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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以后，台湾诗歌放弃自身而为某种社会意识充当奴仆的角色在历史的格局中已成为过去。——与西方文化的密切联系使得诗向西方诗西方哲学发生了很大倾斜。产生了诸如商禽等超现实主义“点火人”，较早地进入了(或企图进入)非理性领域。亦产生了郑愁予之类代表性诗人。那确是传统诗艺与西方现代主义“二道相因”的产物，是唯有中国这块土地上方可结出的丰腴果实。
台湾诗的一个很大长处在于确有诗的“理法”——标准是不容含混的。冒牌诗人及诗的赝品较少。原因可能在于即便总编辑有意兜揽，尚有社长、发行人、董事会在。刊物是不愿——也不敢砸自己的锅的。
另一方面它的已达国际水平的评审团八十年间渐趋成形。其背后是遍布西方世界的教授、科学家、学者、诗人。均颇负“良心”。使小鱼很难过关，大鱼很难漏网。
隨之而来的问题是，台湾诗大有放弃东方诗及东方哲学优势的趋势。诗人们大多对西方诗之“醉境”趋之若鹜，对东方诗之“禅境”则少有问津。
台湾诗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比大陆密集，学历及文化层次相对为优，诗在文学艺术领域之比重亦大，科学家诗人尤多。——不以写诗出身似不以科举出身，则难为文学界之“朝官”矣。我每有这种印象。
但是教养本身也可能带来很大弊病。使诗人、诗极易阴盛阳衰。一旦缺乏恶的杠杆，缺乏忧患、大不幸及深沉的内心悲苦，诗的份量便可能轻飘飘的。
这当然不是指天才，天才属于例外。
纪弦为台湾诗坛之大宗师，现代派及现代诗社的创始人。
纪弦决非识时务之俊杰，却极具霸气才情。
他似乎不是以诗确立了他在台湾诗坛绝无仅有的地位，却是凭借人的本身——气质、风度、非凡的性格、魅力。
想象不出有比纪弦更象诗人的诗人。
纪弦在三十年代即与《现代》杂志颇多过从，并与编辑之一的杜衡和主笔之一的戴望舒相友好。其他诗友还包括徐迟、欧外鸥、番草等。与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亦有交往。其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的丰富阅历使纪弦及早便成为影响中国诗坛的人物。
除了与生俱来的孱弱、敏锐、孤独、忧郁外，与外界的不协调、经常的生错及不合常情的举动是诗人种种不对劲的缘由。此外，真正的诗确乎是毫不实用的，决非任何阶级、集团、思想观念所可利用，因而是不能赢利的。
但并不因此诗便降低了对诗人的要求。它甚至愈发需要诗人的智慧独立于意志之外。乃至对历史以及重大变革的独到理解，对其背后动因的时代性把握(以至与社会两相抵忤)，对未来的预想，即前知等等。
纪弦以他的近于政治家的气度、行动的孤傲及种种失败——习惯性的失败，造就了他的大成就。
白话诗运动以来，很少有人比纪弦走得更远。请看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吠月的犬》：
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
铁道叹一口气。
于是骑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们的有个性的歌声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义。
非协和之音。……
纪弦早年在美术学院攻读绘画，擅用画家的眼光感应事物，有不同常人的灵异之处。
意象凄美、神秘。确不比布勒东艾吕雅差多少。——可说一点不差。
诗写于纪弦从沦陷的香港搬到上海之后，在百般磨难中其创作的热情可想而知。
——更无人比纪弦闹的动静更大。
他竟仅凭匹马单枪在中国诗史上创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
《九叶集》的问世是在一九八一年，人们从尘封中发掘出九位诗人四十年代的创作，发现了一个一脉相承的体系及其在新时期的拓展，随后引发了一场“膝陇诗”的争论，隐隐约约名为“九叶”的一个现代诗派方结胎而成形。
