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济宁博物馆;汉碑;任城王墓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0)29-0012-04
【作者简介】王栋,临沂大学美术学院(山东临沂,276000)书法专业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访问学者。
济宁市博物馆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博物馆。馆内的济宁千秋、济宁精品文物展、运河之都——济宁和朱复堪书法艺术展是常设展览,来此的游客通过这些展览可以领略和感知济宁地区厚重的人文风貌。博物馆东侧的铁塔寺古建筑群,是公元560年的北齐文化遗存。铁塔寺西侧的汉碑室,是由时任济宁市教育局局长的王大恕于1929年主持修建,原名“小金石馆”。从汉碑室介绍得知,该馆共存放汉碑八种及其他刻石十余种。这是一栋坐东朝西面阔五间的古建筑,所藏的八种汉碑及唐代碑刻《任城县桥亭记》在汉碑室中呈“一”字排开,高低错落,方圆并举。这些汉碑自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一直持续到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集中反映了东汉到三国魏时的字体变化、丧葬风俗和地域民风,是这一时期济宁乃至全国汉代碑制文化、汉字书法艺术发展的缩影。从其所藏的这些碑刻来看,基本情形如表1:
按济宁汉碑室现存的八通汉碑来看,所用字体均为隶书,书体风格多样,变化万千,是东汉到三国时期隶书发展的重要文献遗存。在汉碑室中,南面墙壁镶嵌的是朱君长刻石和另外三块刻石,地上所立碑石自南向北依次是《鲁峻碑》、庐江太守《范式碑》《郭林宗碑》《郑固碑》《景君碑》《郑宣碑》《武荣碑》、任城县《桥亭记》《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北面墙上镶嵌的是汉碑室兴建原起碑刻,后面墙壁有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翻刻刻石。
据汉碑室所存的碑刻来看,从字体上看,涉及篆书(碑额)、隶书、楷书和行书;从时代上看,自汉代开始,直至民国;从书法风格上看,或朴茂厚重,或秀逸圆劲,或率真刚健,它们对研究汉代隶书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些碑刻主要是汉代隶书、唐代隶书、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郭林宗碑》的翻刻,这些汉代及后世的碑刻,从其书体发展变迁来看,是研究我国汉字演变特别是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汉碑室的汉代碑刻来看,自《景君碑》到《范式碑》的刻立时间来看,这一时期正是汉代隶书发展成熟鼎盛时期。汉隶的平稳公正、飘逸灵动、朴拙厚重的多变风格在这些碑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历代名家多有评价,推崇备至,《集古录》《金石录》《隶续》《平碑记》《金石文字记》《金石萃编》《隶释》《庚子销夏记》《广艺舟双楫》等均有著录,它们是研究汉代历史与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不管是《景君碑》的结构淳古,风神飘逸,还是《鲁峻碑》的丰腴萧散,古逸之致,亦或是《郑固碑》的扁阔端严,古健雅洁,都是汉代隶书风格迥异的代表。不论是专业名家所书,还是普通匠人之手,都是汉代隶书的真实写照。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布局疏朗,簡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细腻传神,雕刻技法娴熟流畅,是汉代石刻艺术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近年来,好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研习和考察,一致认为济宁汉碑室的汉碑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汉碑精品成了凝固的历史,它贯穿了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汉碑室内的《任城县桥亭记》是唐代开元26年(738)刻,游芳撰文,王子言隶书,王日云篆额。该碑保存完好,惟下部有损毁,整体字迹清晰,刀法娴熟,点画形态饱满,是唐代隶书的典型代表作。该碑共19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41字,最少14字,共计669字,碑额两行六字,为唐代篆书碑额通行书写风格。王子言著录中未见。
从该碑书写艺术特点来看,它与同时期《唐御史台精舍碑》(723年)、《大智禅师碑》(736年)、《石台孝经》(745年),有众多相似之处。该碑较《石台孝经》的丰腴华丽、庄严恢弘有其自身的苍劲庄严,骨力劲挺,与《大智禅师碑》有同工之妙。该碑虽远处皇都,无唐隶名家的点睛之妙,却也是唐代隶书“以楷为体,以隶挑踢”的书写之法。诚如清代的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评价时所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
汉碑室内的其他碑刻作品也充分展示了唐以后不同书体的风格面貌,是每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济宁汉碑半天下,天下汉碑看山东”的盛誉并非虚语,济宁博物馆汉碑室内的碑刻就是最好的明证。
参观完济宁博物馆,我们又来到济宁市北的肖王庄附近,这里有东汉任城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从出土墓形制结构来看可与北京大葆薹、老山西汉墓相媲美,在东汉大型墓中颇具特色,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的发展演变,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20世纪90年代王陵一号墓对外开放,它以其规模宏大、结构形制独特、材料使用考究而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览。
一号汉墓在被盗掘的情况下,仍出土了大量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铜器及其他,其中三件玉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墓使用的黄肠题凑刻石。一号汉墓使用石材4000余块,其中大部分石块上都有字,有铭刻和朱书两类。据《东汉任城王陵》一书记载:“黄肠石壁内面、棺床石、封墙石上铭刻和朱书合计782块,为全国已见之最。”这些黄肠石题刻为先书后刻,均采用竖刻横放的形式。从所见铭刻和朱书,多者十字,少者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内容大多为当时的地名和管理官员、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码等。这些简单的铭文,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发展演变等研究资料。这些刻字所用书体为民间隶书,用笔简洁明快、质朴大方,遒劲挺拔,是东汉时期通俗隶书的典型代表作品,对研究汉字的字体演变和东汉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0)29-0012-04
