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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被认为是其转型之作，作品继续了余华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暴力血腥和死亡主题，但是不同的是这一主题开始演化成生活中的艰辛困苦和磨难，试图表明向死而生的主题。而在小说的叙述策略上余华一直迷恋着先锋的风格，就叙述语言来说，采用零情感的冷静叙述；就小说的叙述方法而言，采用先锋文学所擅长的“元叙事”方法。在作品中，余华坚持意识形态的消解，试图展示人生的现实，而不是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现实。
[关键词]《活着》；向死而生的主题；疑似先锋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06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18
[作者简介]张艳存（1978—），女，河北衡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训诂学方面的研究。
余华的小说创作一直被认为是与中国的先锋文学紧密相联的，他早期的小说创作《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以对暴力和死亡主题的迷恋，以及冷静的叙述态度和叙述语言奠定了他先锋小说作家的地位。然而先锋小说创作中逐渐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这预示了先锋小说的发展危机。进入90年代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先锋小说已经不再是文坛小说创作的主流，而所谓的先锋作家也开始逐渐分化，其中余华在1993年推出的《活着》广受关注，被认为是其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之作。本文将就这篇小说谈谈余华的转型。
一、向死而生的主题
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一个地主的死》以及《往事与惩罚》等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作品一直沉迷于对死亡和暴力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死亡主题是余华小说获得关注的原因之一。《活着》继续了余华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暴力血腥和死亡主题，但是不同的是这一主题开始演化成生活中的艰辛困苦和磨难。
小说名为“活着”，但是小说里写的却是无休止的死亡。主人公福贵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父亲是掉下粪缸死的，母亲是病死的，儿子是为了救生孩子的县长夫人抽血死的，女儿是生产时大出血死的，妻子是在疾病折磨下无法承受丧失亲人之苦而死的，女婿是被水泥板夹死的，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连串的死亡是福贵一生必须面对的命运苦难，而福贵承受了这些无休止的苦难并成为生活中的幸存者。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命运可能充满快乐，但也可能充满苦难，福贵一生就是充满了艰辛、困苦和磨难。但是这样的命运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互相仇恨也互相感激，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只是活着的时候与这样的命运相伴，死去时化为雨水和泥土。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解释“活着”这个词语，“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苦难、无聊和平庸。”主人公名为福贵，实际上他人生中大多数的时光却福气和富贵尽失，苦难无边，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只剩一头老牛与他形影相吊，但他却没有悲观，也没有失望，只是默默的忍受人生的一切悲苦，这才是生命的韧性所在。作者所展示的正是福贵这样的底层人对生命的态度。
如果说活着需要理由的话，当福贵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女婿都已经被夺取生命，他活着的劲头是苦根的话，那么当苦根也意外死去后，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劲头，但他还是活着。活着，蕴涵着余华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如果说活着需要抗争的话，作品中的人物多为普通人，只有福贵、龙二、春生这样极少数的几个人曾经风光过。但是观照他们这几个少数曾经风光过的人物的命运，与龙二和春生相比，龙二得到了福贵的财产却因不愿意舍弃财产而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的春生当上了一县之长，可谓有权有势，却在文革中因无法忍受批斗而上吊自杀。只有失去全部财产而且历尽苦难的福贵依然活着。在余华的笔下，不管是祖传的富贵、争来的财产还是权力都不过是一时风光，最终只是过眼烟云，死亡的召唤和人生的兴衰，都只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宿命。在小说中，生死、荣辱、胜衰都被作者融汇于人生的过程中，仿佛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人生和自然一样有它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原则，与外在的一切无关。小说结尾对土地召唤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召唤，但这种召唤就像母亲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黑夜来临一样。作者似乎想试图表明的正是向死而生的主题，即只有在真的经历死亡并理解死亡后，人才能理解活着的意义，那就是其实生存本身是无法主宰也无须去问意义的，生存就是为了活着而已。于是福贵枕下藏着请人收尸的钱，仍在默默地耕田。活着是福贵赖以生存的生存哲学，活着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这种对渺小人物平凡生活的观照，是余华从背离现实倾心于暴力和死亡的世界到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困苦的开始。
二、疑似先锋的转型
1.叙述策略的延续