在此之前，纪弦领导的现代派几乎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唯一流派。(相较而言，《新月》《七月》等均时间过短，影响较小。)
他的情绪是哀怨愤怒的，他的生命和创作是真和狂放的。他领导的社团及运动一度如火如茶，几近揭竿而起的暴动，对传统和秩序构成极大威胁。
诗本性如此，他又仅仅忠于诗，诗是他的宗教。
纪弦现居住美国。即便为“现代诗四十年”庆典也拒绝命驾，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比梵高的遭际稍好。
从诗的角度说，商禽诗是台湾诗一个方面的代表，这方面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具普遍性。
商禽幼年弃学，出身士官。曾在美游学二年。其诗“有形而上之玄思，有悲天悯人之情怀”，角度与思维均极诡异。
他的传诵一时的名篇《鸽子》《长颈鹿》《阿莲》《狗》《无言的衣裳》总有一股悲凉感伤的气息，如忍冬花香纷组而迷人。
商禽诗的思维始终诉诸于“自性”。有“即心即佛”之意。宛如“中夜宿田里，睹星月灿然，有省。”主观心灵的作用显而易见，每每统率全篇。
而其语言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简练精当而又优美。
月已西沉亲爱的
不要去搬动
盆栽当心
你薄薄的影子
被突来的晚风吹落阳台
——《露台》
确有些许禅意。诗人在与造化对话。
不足处在于：此公之诗屡屡落入窠臼。——始终囿于局部的微观的范畴。心力笔力自非雄浑之品。直截点说吧，欠大才力大学问大风范，也就征服不了大题材。
“点火人”的称号也许是名实相符的吧。
“中士”是许多人对商禽的亲昵称呼。而“中士”在诗品中毕竟难为上上之品。果然诗如其人耶？
诗之品位固然难求一律，然诗之生命——尤如禅之底蕴必为生生不息。诗之理法——有如禅之理法，说到底是不断地破除理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斯而已。
更何况不超以象外何可至大不可限制？又焉有“道”在？不能返虚入浑，如何积健为雄？以得“环中”？——诗之真谛也？
综观商禽两部诗集《梦或者黎明及其他》与《用脚思想》觉商诗之非理性因素亦非如台湾评论家所以为的多。——似尚在非理性边缘徜徉，唯其入门意识强烈而了然。
我以为，若果欲进入非理性领域，非极其浑厚的禅学及至玄学功底不可。公允的说，严格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其文字游戏、梦呓、下意识书写等等并非真诗。——其挖掘潜意识的动机很有必要，途径显然不甚对头。比如布勒东，一生都在写不是诗的诗，而那的确不是诗。——与东方的诗性智慧相比只是闹着玩罢了。(并非某种文化非要排斥某种文化)就诗来说，超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却是十分幼稚的。——决非“众妙之门”。
当然诗的含义多种多样。以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者——诸如商禽——已为好诗，而好诗已靠近神明之观，距虚无之宅或抑有期乎？
商禽诗不是台湾诗的一个侧面，大抵包涵了全部灵秀及不足。
而我阅读最多，也最敬畏的诗人是郑愁予。
其《窗外的女奴》《梦土上》《衣钵》坊间早已无存。好在多数精品脍炙人口神交以久。
从大陆至台湾至美国，经历了战乱(一度处政治军事漩涡中心)、治学及专心述造种种生涯，郑氏之心路历程，囊括了整个民族半个世纪的兴衰。行近靡靡，中心摇摇，无怪总有黍离之音。
他的诗时而直接干预治国安邦(诗人于政治显然决不外行)——而其政治诗一如情诗，亦是给自己、知己看的，非受命也。(虽如此，此类诗仍为郑诗之糠。)——时而远离尘嚣，冲漠无睽。
而这些都不是
禅与处子谈到词穷处
竟又进入余荫后的微雨
这种只适可散步七分钟的雨
少了不够润
多了便是漉
所谓禅微雨行到六分钟的时候
也许就咝咝……咝咝地悟到了……
——《谈禅与微雨》
这首诗竟写在郑愁予湖南求学的日子。当在十六岁以前。
其思维及语言令人叹为观止。