【作者简介】王栋,临沂大学美术学院(山东临沂,276000)书法专业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访问学者。
济宁市博物馆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博物馆。馆内的济宁千秋、济宁精品文物展、运河之都——济宁和朱复堪书法艺术展是常设展览,来此的游客通过这些展览可以领略和感知济宁地区厚重的人文风貌。博物馆东侧的铁塔寺古建筑群,是公元560年的北齐文化遗存。铁塔寺西侧的汉碑室,是由时任济宁市教育局局长的王大恕于1929年主持修建,原名“小金石馆”。从汉碑室介绍得知,该馆共存放汉碑八种及其他刻石十余种。这是一栋坐东朝西面阔五间的古建筑,所藏的八种汉碑及唐代碑刻《任城县桥亭记》在汉碑室中呈“一”字排开,高低错落,方圆并举。这些汉碑自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一直持续到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集中反映了东汉到三国魏时的字体变化、丧葬风俗和地域民风,是这一时期济宁乃至全国汉代碑制文化、汉字书法艺术发展的缩影。从其所藏的这些碑刻来看,基本情形如表1:

按济宁汉碑室现存的八通汉碑来看,所用字体均为隶书,书体风格多样,变化万千,是东汉到三国时期隶书发展的重要文献遗存。在汉碑室中,南面墙壁镶嵌的是朱君长刻石和另外三块刻石,地上所立碑石自南向北依次是《鲁峻碑》、庐江太守《范式碑》《郭林宗碑》《郑固碑》《景君碑》《郑宣碑》《武荣碑》、任城县《桥亭记》《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北面墙上镶嵌的是汉碑室兴建原起碑刻,后面墙壁有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翻刻刻石。
据汉碑室所存的碑刻来看,从字体上看,涉及篆书(碑额)、隶书、楷书和行书;从时代上看,自汉代开始,直至民国;从书法风格上看,或朴茂厚重,或秀逸圆劲,或率真刚健,它们对研究汉代隶书乃至中国书法发展的变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些碑刻主要是汉代隶书、唐代隶书、历代名家书刻和《九成宫醴泉铭》《郭林宗碑》的翻刻,这些汉代及后世的碑刻,从其书体发展变迁来看,是研究我国汉字演变特别是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汉碑室的汉代碑刻来看,自《景君碑》到《范式碑》的刻立时间来看,这一时期正是汉代隶书发展成熟鼎盛时期。汉隶的平稳公正、飘逸灵动、朴拙厚重的多变风格在这些碑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历代名家多有评价,推崇备至,《集古录》《金石录》《隶续》《平碑记》《金石文字记》《金石萃编》《隶释》《庚子销夏记》《广艺舟双楫》等均有著录,它们是研究汉代历史与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不管是《景君碑》的结构淳古,风神飘逸,还是《鲁峻碑》的丰腴萧散,古逸之致,亦或是《郑固碑》的扁阔端严,古健雅洁,都是汉代隶书风格迥异的代表。不论是专业名家所书,还是普通匠人之手,都是汉代隶书的真实写照。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布局疏朗,簡洁明快,人物形象生动,细腻传神,雕刻技法娴熟流畅,是汉代石刻艺术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近年来,好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研习和考察,一致认为济宁汉碑室的汉碑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汉碑精品成了凝固的历史,它贯穿了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汉碑室内的《任城县桥亭记》是唐代开元26年(738)刻,游芳撰文,王子言隶书,王日云篆额。该碑保存完好,惟下部有损毁,整体字迹清晰,刀法娴熟,点画形态饱满,是唐代隶书的典型代表作。该碑共19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多41字,最少14字,共计669字,碑额两行六字,为唐代篆书碑额通行书写风格。王子言著录中未见。
从该碑书写艺术特点来看,它与同时期《唐御史台精舍碑》(723年)、《大智禅师碑》(736年)、《石台孝经》(745年),有众多相似之处。该碑较《石台孝经》的丰腴华丽、庄严恢弘有其自身的苍劲庄严,骨力劲挺,与《大智禅师碑》有同工之妙。该碑虽远处皇都,无唐隶名家的点睛之妙,却也是唐代隶书“以楷为体,以隶挑踢”的书写之法。诚如清代的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评价时所说:“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
汉碑室内的其他碑刻作品也充分展示了唐以后不同书体的风格面貌,是每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济宁汉碑半天下,天下汉碑看山东”的盛誉并非虚语,济宁博物馆汉碑室内的碑刻就是最好的明证。
参观完济宁博物馆,我们又来到济宁市北的肖王庄附近,这里有东汉任城王及其配偶的墓葬群。从出土墓形制结构来看可与北京大葆薹、老山西汉墓相媲美,在东汉大型墓中颇具特色,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的发展演变,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20世纪90年代王陵一号墓对外开放,它以其规模宏大、结构形制独特、材料使用考究而吸引中外游客前来观览。
一号汉墓在被盗掘的情况下,仍出土了大量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铜器及其他,其中三件玉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墓使用的黄肠题凑刻石。一号汉墓使用石材4000余块,其中大部分石块上都有字,有铭刻和朱书两类。据《东汉任城王陵》一书记载:“黄肠石壁内面、棺床石、封墙石上铭刻和朱书合计782块,为全国已见之最。”这些黄肠石题刻为先书后刻,均采用竖刻横放的形式。从所见铭刻和朱书,多者十字,少者仅一字,四到六字居多,内容大多为当时的地名和管理官员、石工、送石者的姓名籍贯以及石块的尺寸、编码等。这些简单的铭文,却包含了重要的古代法律制度、陵墓制度、文字发展演变等研究资料。这些刻字所用书体为民间隶书,用笔简洁明快、质朴大方,遒劲挺拔,是东汉时期通俗隶书的典型代表作品,对研究汉字的字体演变和东汉书法艺术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