“先锋小说在开始的阶段，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和叙述方法上的意义和变化。其中马原的“元叙事”手法，对小说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余华本人的小说创作正是以先锋的姿态引起文坛关注的，他早期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对于暴力和死亡的冷静叙述到了一种残忍的程度，他在叙述上寻找到切合自己小说的方式，独特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法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活着》这篇小说从主题来看，主人公福贵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相继死亡，而且大多是非正常死亡。这一连串的死亡是福贵一生必须面对的命运苦难，对福贵一生苦难的描写是很容易悲情泛滥的，但是其阅读效果并未如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活着”的生存哲学冲淡了苦难的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就是源于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法。
洪子诚先生认为余华90年代的创作“叙述依旧是冷静，朴素，极有控制力的，但更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事实上余华80年代的零情感的冷静叙述，由于作者本人对死亡暴力和血腥的刻意渲染而显得残忍，而《活着》中尽管同样采用零度叙述，由于死亡主题已经转变为生活的苦难，使得作品中似乎去掉了残忍而多了一些脉脉温情，但是这种温情不是来源于叙述语言，而是来源于作品主题中对活着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90年代的余华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先锋风格。比如小说中对有庆死的描述，由于是第一人称的写法，所以由“我”讲述我当时“哭了又哭”，但“哭了又哭”这句话本身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一种冷静而客观的零度叙述。再比如，小说中有一段苦根与福贵的对话描写，苦根让福贵帮他捉树上的麻雀，他说：“你爬上去。”我说：“我会摔死的，你不要我的命了？”他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要麻雀”。这一段与小说主题内容无甚关联的描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展示了儿童无意识的残忍，似乎又回到了余华早期的零度情感的残酷叙述，或许可以理解为余华对先锋难以割舍的情结。而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死亡竟然多为非正常死亡，其中对父亲掉下粪缸摔死、儿子被抽血抽死、女婿被水泥板夹死、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等各种离奇死亡方式的描写又延续了余华对死亡叙述的迷恋。 说到幽默，不能不注意到小说中所涉及的幽默都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无法让读者从悲情中释怀，但却使人深思幽默背后所隐藏的残酷。以文中“我”帮一个小孩在县太爷府上敲门为例，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事件本身倒可以称为幽默，但是小说中描写的这一幽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因此被抓了兵役。尽管作者有意以幽默抹去了抓兵役背后的时代悲剧性，但是阅读后的感受却无法让人发笑，而是让人们沉思这种荒唐事件背后的残酷和悲哀。
就小说的叙述方法而言，作品中接二连三的死亡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小说偏偏加入了一个记录故事者，于是开头记录者叙述的轻松与调侃，结局的万事归一，让整部作品的感情色彩在总体上归于平静。此外，在作品中，每当死亡吞噬了读者的感情的时候，作者就会打断福贵的讲述，让记录者跳出来，对悲剧已经过去很多年后的当事人进行描写，将读者从悲痛中唤醒，消解郁积的悲情。这种叙述方法同时也在瓦解着故事的情节，虽然剔除出小说中其他叙述，《活着》确实在讲述一个完整故事，但是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作者的叙述始终企图牵引读者，不断将读者从小说叙述的故事中拉回现实，这正是先锋文学作家们所擅长的“元叙事”方法。
2.意识形态的消解
众所周知，先锋是以消解为指向的写作行为。余华在《活着· 前言》中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光。”余华说自己一直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不知是否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从创作之初，余华就着意处理了这个问题，翻开他的作品，他的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发生总是没有背景的。如果说以前的先锋作品他还能忽视背景的话，那么当作品开始亲近现实的时候就很难忽视背景了。对此，余华的做法是淡化背景，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小说中主人公福贵被抓兵役为例，战争在福贵的经验中不过是抢大米、抢大饼、扒胶鞋和死亡。同样的文革时代煮钢铁在福贵眼中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而已，并且是糊里糊涂做成的一件事，在他眼中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意义。但是《活着》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版本与余华原著的小说版本就有区别了：张艺谋在时代的背景中演绎悲剧，比如凤霞生产后大出血，是由于文革时期红小兵将知识分子打倒造成的。于是悲剧最终指向社会层面。而余华小说版本的背景相对弱化，他在作品中试图展示人生的现实，而不是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现实，那么悲剧最终不过是与外在因素无关的真实的人生。
三、结语
关于所谓的《活着》是余华的转型的提法，由以上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余华的转在于作品的主题：由背离现实倾心于暴力和死亡的世界到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苦难，而在小说的叙述策略上余华一直还迷恋着先锋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在所谓的转型之后，余华9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依然执着于自己的先锋世界，比如《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没有音乐》等，因此，所谓的余华的转型还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不能把同时期的所有作品一概而论。