“俱胝断指”说的是同样竖起一指示法，其含义则不可同年而语。
从诗的形式看——才力丰美、工于语言——郑愁予其时似已有资格谈禅。
编入《刺绣的歌谣》中属“歌谣风”的郑氏之早期诗作，毫不逊色于较晚期的诗作。这兴许由于“早熟”，抑或他本属“正常的儿童”，在其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一出手便达可望不可即之境。——有似希腊艺术。这当然亦在情理之中。
《错误》是一首名篇，由此曾引起种种揣测、误解乃至非难。我尝听诗人当面论及原委，蒙冤屈之状可掬。其实读诗是一种补充的创造。诗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关象内。“得意忘象”从而达到超言绝象之“本体”，恰为诗之神髓。诗何必达诂。倒是愈不留形迹愈好。
《错误》的感应力十分巨大，具有令人莫名其妙的艺术效果。
郑愁予诗集尚包括《雪的可能》《燕人行》以及诸种选集，篇幅颇巨。而其涵养既深，天机自合。——日甚一日，如惠风然，如篁音然。其爱情、友情、公情及域外之情，以情真意切堪称极品。
台湾诗至郑愁予已至颠峰状态。郑诗是一个时代圆满的终结，但诗之本义却在尝试和实验中以健行周流，永不衰竭。在不断地聚变或裂变。一旦有了诗式诗格即已落入理性思维模式，便阻断了顿悟思维之途径。(为此倒是每每需要突然割断理性思维)那么，新的时期如何开始？
契机是无尽藏的，现代诗这一概念仅在于抓住新的契机，以达到“物我浑契”、“天人合一”。
郑愁予是熟谙禅宗的，但显然尚未“即心是佛”。郑诗是追求诗之现代的，却远远未及神秘之境。
神秘是似即似离的、混混沌沌的、惟恍惟惚的、模模糊糊的。心赏其美神与之契，郑诗似可得也。出神入化，须莫之求而自致也，郑诗似未及也。
台湾中青年诗人中——卓荦不群者甚众。——鸿鸿以其“见素抱朴”的弱道哲學而纯然天机。其诗可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在一九九四年《中外文学》一期读到鸿鸿以墙取象作譬之《红墙》，有“明道若昧”之感，留下极不寻常印象。
他描述的墙决非现世的，只是意识的现实。而其诸般意象来自多种逻辑，煞是“模糊”。——类属差异大，从而留出的想象空间大，呈多方位、诸形态。最终一种驾御一切的力量在惊恐、憾惜、悔恨、哀愁中显现。——由人的意旨组成了解放的合力，自由精神随着永恒精神之流一同流动，支柱是柔韧而刚强的。那是对一个时代反刍性的深思，通体透出禅机。
冥冥中似有一主宰一切的力量，诗的含义正在于揭示这一力量，向所有心灵显现它的“朋从尔思”的境界。
以期交感，找到得失。
台湾现代诗继承了中国诗歌的道统，其发展历程及方向具有极大意义。然而相较于如此纷繁扰攘的时代，如此多变而凝重的历史以及无尽的人生苦难，其堪称力作的作品却也陈陈相因。更重要的是，真正进入非理性领域的诗作尚嫌太少。更由于地域的限制，其视野、才力、气宇毕竟不尽如人意。
作为东方诗人，对东方诗及东方哲学的理解亦难说充份。
这笔财富的挖掘大约有待时日。
诗确实有赖于时代及家国的氛围。
在长期的东方理性主义时期，儒家的“诗教说”始终不兼容东方神秘主义。——这一纯粹精神的建构与佛老之学有极深缘法。而在此之前从河洛到八卦到易，它由来已久。原始的巫学智慧潜隐着稚憨又灵动的美学智慧。及至文心雕龙以来，沧浪、渔洋、随园无不强调对对象的直觉把握。这一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宜偏废的。
不然诗就太乏味了。
思来想去，我们最终——也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海洋。诗必须是自由而自在的。在其深深的海底，不会没有指示着未来的拥有无限能量的潜流。
在分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岸诗坛已各自成为对方的一面镜子。这一比照或许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若再伴随以哲学的、道德的、伦理的、观念与技术的(包括文化市场及刊物运作机制)相应变革，相互借鉴、杂糅，并因此集合各方面之新表现而划为另一时代，当为中国现代诗的希望。
