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Gail Hershartter），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教授，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动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是国际享有盛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美国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的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有《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与中国集体主义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天津工人：1900—1049》（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娼妓问题与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等。
　　《記忆的性别》一书以陕西农村妇女（年龄介于六十五岁至七十五岁）作为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作者断断续续历时十年，走访了数十个村庄，搜集了七十二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试图从这些活着的历史标本中探求五十年代这群身处边远地区被边缘化的农村女性对新旧习俗的取与舍，对土改、合作化、饥荒的悲与喜。书中通过寡妇、农民、接生婆、母亲、苦力等特定社会角色的安排，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保存了五十年代社会底层女性的群体记忆，展现了时代变革之下的乡村社会图景。
　　我对贺萧及其研究的了解，始于从王政和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中读到贺萧的作品——《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生育的故事》可以说是《记忆的性别》的早期成果。作者以关中和陕南的四个村为调查重点，并按照“全国三级妇幼保健网建设”、“新法接生”、“助产士培训班”、“旧产婆改造”等专题进行深入考察和论述，直观再现五十年代农村旧产婆转型前后的挣扎，以及政府提出的妇幼保健工作目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重重困难。
　　贺萧写《生育的故事》有两个目的：一是以复训传统产婆和培训新法接生员为考察重点，呈现建国初期生育行为的变化，以及解放前的生育行为、生育观念与解放后新政府政令的交叉磨合给农村妇女带来的生活、态度、心理上的改变；二是为了抢救正在老去的“历史”，希望通过以口述历史与现存档案资料相结合的途径，更好地理解人们对生育经历的记忆、家庭关系以及接生员和国家政令在这些改变中的作用。
　　作者通过对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生存现状和群体心理的深入调查和细致分析，展现了当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隔阂，呈现了新政令推行的重重阻力。她指出作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们的声音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显得那么微弱，有关她们的记忆正在被模糊化。与此同时，妇女们作为一个长期受压的群体，由于对新政府缺乏了解和信任，对那些突如其来的新政策在心理上充满了恐惧和抵触：接生婆们满心疑虑，害怕政府禁止她们的营生；村民们担心政府会抓走孩子或惩罚接生婆。这些因素都使得新政令的推行工作不那么顺利。
　　为了探究五十年代初中国妇幼保健政策的历史渊源和基本诉求，作者回顾了国民党时期的妇女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的妇女政策。作者指出，现行的“妇女卫生工作发端于根据地时期”，而“当生育行为科学化和现代化成为国家关怀的时候，共产党和国家继承了国民党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的一种努力”。南京政府于1928年设立卫生部，要求接生员在政府登记注册，加强统一管理。此后卫生部又设立全国助产士协会，专门负责在北平、南京等地开办各类培训机构，从事新式接生员培训和旧式接生婆复训等相关事宜。虽然民国政府的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但是至少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已经以一种国家关怀的形式，被广大群众所熟知，之后的共产党政权对妇幼保健工作的高度重视，承袭了上述“国家关怀”意识，也显示了新政府的包容与扬弃。
　　当然，新政权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还与严峻的现实状况有关。1950年5月工作组下乡调查妇婴卫生情况，发现产妇死亡的原因多为大出血和产溽热，另有50%的新生儿死于新生儿脐带感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迷信观念和旧式接生陋习惹的祸。接生婆们大多不懂得消毒，因而大大增加了产妇和婴儿受感染的风险。同时，因为缺乏科学的生理知识和接生训练，接生婆们在遇到难产时往往采取残酷的应对手段，使很多产妇和婴儿死于非命。而新法接生强调消毒、洗手、产前检查，强调产妇要躺着生孩子、产后要休息，强调要用洁净器械截断脐带，强调遭遇难产和大出血时不许接生婆随意处置，强调要对新生儿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等规范步骤和科学流程，大大降低了妇婴的死亡率，基本实现了“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的目标。贺萧指出，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积极致力于新法接生的宣传推广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上，共产党所作的工作显然更为有效。
　　基于较长时段的观察，作者也对新政权工作中的一些偏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随着合作化在陕西地区的迅速开展，许多乡镇都建立了接生站。但是这些接生站的职能很快便发生了改变，逐渐从“产妇生孩子的地方转变为一个监督和培训的设施”，重视数据收集和计划管理。而一些带有空想性质的政策，如接生站与合作社之间订立合同，接生员按照工作量领工分，产妇可以带工分休产假等等，后来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不得不长期处于搁置状态。再例如，各级干部对妇婴健康问题的关注与他们对工农业生产任务的关注有着密切联系。新法接生固然有助于减轻妇女的生育痛苦，但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能较好地确保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把妇女生育健康当作首要任务，它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动员妇女参加劳动，而不是用来改变妇女的生育环境”。此外，尽管复训改造旧产婆和培训新接生员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但后来有三分之一的培训时间被用于政治学习。
　　不过在整体上，作者对新法接生的宣传推广工作持肯定评价。她认为“政府官员和地方接生员的接触方式与土改甚至婚姻改革中的接触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旧产婆没有遭到讽刺和打击，也没有受到排挤，她们的技术得到了全面的调查和汇报，她们还得到了强化训练”；“她们是结合的对象而不是讨伐的对象”，她们“被当做重要的资源”，“从这一连续性表现出国家各级政府的适应能力和实用主义”。政府将一些经验丰富且接受过新法接生培训的旧产婆选为劳动模范，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她们的先进事迹，这也是向农民宣传新法接生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她还注意到新法接生宣传推广运动所带来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表征是媳妇们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加，不再一味地受丈夫和婆婆的控制。丈夫、媳妇、婆婆、娘家等传统概念的角色定位有所松动，其被赋予的职责也发生了相应的移位。
　　由上述引述不难看出，作为中共新政权最早大力推动的农村工作之一，妇幼保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类研究不仅可以系统揭示政府政策的基本导向和发展流变，而且可以重现五十年代社会底层边缘群体的生活百态。贺萧的论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她以口述历史的方法为主要手段，自下而上地来考察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其犀利的洞察力和直言不讳的勇气，确实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