〔参 考 文 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洪治纲.余华评传 〔M〕 .开封：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3〕 刑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 徐林正.先锋余华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谭 蕊〕
[关键词]《活着》；向死而生的主题；疑似先锋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06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18
[作者简介]张艳存（1978—），女，河北衡水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训诂学方面的研究。
余华的小说创作一直被认为是与中国的先锋文学紧密相联的，他早期的小说创作《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以对暴力和死亡主题的迷恋，以及冷静的叙述态度和叙述语言奠定了他先锋小说作家的地位。然而先锋小说创作中逐渐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这预示了先锋小说的发展危机。进入90年代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先锋小说已经不再是文坛小说创作的主流，而所谓的先锋作家也开始逐渐分化，其中余华在1993年推出的《活着》广受关注，被认为是其先锋小说创作的转型之作。本文将就这篇小说谈谈余华的转型。
一、向死而生的主题
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一个地主的死》以及《往事与惩罚》等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作品一直沉迷于对死亡和暴力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死亡主题是余华小说获得关注的原因之一。《活着》继续了余华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暴力血腥和死亡主题，但是不同的是这一主题开始演化成生活中的艰辛困苦和磨难。
小说名为“活着”，但是小说里写的却是无休止的死亡。主人公福贵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父亲是掉下粪缸死的，母亲是病死的，儿子是为了救生孩子的县长夫人抽血死的，女儿是生产时大出血死的，妻子是在疾病折磨下无法承受丧失亲人之苦而死的，女婿是被水泥板夹死的，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的。这一连串的死亡是福贵一生必须面对的命运苦难，而福贵承受了这些无休止的苦难并成为生活中的幸存者。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命运可能充满快乐，但也可能充满苦难，福贵一生就是充满了艰辛、困苦和磨难。但是这样的命运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互相仇恨也互相感激，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只是活着的时候与这样的命运相伴，死去时化为雨水和泥土。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解释“活着”这个词语，“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苦难、无聊和平庸。”主人公名为福贵，实际上他人生中大多数的时光却福气和富贵尽失，苦难无边，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只剩一头老牛与他形影相吊，但他却没有悲观，也没有失望，只是默默的忍受人生的一切悲苦，这才是生命的韧性所在。作者所展示的正是福贵这样的底层人对生命的态度。
如果说活着需要理由的话，当福贵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女婿都已经被夺取生命，他活着的劲头是苦根的话，那么当苦根也意外死去后，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劲头，但他还是活着。活着，蕴涵着余华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如果说活着需要抗争的话，作品中的人物多为普通人，只有福贵、龙二、春生这样极少数的几个人曾经风光过。但是观照他们这几个少数曾经风光过的人物的命运，与龙二和春生相比，龙二得到了福贵的财产却因不愿意舍弃财产而被革命政权枪毙，解放后的春生当上了一县之长，可谓有权有势，却在文革中因无法忍受批斗而上吊自杀。只有失去全部财产而且历尽苦难的福贵依然活着。在余华的笔下，不管是祖传的富贵、争来的财产还是权力都不过是一时风光，最终只是过眼烟云，死亡的召唤和人生的兴衰，都只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宿命。在小说中，生死、荣辱、胜衰都被作者融汇于人生的过程中，仿佛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人生和自然一样有它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原则，与外在的一切无关。小说结尾对土地召唤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召唤，但这种召唤就像母亲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黑夜来临一样。作者似乎想试图表明的正是向死而生的主题，即只有在真的经历死亡并理解死亡后，人才能理解活着的意义，那就是其实生存本身是无法主宰也无须去问意义的，生存就是为了活着而已。于是福贵枕下藏着请人收尸的钱，仍在默默地耕田。活着是福贵赖以生存的生存哲学，活着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这种对渺小人物平凡生活的观照，是余华从背离现实倾心于暴力和死亡的世界到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困苦的开始。
二、疑似先锋的转型
1.叙述策略的延续
“先锋小说在开始的阶段，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和叙述方法上的意义和变化。其中马原的“元叙事”手法，对小说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余华本人的小说创作正是以先锋的姿态引起文坛关注的，他早期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对于暴力和死亡的冷静叙述到了一种残忍的程度，他在叙述上寻找到切合自己小说的方式，独特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法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活着》这篇小说从主题来看，主人公福贵周围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相继死亡，而且大多是非正常死亡。这一连串的死亡是福贵一生必须面对的命运苦难，对福贵一生苦难的描写是很容易悲情泛滥的，但是其阅读效果并未如此。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活着”的生存哲学冲淡了苦难的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就是源于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法。