本体为无限、为一、为和、为冲淡、为元气；而万形则为有限、为多、为各有所偏。——我以为，沿着禅心、玄心而接近“自性”，接近“本体”，接近“道”，那得意而忘言忘象的空间，便是现代诗的“家园”。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台湾诗的一个很大长处在于确有诗的“理法”——标准是不容含混的。冒牌诗人及诗的赝品较少。原因可能在于即便总编辑有意兜揽，尚有社长、发行人、董事会在。刊物是不愿——也不敢砸自己的锅的。
另一方面它的已达国际水平的评审团八十年间渐趋成形。其背后是遍布西方世界的教授、科学家、学者、诗人。均颇负“良心”。使小鱼很难过关，大鱼很难漏网。
隨之而来的问题是，台湾诗大有放弃东方诗及东方哲学优势的趋势。诗人们大多对西方诗之“醉境”趋之若鹜，对东方诗之“禅境”则少有问津。
台湾诗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比大陆密集，学历及文化层次相对为优，诗在文学艺术领域之比重亦大，科学家诗人尤多。——不以写诗出身似不以科举出身，则难为文学界之“朝官”矣。我每有这种印象。
但是教养本身也可能带来很大弊病。使诗人、诗极易阴盛阳衰。一旦缺乏恶的杠杆，缺乏忧患、大不幸及深沉的内心悲苦，诗的份量便可能轻飘飘的。
这当然不是指天才，天才属于例外。
纪弦为台湾诗坛之大宗师，现代派及现代诗社的创始人。
纪弦决非识时务之俊杰，却极具霸气才情。
他似乎不是以诗确立了他在台湾诗坛绝无仅有的地位，却是凭借人的本身——气质、风度、非凡的性格、魅力。
想象不出有比纪弦更象诗人的诗人。
纪弦在三十年代即与《现代》杂志颇多过从，并与编辑之一的杜衡和主笔之一的戴望舒相友好。其他诗友还包括徐迟、欧外鸥、番草等。与卞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亦有交往。其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的丰富阅历使纪弦及早便成为影响中国诗坛的人物。
除了与生俱来的孱弱、敏锐、孤独、忧郁外，与外界的不协调、经常的生错及不合常情的举动是诗人种种不对劲的缘由。此外，真正的诗确乎是毫不实用的，决非任何阶级、集团、思想观念所可利用，因而是不能赢利的。
但并不因此诗便降低了对诗人的要求。它甚至愈发需要诗人的智慧独立于意志之外。乃至对历史以及重大变革的独到理解，对其背后动因的时代性把握(以至与社会两相抵忤)，对未来的预想，即前知等等。
纪弦以他的近于政治家的气度、行动的孤傲及种种失败——习惯性的失败，造就了他的大成就。
白话诗运动以来，很少有人比纪弦走得更远。请看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吠月的犬》：
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
铁道叹一口气。
于是骑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们的有个性的歌声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义。
非协和之音。……
纪弦早年在美术学院攻读绘画，擅用画家的眼光感应事物，有不同常人的灵异之处。
意象凄美、神秘。确不比布勒东艾吕雅差多少。——可说一点不差。
诗写于纪弦从沦陷的香港搬到上海之后，在百般磨难中其创作的热情可想而知。
——更无人比纪弦闹的动静更大。
他竟仅凭匹马单枪在中国诗史上创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流派。
《九叶集》的问世是在一九八一年，人们从尘封中发掘出九位诗人四十年代的创作，发现了一个一脉相承的体系及其在新时期的拓展，随后引发了一场“膝陇诗”的争论，隐隐约约名为“九叶”的一个现代诗派方结胎而成形。
在此之前，纪弦领导的现代派几乎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唯一流派。(相较而言，《新月》《七月》等均时间过短，影响较小。)
