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汤唯、吴秀波主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讲述了“小三”文佳佳因为怀孕来到美国西雅图的“月子中心”待产，在经历了一系列价值冲突和生活的变动之后她终于摒弃了拜金的思想，和男主人公“月子中心”的司机弗兰克收获了一段朴实浪漫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上映以来却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至今票房已过四亿，远远地超过了同期上映影片。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火爆的上映佳况？仅仅是因为它是年轻人喜爱的浪漫爱情剧吗？影片宣传海报也把“浪漫爱情喜剧”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它的浪漫、爱情、喜感无疑是吸引年轻观影者的重要因素，但影片告诉我们的却不止这些，影片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对现实的反思，真爱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影片通过男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回归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对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做出了自己理性的思索和答案：那就是幸福的爱情必须建立在清醒的自我意识、内心的强大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上。影片传达出的这种积极的爱情观无疑会给拜金思想泛滥的当下社会注入正能量，这正是影片打动观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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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20、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后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各国带来了经济大萧条，为了摆脱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纷纷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各国政府的建议：国家干预市场、鼓励消费、维持繁荣（《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 陆梦龙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由此消费文化在西方世界开始逐渐形成并盛行。它为各国摆脱经济危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股追求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的消费主义也开始出现，正如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出现了“文化矛盾”，出现了“一切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出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也一起传入国内，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摆脱了生活的贫困之后物质上的满足和享受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尤其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逐渐接受了消费主义的观点，拜金思想开始泛滥，他们追求名牌，追求奢侈，享富炫富，消费变成了一种目的，“消费主义在于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 （《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王宁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45页）在消费欲望不能达的情况下有些年轻女孩和金钱的占有者在婚恋场域共同合谋了畸形的生活形态——婚外“小三”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并非少见的的情感形式。《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女主角曾做过美食杂志编辑的“小三”文佳佳就是一个拜金的秉持消费主义观念的典型代表。
　　影片开场一两秒钟的时间俯拍镜头呈现给了观众一片高楼林立、灯光闪烁的西方大都市的夜景，“现代”气息浓郁逼人，它喻示了影片讲述的故事一定是与物质、金钱、欲望、人性等相关，传播学中受众的替代心理使仅一两秒钟的镜头便紧紧地勾起了观众的观影兴趣。紧接着镜头切换，主角出场，节奏变得欢快明朗，文佳佳在洗手间补妆，一个妆容精致、衣着时尚、性格活泼张扬的美丽女孩出现在签证官面前，她英语蹩脚但却大胆无畏，凭着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机巧的应答获得签证，至此一个有些可爱、有些张扬、但却是真实的鲜明形象已经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一个外语不过关的女孩到了美国如何生存？接下来影片着重表现了文佳佳金钱至上的言行，这使她的美丽可爱打了折扣。下了飞机文佳佳因为月子中心派来接她的司机因事耽搁半个小时而大发其火，她特别强调：“我是花钱买服务的！”刚到“月子中心”文佳佳就打破了月子中心的和谐平静，她先是因为雅间的“雅”而要了雅间，在知道雅间就是不带卫生间的标准间之后，尽管别人都已睡下她仍然吵着一定要换套间，房东太太说没有套间了，明天给问问住套间的两个孕妇肯不肯跟她换后便不理她走开了，她无奈之下先住了雅间，但第二天当她发现楼上还有一个带婴儿床的大套间之后一定要住那儿，“价钱加倍。”文佳佳因为自己有钱一切都要满足她的享受的需求，“每天我都要吃阿拉斯加大螃蟹，我钱另付。”“把我的衣服也洗了，我另付钱。”“你确定我找的大夫是最好的吧？“会说国语，价钱最贵，又是女的，符合你条件的就这一个。”弗兰克买一条鱼只有八块五，而文佳佳买一只阿拉斯加大螃蟹要花280元。在老钟（她肚里孩子的父亲）答应圣诞节去看她后，她心情大爽到商场里不断刷卡，并提议弗兰克圣诞节给她开车，价钱三倍。可以说这时期文佳佳是阈于物质的文佳佳，她的理性自我意识迷失在了无限消费的狂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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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处于物质“现代化”进行时态，因此现阶段，国家鼓励消费以促进生产，但是过犹不及，过度的消费，极尽的奢侈在满足了物质需求、满足了虚荣心之后真的能带来精神上的幸福吗？影片中“包”是一个物质符号，文佳佳有无数的名牌包，肆意刷着无限额度的信用卡，她心情好要刷卡，心情不好也要刷卡，那么能供她无限额消费的“小三”生活是否就给她幸福的满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文佳佳的生活中存在着缺失。首先文佳佳缺失的是他人的尊重，正是文佳佳金钱至上的言行引发了同住一室的另一产妇周逸的反感，终至两人为看电视这样的小事大打出手，为了解郁跑到酒吧喝得大醉。其次，更重要的，是文佳佳内心情感的缺失。作为“小三“，她打孩子父亲的电话却经常是无法接通状态，对方打给她电话也多半是在她又狂购之后：“两天不来一个电话，一来电话就是关心花钱的事，我要是不花的他肝儿疼，他连这个电话也不会打。”美国的著名编剧布莱克.斯耐德在《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中说道：当主角需要什么或缺少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编剧）要向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主角生活中缺失的东西。……它们会成为反复的噱头并不断出现。（《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美]布莱克·斯耐德著，王旭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1页）《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故事正是运用了这一技巧，“名牌包”在影片中无数次地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映照了文佳佳感情的缺失，在老钟应允文佳佳圣诞节去看她却最终又照例送来了一个包之后，文佳佳失意地走在圣诞节夜晚的街头，看着家家院落装饰的美丽的圣诞灯光，感受着窗口传出的家人欢聚的温暖，文佳佳真切地体会到了孤寂，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那是夜晚的寒气所致，更是内心寒冷的反映。圣诞夜在弗兰克说钱能买法餐，能买游艇，也能买星期一到星期五早晨的油条豆浆时，她的一段自白式的话语具有黑色幽默般的辛酸：游艇、法餐、豆浆、油条，我都没有。我有包，有很多的包，我圣诞节有个包，我新年有个包，三八妇女节有个包，六一儿童节我也有一个包。我全是包，我全是包。文佳佳奢华背后的缺憾和落寞立现无遗。