洪子诚先生认为余华90年代的创作“叙述依旧是冷静，朴素，极有控制力的，但更加入了含而不露的幽默和温情”。事实上余华80年代的零情感的冷静叙述，由于作者本人对死亡暴力和血腥的刻意渲染而显得残忍，而《活着》中尽管同样采用零度叙述，由于死亡主题已经转变为生活的苦难，使得作品中似乎去掉了残忍而多了一些脉脉温情，但是这种温情不是来源于叙述语言，而是来源于作品主题中对活着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90年代的余华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先锋风格。比如小说中对有庆死的描述，由于是第一人称的写法，所以由“我”讲述我当时“哭了又哭”，但“哭了又哭”这句话本身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一种冷静而客观的零度叙述。再比如，小说中有一段苦根与福贵的对话描写，苦根让福贵帮他捉树上的麻雀，他说：“你爬上去。”我说：“我会摔死的，你不要我的命了？”他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要麻雀”。这一段与小说主题内容无甚关联的描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展示了儿童无意识的残忍，似乎又回到了余华早期的零度情感的残酷叙述，或许可以理解为余华对先锋难以割舍的情结。而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死亡竟然多为非正常死亡，其中对父亲掉下粪缸摔死、儿子被抽血抽死、女婿被水泥板夹死、外孙是吃豆子撑死等各种离奇死亡方式的描写又延续了余华对死亡叙述的迷恋。 说到幽默，不能不注意到小说中所涉及的幽默都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无法让读者从悲情中释怀，但却使人深思幽默背后所隐藏的残酷。以文中“我”帮一个小孩在县太爷府上敲门为例，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事件本身倒可以称为幽默，但是小说中描写的这一幽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因此被抓了兵役。尽管作者有意以幽默抹去了抓兵役背后的时代悲剧性，但是阅读后的感受却无法让人发笑，而是让人们沉思这种荒唐事件背后的残酷和悲哀。
就小说的叙述方法而言，作品中接二连三的死亡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小说偏偏加入了一个记录故事者，于是开头记录者叙述的轻松与调侃，结局的万事归一，让整部作品的感情色彩在总体上归于平静。此外，在作品中，每当死亡吞噬了读者的感情的时候，作者就会打断福贵的讲述，让记录者跳出来，对悲剧已经过去很多年后的当事人进行描写，将读者从悲痛中唤醒，消解郁积的悲情。这种叙述方法同时也在瓦解着故事的情节，虽然剔除出小说中其他叙述，《活着》确实在讲述一个完整故事，但是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作者的叙述始终企图牵引读者，不断将读者从小说叙述的故事中拉回现实，这正是先锋文学作家们所擅长的“元叙事”方法。
2.意识形态的消解
众所周知，先锋是以消解为指向的写作行为。余华在《活着· 前言》中说：“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光。”余华说自己一直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不知是否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从创作之初，余华就着意处理了这个问题，翻开他的作品，他的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发生总是没有背景的。如果说以前的先锋作品他还能忽视背景的话，那么当作品开始亲近现实的时候就很难忽视背景了。对此，余华的做法是淡化背景，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小说中主人公福贵被抓兵役为例，战争在福贵的经验中不过是抢大米、抢大饼、扒胶鞋和死亡。同样的文革时代煮钢铁在福贵眼中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而已，并且是糊里糊涂做成的一件事，在他眼中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意义。但是《活着》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版本与余华原著的小说版本就有区别了：张艺谋在时代的背景中演绎悲剧，比如凤霞生产后大出血，是由于文革时期红小兵将知识分子打倒造成的。于是悲剧最终指向社会层面。而余华小说版本的背景相对弱化，他在作品中试图展示人生的现实，而不是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的现实，那么悲剧最终不过是与外在因素无关的真实的人生。
三、结语
关于所谓的《活着》是余华的转型的提法，由以上的种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余华的转在于作品的主题：由背离现实倾心于暴力和死亡的世界到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苦难，而在小说的叙述策略上余华一直还迷恋着先锋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在所谓的转型之后，余华9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依然执着于自己的先锋世界，比如《黄昏里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没有音乐》等，因此，所谓的余华的转型还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不能把同时期的所有作品一概而论。
〔参 考 文 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洪治纲.余华评传 〔M〕 .开封：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3〕 刑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 徐林正.先锋余华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