他的情绪是哀怨愤怒的，他的生命和创作是真和狂放的。他领导的社团及运动一度如火如茶，几近揭竿而起的暴动，对传统和秩序构成极大威胁。
诗本性如此，他又仅仅忠于诗，诗是他的宗教。
纪弦现居住美国。即便为“现代诗四十年”庆典也拒绝命驾，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比梵高的遭际稍好。
从诗的角度说，商禽诗是台湾诗一个方面的代表，这方面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具普遍性。
商禽幼年弃学，出身士官。曾在美游学二年。其诗“有形而上之玄思，有悲天悯人之情怀”，角度与思维均极诡异。
他的传诵一时的名篇《鸽子》《长颈鹿》《阿莲》《狗》《无言的衣裳》总有一股悲凉感伤的气息，如忍冬花香纷组而迷人。
商禽诗的思维始终诉诸于“自性”。有“即心即佛”之意。宛如“中夜宿田里，睹星月灿然，有省。”主观心灵的作用显而易见，每每统率全篇。
而其语言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简练精当而又优美。
月已西沉亲爱的
不要去搬动
盆栽当心
你薄薄的影子
被突来的晚风吹落阳台
——《露台》
确有些许禅意。诗人在与造化对话。
不足处在于：此公之诗屡屡落入窠臼。——始终囿于局部的微观的范畴。心力笔力自非雄浑之品。直截点说吧，欠大才力大学问大风范，也就征服不了大题材。
“点火人”的称号也许是名实相符的吧。
“中士”是许多人对商禽的亲昵称呼。而“中士”在诗品中毕竟难为上上之品。果然诗如其人耶？
诗之品位固然难求一律，然诗之生命——尤如禅之底蕴必为生生不息。诗之理法——有如禅之理法，说到底是不断地破除理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斯而已。
更何况不超以象外何可至大不可限制？又焉有“道”在？不能返虚入浑，如何积健为雄？以得“环中”？——诗之真谛也？
综观商禽两部诗集《梦或者黎明及其他》与《用脚思想》觉商诗之非理性因素亦非如台湾评论家所以为的多。——似尚在非理性边缘徜徉，唯其入门意识强烈而了然。
我以为，若果欲进入非理性领域，非极其浑厚的禅学及至玄学功底不可。公允的说，严格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其文字游戏、梦呓、下意识书写等等并非真诗。——其挖掘潜意识的动机很有必要，途径显然不甚对头。比如布勒东，一生都在写不是诗的诗，而那的确不是诗。——与东方的诗性智慧相比只是闹着玩罢了。(并非某种文化非要排斥某种文化)就诗来说，超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启示意义的，作品却是十分幼稚的。——决非“众妙之门”。
当然诗的含义多种多样。以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者——诸如商禽——已为好诗，而好诗已靠近神明之观，距虚无之宅或抑有期乎？
商禽诗不是台湾诗的一个侧面，大抵包涵了全部灵秀及不足。
而我阅读最多，也最敬畏的诗人是郑愁予。
其《窗外的女奴》《梦土上》《衣钵》坊间早已无存。好在多数精品脍炙人口神交以久。
从大陆至台湾至美国，经历了战乱(一度处政治军事漩涡中心)、治学及专心述造种种生涯，郑氏之心路历程，囊括了整个民族半个世纪的兴衰。行近靡靡，中心摇摇，无怪总有黍离之音。
他的诗时而直接干预治国安邦(诗人于政治显然决不外行)——而其政治诗一如情诗，亦是给自己、知己看的，非受命也。(虽如此，此类诗仍为郑诗之
而这些都不是
禅与处子谈到词穷处
竟又进入余荫后的微雨
这种只适可散步七分钟的雨
少了不够润
多了便是漉
所谓禅微雨行到六分钟的时候
也许就咝咝……咝咝地悟到了……
——《谈禅与微雨》
这首诗竟写在郑愁予湖南求学的日子。当在十六岁以前。
其思维及语言令人叹为观止。
“俱胝断指”说的是同样竖起一指示法，其含义则不可同年而语。
从诗的形式看——才力丰美、工于语言——郑愁予其时似已有资格谈禅。
