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历史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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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人类历史归属的追问,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回应。个性否定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不是共产主义的自然属性,它天然地渴望人性的复归,并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中实现着人性的解放和现实感性的提升,共产主义理应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归属。
  关键词: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人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16 — 03
  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历史终点的归属对于把握人类命途折点尤为重要。终点归属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斯芬克斯”难题,它是止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止于资本主义崩溃逻辑下的共产主义?对此问题的厘清解答,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从原文内容的论证纹理中找寻终点归属的理性推演。基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质阐释,确证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揭示由私有制衍生的异化的“生成运动”得出共产主义的现实必然,并通过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和对象性的现实占有重构出人性解放与现实感性提升的过程,使人们脱离“创世说”的抽象观念,进而在“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中接纳认同马克思所构思预言的科学共产主义。
  一、非自然粗陋:个性否定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
  国民经济学时代,私有财产被看作是无需解释的事实,资本家的利益成为事实下无可撼动的自然前提。从资本家利益这一前提出发,可以看到:被私有财产关系笼罩下的工人,不得不“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2〕,他们迫于生计而投入生产,违背本意地生产着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生产的结果必然是贫困的累积和资本的积聚。私有财产的关系既是异化的“现实的非存在”的劳动活动,也是超自然的无序的资本生产活动。一方面,它作为劳动,抽离人现实的本质使其奴化地劳作,劳动者沦为抽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作为资本,取消了社会的一切规定性而统归于同一的个体资本,为劳动所排斥”〔3〕。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进一步演变为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对立,但归根结底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这成为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扬弃私有财产、预设未来社会的逻辑起点。他们从私有财产的客体出发,试图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由于考察视阈和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将批判点聚焦于“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4〕,即对立存在的个体资本或是异己的特殊劳动,片面地主张普遍性的私有财产,由此产生了为马克思所诟病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其一否定个性。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世界中,物质财富的力量被无限放大,不僅要求私有财产由姓“私”改姓“公”,还扩大到想把一切私有财产都无法触及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占有,在其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出于这样的目的,人的特性(个性),诸如才能、天赋、感性乃至个体的生命本质,都被无情地抛舍,人作为共同体而生存。共同体的利益成为最高的准则,也是仅存的合乎道义的准则。排他的私有关系转变为普遍的共有关系,如同工人的规定被广推至一切人身上一样,到处充满着对个性的否定,强调“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其粗陋之处集中表现在对“公妻制”的颂扬,看似是对私有财产的奋力反击却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达成了对个性否定的成就。
  其二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之所以称其为鄙夷,是因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贪财欲驱使下的忌妒心,是一种低级层次的仇富心理,是一种非理性非自然的动物式欲望。它所追求的只是最低限度的平均主义,“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5〕它是自我设定的想象中的共同性劳动和工资平等的共同性的简单结合体,不仅在自然的类关系中,更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了人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6〕。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竞争本质,没有超越私有制孕育的主奴二元结构,更确切地说正是它构成了私有财产竞争的本质。基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大胆而果断地评价: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7〕。
  马克思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没能摆脱私有财产的羁绊,“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8〕,但这些缺陷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自然属性,它的产生源自粗陋共产主义驳斥私有财产的逻辑起点——“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正是因为它过于专注于私有财产自身设定的矛盾对立,而偏离了扬弃的正确轨迹反而要求普遍化的完成,进而导致了非自然的粗陋。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认识到了人是自身异化的扬弃,鲜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存在与非自由的生存。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揭露了资本家的丑陋嘴脸,从理想的角度中解释了卑鄙性个人的私有财产制度灭亡的必然性。这无疑闪烁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光辉,这种非自然的粗陋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共有和脱贫的探求,对后来科學社会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做了前瞻性探索。
  二、应然复归:自身还原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共产主义早期的探索中,存在着两种公认的形式,即政治性的和废除国家的形式。从其政治性出发,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或专制的。说它民主,是因为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性专制,从自然的本性中追寻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互等同中呼唤民主价值的永恒,这种民主是向人自身本质的归附;说它专制,因为它看透了私有财产滋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剥削的本质,它从灵魂深处渴望对异己的对立的存在物——资产者——的抗争,这是一种对违背人性的本真溯源。从其废除国家的性质来看,共产主义很早地就彰显了革命的属性——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甚至可以说它超越了秩序的层面,它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万物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反映到人自身,它是人向人自身的理性回归,因此,在早期的共产主义的两种形式中,都早已认识到人是人对自我的还原与复归,完成了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我异化的认知与扬弃。   这种还原是不彻底的,正如当时的共产主义是粗陋的一样,它“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质,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9〕。在实践中的体现为欧文、傅里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按照其设想的制度进行实践实验的失败。究其根本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片面性扬弃,批判起点的偏差引发了鄙夷的认知。如今,我们以纠正的眼光来看,科学的共产主义必定是对人性复归的肯定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对人自我异化方面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天然地从两个方面实现应然的复归:
  一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其复归的起点在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引发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手稿》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的,即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因为人的类本质也与人相异化了;人是社会的动物,同劳动者相异化的劳动产品必定属于不劳动的人,因而人与人处于对立的状态,人与人也异化了。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解释与分析本身就体现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谴责。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始终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其所谓的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代表少数人的。另一方面,不仅在人类社会当中,而且在现实的自然界中,人也成为了非自己的对立的存在,可感知的一切被神化了,一切对象性的存在成为了人所不能掌握的非对象性的事物,人与自然相隔离,也就是说社会与自然被分离。这些都是非正常的、非人性的、反常规的现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对这种不合乎道义的存在进行披露,揭示共产主义崇尚人性回归、人性本质的真理追求。
  二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在《手稿》中已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0〕。私有财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现实生产运动的结果,它的产生与出现对于实在的生成运动而言,是思维意识理解的对象和被认识的确证统一。因此,我们需要从扬弃的角度去感知、看待甚至理解私有财产的存在,这也就意味著从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看到革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的矛盾,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必然要引发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一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此外,还应看到私有制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较为辉煌的财富,展现了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璀璨劳动,体现了人能动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可见,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对一切与人所异化的一切的积极扬弃,人的本质的体现,更是从宗教神学、异化产品等对立事物本身向人自身存在的复归。
  总之,在共产主义的理性思辨中,自身还原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它本来就天然固有的本质特性,它验证并推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真起点与发展方向。更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的应然复归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的。从非人的对象反思人的对象性,在异化的现实中发现私有财产催生的自我生命的非现实的外化,从而揭示人通过对人本质、生命、对象化的人的意识理解来达到感性的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人不再是被动的,人成为主动与受动的统一体,人摆脱了被私有财产所奴役的牢笼,按照人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的存在、現实的存在,人活在自我享受和与他人彼此享受的乐趣之中。
  三、过程重构:人性解放与现实的感性提升
  共产主义带来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而推演得出的结果,而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并非人的发展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表现为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是革命的,是不断否定和消灭现存秩序之恶的,同时又是能够改造、提升人性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固定点,更不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共产主义,不需要通过否定神或扬弃私有财产而设定“人的存在”,像无神论或共产主义那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2〕。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从自身开始的肯定,是消弭了存在与本质的张力之后的整合。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人作为生命存在之链条的一环,人除了是要靠他人维持自己生活的,还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为生,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种从属的存在物。但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真正的人”“人的整全”要想成就其独立自由的本质,必须反叛上帝,必须排斥“被创生”的观念。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被创生”的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应将“存在与历史”的形成过程进行重构,并且要彻底地切断抽象思辨带来的自然存在与超验存在的关系,让人作为现实的人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状态。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产生的违背人本质的存在,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非人的自己,是异化的存在,是与人自身相对立。马克思通过感觉直观来阐述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镜像错觉,从根本上转变了自私有财产产生以来的抽象观念逻辑,将人拉回了现实的感性世界,重塑了人与自然界可感知、互察、互觉的原始联系。人不在是“抽象”的人,不再是物的附庸,而是人自身的存在物和创造者,他的存在只能与其自身有因果,是自我存在的存在,人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社会实践中都是与自身相呼应的存在。
  因此,在宗教神学领域中的超越众生的神被理性的科学所拆穿,人被证实是自我的现实的存在,“被创造”的神已被人与自然的真实联系所击破。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表明,人并不是在意识领域的观念存在,它是自然的人、现实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人是一个可以被实践直观观察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是抽离于历史的独立个体,是镶嵌在历史链条中永恒的环节。在现实感性的提升过程中,马克思对早期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进行了解构重塑,厘清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发展逻辑,彻底摆脱了私有财产束缚下的异化状态中违反人性本质的罪恶循环,实现了人的解放。人不再被异化的对象所裹足,人实现了在对象性的世界中全面的占有,通过感性的知觉去感悟对象性本质力量,认识到世间的一切——包括自然和社会,对于人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被感知的存在,是人的对象,更是社会的对象,人本身也成为了社会化的存在物。在对象性的世界中使人找到了自身自由独立的真谛,人成为了现实的人、自然的人。
  无产阶级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推翻这种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历史使命无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身,才能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意在对共产主义有更深刻的理解,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2〕〔3〕〔4〕〔5〕〔6〕〔7〕〔8〕〔9〕〔10〕〔11〕〔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50,67,78,79,80,79-80,81,
  81,81,85,92.
  〔责任编辑:谭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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