国旗上的五星高度契合的名字，为化解农村土地难题开始了艰难的探路。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五星村的探路同样如此。
2012年4月，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经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后，44户人家当场签字，成立了崇州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44户农户把自家承包地的经营权集中交到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经营。
小岗村的18户农民，五星村的44户农家，都只占极少数，敢吃螃蟹的都是极少数者。入社的户数不到全村总户数的1/10。回忆当时不入社的原因，五星村8组村民王怀俊说：“怕又回到大集体时挣工分的年代，况且，入社了还不一定挣钱呢。”
一年后，合作社400元的保底金兑现了，44户农家按约定赚了钱，合作社还小有盈余。2013年，全村518户的1148亩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入社后，每亩地每年保底300斤大米+二次分红273元+120元的补贴，一亩地就赚到了将近1000元。而且村民可以安心外出打工，一年收入4.5万至5万元，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2014年，五星股份合作社又通过入股方式，建立起了五星米业加工厂和烘储中心。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实体。
五星村的勇敢实践，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后进行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大胆探路，被称为“农业共营制”。
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土改大幕正在开启。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有效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现阶段，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简称“三权分置”，以此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土地专家、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严之尧对此评价说，“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要求全国农村土地逐步形成“三权分置”格局。
“三权分置”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主要目标，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放活的经营权正推动农村土地的重构，以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经营方式，逐步让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行业组织或联盟手中，农村的深刻变革正在到来。
“新下鄉”时代到来
下乡，是催动乡村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革方式。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城乡共荣。
新一轮下乡运动是政府推动+自发的人才与资本的流动结合而成。
自2006年开始，国家派遣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参加工作，如大学生村官、西部任教等，这是新下乡运动的肇始。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经过10余年的高速发展，“城市病”大量呈现，资本的高度集聚造成资本冗余，推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且节节攀高。可农村人力与资本严重不足，有形之手拨动的人力与资本的“新下乡运动”必将持续推进。
实际上，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2017“新下乡”的方向：三去一补一降！“三去”均瞄准城市过剩的人力与资本：去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去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补的是农村发展的短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让人力和资本到农村去，到发展薄弱的县域去，那么，就要打开城市流向乡村的通道。由城市到乡村的大门，已在次第打开。
《当代县域经济》注意到，2016年底，通道建设突然提速。12月19日，《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两份重点文件出台，尤其是前一份文件，是农业领域的首个PPP指导文件，就资本下乡的重点领域与路径做出安排。
2017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之后，各级政府将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体系、动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物联网与信息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旅游休闲农业发展。随后，制度层面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方案也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已然将资本下乡的通道打开。
迎接县域农业机遇
城市资本的过剩与县域发展的滞后，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县域。未来，随着有形之手的拨动，更多的资本将转向县域，县域的机遇会更多地降临。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国际，投向世界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最高、劳动生产效率最高、农产品出口量最大的美国，看看其资本下乡的形式与路径。
政府支持：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由联邦农业部科研机构、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等三方面组成的农业科技体系，引导成立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等，农业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以及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并重点建设专业批发市场等。
市场调节：市场放在首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注重市场调研，重视市场营销。
供给侧发力：质量第一，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业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路径：建立地区专业化的农业格局，全盘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科技化的产业升级，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农业技术公司等。
与美国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征途尚远，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从农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到专业化的农机、农技、市场服务公司，以及质量追溯、检测体系的建立等，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近式过程。
然而，空白越多，机遇越多，机会越大。我国农村的深层次变革已经到来。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 农村将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正是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从而逐步实现“家家有股份，人人是股东”。
这场变革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核，以资本的新下乡运动为形式，正推动农业现代化时代的到来。
天下之本的农业，对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更是重中之重。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2月19日至20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着重提到“农业供给侧”，农村会议更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这份意见，有望成为2017年中央1号文件。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成为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对于担负农业供给侧改革基层组织者与施行者重任的县域而言，农业供给侧又该如何落子？
积压的玉米与紧俏的牛羊
2016年12月14日，新疆库尔勒市，牛羊肉价格上涨。新疆兴农网的消息显示，当日，羊肉零售价约43元/公斤，比上月上涨1—2元/公斤；牛肉零售价约55元/公斤，比上月上涨2—3元/公斤。
分析牛羊肉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是活牛羊出栏少，牛羊货源紧俏，收购量相对减少；二是气温下降，牛羊肉需求明显增加；三是气候原因使进入山區购买牛羊交通不便，牛羊运输成本增加。
另一边，作为饮料之一的玉米，市场价格却不升反降：12月中旬，北方港口玉米收购价格暂弱势稳定于1530—1570元/吨，对吉林和部分黑龙江玉米的限收则成了新常态。港口收购价格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即从自新粮开秤以来最高的1735元/吨一路回落。广东港口同样如此，辽吉玉米成交价格贴于成本浮动在1700—1720元/吨，而此前高点是11月中旬的2030—2060元/吨。
一升一降，农业端的供给矛盾显露无遗。
“要着力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此次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农”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农业的长远发展。
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12连增，尤其是玉米，从2003年的1.15亿吨上升到2015年的2.24亿吨，翻了近一番，有关部门透露，目前我国的粮食库存已经超过了3亿吨。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的粮食净进口量也达到2.2亿吨，供需缺口加大和粮食生产过剩并存，这种悖论说明：粮食生产结构出现了问题，农业的供给侧已经发生了偏差。