编入《刺绣的歌谣》中属“歌谣风”的郑氏之早期诗作，毫不逊色于较晚期的诗作。这兴许由于“早熟”，抑或他本属“正常的儿童”，在其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一出手便达可望不可即之境。——有似希腊艺术。这当然亦在情理之中。
《错误》是一首名篇，由此曾引起种种揣测、误解乃至非难。我尝听诗人当面论及原委，蒙冤屈之状可掬。其实读诗是一种补充的创造。诗所蕴含的信息量非关象内。“得意忘象”从而达到超言绝象之“本体”，恰为诗之神髓。诗何必达诂。倒是愈不留形迹愈好。
《错误》的感应力十分巨大，具有令人莫名其妙的艺术效果。
郑愁予诗集尚包括《雪的可能》《燕人行》以及诸种选集，篇幅颇巨。而其涵养既深，天机自合。——日甚一日，如惠风然，如篁音然。其爱情、友情、公情及域外之情，以情真意切堪称极品。
台湾诗至郑愁予已至颠峰状态。郑诗是一个时代圆满的终结，但诗之本义却在尝试和实验中以健行周流，永不衰竭。在不断地聚变或裂变。一旦有了诗式诗格即已落入理性思维模式，便阻断了顿悟思维之途径。(为此倒是每每需要突然割断理性思维)那么，新的时期如何开始？
契机是无尽藏的，现代诗这一概念仅在于抓住新的契机，以达到“物我浑契”、“天人合一”。
郑愁予是熟谙禅宗的，但显然尚未“即心是佛”。郑诗是追求诗之现代的，却远远未及神秘之境。
神秘是似即似离的、混混沌沌的、惟恍惟惚的、模模糊糊的。心赏其美神与之契，郑诗似可得也。出神入化，须莫之求而自致也，郑诗似未及也。
台湾中青年诗人中——卓荦不群者甚众。——鸿鸿以其“见素抱朴”的弱道哲學而纯然天机。其诗可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在一九九四年《中外文学》一期读到鸿鸿以墙取象作譬之《红墙》，有“明道若昧”之感，留下极不寻常印象。
他描述的墙决非现世的，只是意识的现实。而其诸般意象来自多种逻辑，煞是“模糊”。——类属差异大，从而留出的想象空间大，呈多方位、诸形态。最终一种驾御一切的力量在惊恐、憾惜、悔恨、哀愁中显现。——由人的意旨组成了解放的合力，自由精神随着永恒精神之流一同流动，支柱是柔韧而刚强的。那是对一个时代反刍性的深思，通体透出禅机。
冥冥中似有一主宰一切的力量，诗的含义正在于揭示这一力量，向所有心灵显现它的“朋从尔思”的境界。
以期交感，找到得失。
台湾现代诗继承了中国诗歌的道统，其发展历程及方向具有极大意义。然而相较于如此纷繁扰攘的时代，如此多变而凝重的历史以及无尽的人生苦难，其堪称力作的作品却也陈陈相因。更重要的是，真正进入非理性领域的诗作尚嫌太少。更由于地域的限制，其视野、才力、气宇毕竟不尽如人意。
作为东方诗人，对东方诗及东方哲学的理解亦难说充份。
这笔财富的挖掘大约有待时日。
诗确实有赖于时代及家国的氛围。
在长期的东方理性主义时期，儒家的“诗教说”始终不兼容东方神秘主义。——这一纯粹精神的建构与佛老之学有极深缘法。而在此之前从河洛到八卦到易，它由来已久。原始的巫学智慧潜隐着稚憨又灵动的美学智慧。及至文心雕龙以来，沧浪、渔洋、随园无不强调对对象的直觉把握。这一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宜偏废的。
不然诗就太乏味了。
思来想去，我们最终——也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海洋。诗必须是自由而自在的。在其深深的海底，不会没有指示着未来的拥有无限能量的潜流。
在分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岸诗坛已各自成为对方的一面镜子。这一比照或许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若再伴随以哲学的、道德的、伦理的、观念与技术的(包括文化市场及刊物运作机制)相应变革，相互借鉴、杂糅，并因此集合各方面之新表现而划为另一时代，当为中国现代诗的希望。
本体为无限、为一、为和、为冲淡、为元气；而万形则为有限、为多、为各有所偏。——我以为，沿着禅心、玄心而接近“自性”，接近“本体”，接近“道”，那得意而忘言忘象的空间，便是现代诗的“家园”。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