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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济宁博物馆；汉碑；任城王墓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0）29-0012-04
【作者简介】王栋，临沂大学美术学院（山东临沂，276000）书法专业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访问学者。
济宁市博物馆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博物馆。馆内的济宁千秋、济宁精品文物展、运河之都——济宁和朱复堪书法艺术展是常设展览，来此的游客通过这些展览可以领略和感知济宁地区厚重的人文风貌。博物馆东侧的铁塔寺古建筑群，是公元560年的北齐文化遗存。铁塔寺西侧的汉碑室，是由时任济宁市教育局局长的王大恕于1929年主持修建，原名“小金石馆”。从汉碑室介绍得知，该馆共存放汉碑八种及其他刻石十余种。这是一栋坐东朝西面阔五间的古建筑，所藏的八种汉碑及唐代碑刻《任城县桥亭记》在汉碑室中呈“一”字排开，高低错落，方圆并举。这些汉碑自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一直持续到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集中反映了东汉到三国魏时的字体变化、丧葬风俗和地域民风，是这一时期济宁乃至全国汉代碑制文化、汉字书法艺术发展的缩影。从其所藏的这些碑刻来看，基本情形如表1：
按济宁汉碑室现存的八通汉碑来看，所用字体均为隶书，书体风格多样，变化万千，是东汉到三国时期隶书发展的重要文献遗存。在汉碑室中，南面墙壁镶嵌的是朱君长刻石和另外三块刻石，地上所立碑石自南向北依次是《鲁峻碑》、庐江太守《范式碑》《郭林宗碑》《郑固碑》《景君碑》《郑宣碑》《武荣碑》、任城县《桥亭记》《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北面墙上镶嵌的是汉碑室兴建原起碑刻，后面墙壁有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翻刻刻石。
据汉碑室所存的碑刻来看，从字体上看，涉及篆书（碑额）、隶书、楷书和行书；从时代上看，自汉代开始，直至民国；从书法风格上看，或朴茂厚重，或秀逸圆劲，或率真刚健，它们对研究汉代隶书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些碑刻主要是汉代隶书、唐代隶书、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郭林宗碑》的翻刻，这些汉代及后世的碑刻，从其书体发展变迁来看，是研究我国汉字演变特别是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汉碑室的汉代碑刻来看，自《景君碑》到《范式碑》的刻立时间来看，这一时期正是汉代隶书发展成熟鼎盛时期。汉隶的平稳公正、飘逸灵动、朴拙厚重的多变风格在这些碑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历代名家多有评价，推崇备至，《集古录》《金石录》《隶续》《平碑记》《金石文字记》《金石萃编》《隶释》《庚子销夏记》《广艺舟双楫》等均有著录，它们是研究汉代历史与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不管是《景君碑》的结构淳古，风神飘逸，还是《鲁峻碑》的丰腴萧散，古逸之致，亦或是《郑固碑》的扁阔端严，古健雅洁，都是汉代隶书风格迥异的代表。不论是专业名家所书，还是普通匠人之手，都是汉代隶书的真实写照。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布局疏朗，簡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细腻传神，雕刻技法娴熟流畅，是汉代石刻艺术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近年来，好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研习和考察，一致认为济宁汉碑室的汉碑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汉碑精品成了凝固的历史，它贯穿了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汉碑室内的《任城县桥亭记》是唐代开元26年（738）刻，游芳撰文，王子言隶书，王日云篆额。该碑保存完好，惟下部有损毁，整体字迹清晰，刀法娴熟，点画形态饱满，是唐代隶书的典型代表作。该碑共19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41字，最少14字，共计669字，碑额两行六字，为唐代篆书碑额通行书写风格。王子言著录中未见。
从该碑书写艺术特点来看，它与同时期《唐御史台精舍碑》（723年）、《大智禅师碑》（736年）、《石台孝经》（745年），有众多相似之处。该碑较《石台孝经》的丰腴华丽、庄严恢弘有其自身的苍劲庄严，骨力劲挺，与《大智禅师碑》有同工之妙。该碑虽远处皇都，无唐隶名家的点睛之妙，却也是唐代隶书“以楷为体，以隶挑踢”的书写之法。诚如清代的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评价时所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
汉碑室内的其他碑刻作品也充分展示了唐以后不同书体的风格面貌，是每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济宁汉碑半天下，天下汉碑看山东”的盛誉并非虚语，济宁博物馆汉碑室内的碑刻就是最好的明证。
参观完济宁博物馆，我们又来到济宁市北的肖王庄附近，这里有东汉任城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从出土墓形制结构来看可与北京大葆薹、老山西汉墓相媲美，在东汉大型墓中颇具特色，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的发展演变，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20世纪90年代王陵一号墓对外开放，它以其规模宏大、结构形制独特、材料使用考究而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览。
一号汉墓在被盗掘的情况下，仍出土了大量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铜器及其他，其中三件玉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墓使用的黄肠题凑刻石。一号汉墓使用石材4000余块，其中大部分石块上都有字，有铭刻和朱书两类。据《东汉任城王陵》一书记载：“黄肠石壁内面、棺床石、封墙石上铭刻和朱书合计782块，为全国已见之最。”这些黄肠石题刻为先书后刻，均采用竖刻横放的形式。从所见铭刻和朱书，多者十字，少者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内容大多为当时的地名和管理官员、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码等。这些简单的铭文，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发展演变等研究资料。这些刻字所用书体为民间隶书，用笔简洁明快、质朴大方，遒劲挺拔，是东汉时期通俗隶书的典型代表作品，对研究汉字的字体演变和东汉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0）29-0012-04