鉴于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2016年11月1日，四川省政府发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四川农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在推进农产品有效供给、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品牌农业发展和市场开拓、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和农业生态保护与治理六个方面发力，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四川还提出，要在巩固粮油、生猪等优势基础上，大力发展水果、蔬菜（食用菌）、茶叶、道地药材、草食性牲畜、地方名优水产品等市场紧缺优质农产品。同时，打造休闲农业景区、农业主题公园、农业风情小镇，5年内规模经营主体、主要获证农产品和农资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集中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作为全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四川，已走在全国前列。
“三权分置”的土地重构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从合到分间，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帷幕，从此，小岗村成了中国农村创新精神的标杆。到2012年，小岗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0200元。
历史的车轮滚过30余年，如今，中国农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正让新一代农民从土地上离开，“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想种地”“谁来种地”成了困扰农村的难题之一。
34年前有安徽小岗村，34年后有四川五星村。五星村，一个与国旗上的五星高度契合的名字，为化解农村土地难题开始了艰难的探路。世界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五星村的探路同样如此。
2012年4月，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经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后，44户人家当场签字，成立了崇州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44户农户把自家承包地的经营权集中交到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经营。
小岗村的18户农民，五星村的44户农家，都只占极少数，敢吃螃蟹的都是极少数者。入社的户数不到全村总户数的1/10。回忆当时不入社的原因，五星村8组村民王怀俊说：“怕又回到大集体时挣工分的年代，况且，入社了还不一定挣钱呢。”
一年后，合作社400元的保底金兑现了，44户农家按约定赚了钱，合作社还小有盈余。2013年，全村518户的1148亩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入社后，每亩地每年保底300斤大米+二次分红273元+120元的补贴，一亩地就赚到了将近1000元。而且村民可以安心外出打工，一年收入4.5万至5万元，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2014年，五星股份合作社又通过入股方式，建立起了五星米业加工厂和烘储中心。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实体。
五星村的勇敢实践，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之后进行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大胆探路，被称为“农业共营制”。
2014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土改大幕正在开启。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设，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有效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现阶段，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简称“三权分置”，以此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土地专家、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严之尧对此评价说，“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要求全国农村土地逐步形成“三权分置”格局。
“三权分置”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主要目标，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放活的经营权正推动农村土地的重构，以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经营方式，逐步让土地集中到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行业组织或联盟手中，农村的深刻变革正在到来。
“新下鄉”时代到来
下乡，是催动乡村发展的一种内生变革方式。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城乡共荣。
新一轮下乡运动是政府推动+自发的人才与资本的流动结合而成。
自2006年开始，国家派遣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参加工作，如大学生村官、西部任教等，这是新下乡运动的肇始。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经过10余年的高速发展，“城市病”大量呈现，资本的高度集聚造成资本冗余，推动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且节节攀高。可农村人力与资本严重不足，有形之手拨动的人力与资本的“新下乡运动”必将持续推进。
实际上，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了2017“新下乡”的方向：三去一补一降！“三去”均瞄准城市过剩的人力与资本：去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去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去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补的是农村发展的短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让人力和资本到农村去，到发展薄弱的县域去，那么，就要打开城市流向乡村的通道。由城市到乡村的大门，已在次第打开。
《当代县域经济》注意到，2016年底，通道建设突然提速。12月19日，《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两份重点文件出台，尤其是前一份文件，是农业领域的首个PPP指导文件，就资本下乡的重点领域与路径做出安排。
2017年，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之后，各级政府将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展高标准农田、种子工程、现代渔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体系、动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物联网与信息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旅游休闲农业发展。随后，制度层面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方案也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已然将资本下乡的通道打开。
迎接县域农业机遇
城市资本的过剩与县域发展的滞后，预示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县域。未来，随着有形之手的拨动，更多的资本将转向县域，县域的机遇会更多地降临。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国际，投向世界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最高、劳动生产效率最高、农产品出口量最大的美国，看看其资本下乡的形式与路径。
政府支持：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由联邦农业部科研机构、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科研机构等三方面组成的农业科技体系，引导成立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等，农业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以及农业执法体系建设，并重点建设专业批发市场等。
市场调节：市场放在首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注重市场调研，重视市场营销。
供给侧发力：质量第一，加快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业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路径：建立地区专业化的农业格局，全盘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科技化的产业升级，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农业技术公司等。
与美国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征途尚远，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从农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到专业化的农机、农技、市场服务公司，以及质量追溯、检测体系的建立等，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近式过程。
然而，空白越多，机遇越多，机会越大。我国农村的深层次变革已经到来。201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 农村将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强化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正是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从而逐步实现“家家有股份，人人是股东”。
这场变革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核，以资本的新下乡运动为形式，正推动农业现代化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