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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检视几年来的新潮小说作品,一个执拗的想法纠缠困扰着我:作为建国后诞生的一代新潮小说家为何老是把审美的焦距倒着往回调,把观照的视角对准历史对准他们的父辈祖辈?从莫言的《红高梁》始,继有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追月楼》等,都出现了在他们的生命体验中不曾有过也不会有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