【作者简介】王栋，临沂大学美术学院（山东临沂，276000）书法专业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访问学者。
济宁市博物馆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博物馆。馆内的济宁千秋、济宁精品文物展、运河之都——济宁和朱复堪书法艺术展是常设展览，来此的游客通过这些展览可以领略和感知济宁地区厚重的人文风貌。博物馆东侧的铁塔寺古建筑群，是公元560年的北齐文化遗存。铁塔寺西侧的汉碑室，是由时任济宁市教育局局长的王大恕于1929年主持修建，原名“小金石馆”。从汉碑室介绍得知，该馆共存放汉碑八种及其他刻石十余种。这是一栋坐东朝西面阔五间的古建筑，所藏的八种汉碑及唐代碑刻《任城县桥亭记》在汉碑室中呈“一”字排开，高低错落，方圆并举。这些汉碑自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一直持续到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集中反映了东汉到三国魏时的字体变化、丧葬风俗和地域民风，是这一时期济宁乃至全国汉代碑制文化、汉字书法艺术发展的缩影。从其所藏的这些碑刻来看，基本情形如表1：
按济宁汉碑室现存的八通汉碑来看，所用字体均为隶书，书体风格多样，变化万千，是东汉到三国时期隶书发展的重要文献遗存。在汉碑室中，南面墙壁镶嵌的是朱君长刻石和另外三块刻石，地上所立碑石自南向北依次是《鲁峻碑》、庐江太守《范式碑》《郭林宗碑》《郑固碑》《景君碑》《郑宣碑》《武荣碑》、任城县《桥亭记》《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北面墙上镶嵌的是汉碑室兴建原起碑刻，后面墙壁有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翻刻刻石。
据汉碑室所存的碑刻来看，从字体上看，涉及篆书（碑额）、隶书、楷书和行书；从时代上看，自汉代开始，直至民国；从书法风格上看，或朴茂厚重，或秀逸圆劲，或率真刚健，它们对研究汉代隶书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些碑刻主要是汉代隶书、唐代隶书、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郭林宗碑》的翻刻，这些汉代及后世的碑刻，从其书体发展变迁来看，是研究我国汉字演变特别是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汉碑室的汉代碑刻来看，自《景君碑》到《范式碑》的刻立时间来看，这一时期正是汉代隶书发展成熟鼎盛时期。汉隶的平稳公正、飘逸灵动、朴拙厚重的多变风格在这些碑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历代名家多有评价，推崇备至，《集古录》《金石录》《隶续》《平碑记》《金石文字记》《金石萃编》《隶释》《庚子销夏记》《广艺舟双楫》等均有著录，它们是研究汉代历史与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不管是《景君碑》的结构淳古，风神飘逸，还是《鲁峻碑》的丰腴萧散，古逸之致，亦或是《郑固碑》的扁阔端严，古健雅洁，都是汉代隶书风格迥异的代表。不论是专业名家所书，还是普通匠人之手，都是汉代隶书的真实写照。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布局疏朗，簡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细腻传神，雕刻技法娴熟流畅，是汉代石刻艺术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近年来，好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研习和考察，一致认为济宁汉碑室的汉碑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汉碑精品成了凝固的历史，它贯穿了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汉碑室内的《任城县桥亭记》是唐代开元26年（738）刻，游芳撰文，王子言隶书，王日云篆额。该碑保存完好，惟下部有损毁，整体字迹清晰，刀法娴熟，点画形态饱满，是唐代隶书的典型代表作。该碑共19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41字，最少14字，共计669字，碑额两行六字，为唐代篆书碑额通行书写风格。王子言著录中未见。
从该碑书写艺术特点来看，它与同时期《唐御史台精舍碑》（723年）、《大智禅师碑》（736年）、《石台孝经》（745年），有众多相似之处。该碑较《石台孝经》的丰腴华丽、庄严恢弘有其自身的苍劲庄严，骨力劲挺，与《大智禅师碑》有同工之妙。该碑虽远处皇都，无唐隶名家的点睛之妙，却也是唐代隶书“以楷为体，以隶挑踢”的书写之法。诚如清代的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评价时所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
汉碑室内的其他碑刻作品也充分展示了唐以后不同书体的风格面貌，是每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济宁汉碑半天下，天下汉碑看山东”的盛誉并非虚语，济宁博物馆汉碑室内的碑刻就是最好的明证。
参观完济宁博物馆，我们又来到济宁市北的肖王庄附近，这里有东汉任城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从出土墓形制结构来看可与北京大葆薹、老山西汉墓相媲美，在东汉大型墓中颇具特色，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的发展演变，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20世纪90年代王陵一号墓对外开放，它以其规模宏大、结构形制独特、材料使用考究而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览。
一号汉墓在被盗掘的情况下，仍出土了大量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铜器及其他，其中三件玉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墓使用的黄肠题凑刻石。一号汉墓使用石材4000余块，其中大部分石块上都有字，有铭刻和朱书两类。据《东汉任城王陵》一书记载：“黄肠石壁内面、棺床石、封墙石上铭刻和朱书合计782块，为全国已见之最。”这些黄肠石题刻为先书后刻，均采用竖刻横放的形式。从所见铭刻和朱书，多者十字，少者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内容大多为当时的地名和管理官员、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码等。这些简单的铭文，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发展演变等研究资料。这些刻字所用书体为民间隶书，用笔简洁明快、质朴大方，遒劲挺拔，是东汉时期通俗隶书的典型代表作品，对研究汉字的字体演变和东汉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